其实自从朱元璋开创内阁制以后，内阁首辅的权利地位就一路高升，隐隐然与宰相之职有并驾齐驱之势。叶向高，历经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话语权不可谓不高，而且还是先帝爷的老师，可以说是权倾朝野。遗憾的是除了面对一个呆若木鸡的皇帝，还遇到了一个实权在握、党羽众多的刺头，就是魏忠贤这老家伙。作为东林党的党魁，他和阉党缠斗多年，结果可想而知。天启五年，有个不怕死的猛人，叫杨涟，冒死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彼时执掌司礼监，堂堂九千岁，可以替代天启批阅奏章，换句话说是天子脚下的第一红人，第一狠人，扮演的是比慈禧时代李莲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角色。叶向高审时度势，为了顾全大局，把杨涟这个惊世骇俗的奏章给压了下来，还在圣前美言了魏忠贤几句。后来世人皆因此事给叶向高扣上了“中庸/和稀泥”的大帽子，殊不知，彼时党派之争积怨已久，一个昏聩无道的皇帝加上个嚣张跋扈的九千岁，不是叶向高凭一己之力可以相抗衡。世人只看到他的忍气吞声，却忽略了他登上首辅三个月，就力排众议，为张居正平反。
对万历帝的怠政，叶向高曾经慷慨陈词：国家多事，朝政不行，臣浮沉期间，无所转移，实是有罪……然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无声嗅，听万籁之争鸣；如水之漫无堤防，任百川之自溃。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可以说是冒死力谏，震耳发聩了。可皇上依旧充耳不闻：你要抒情你就抒情，我饿了我要吃大饼。心灰意冷的叶向高最终也只得上交辞呈，但万历帝不准，叶向高辞职申请足足递交了62封之多，但全部都没有得到批准。叶向高只得称病在家，官员的文奏章都涌向叶府，在家处理国家大事，自然容易遭人非议，叶向高又只能出山。而内阁只有他一人，皇帝又不上朝，奏章多到处理不过来。以至于在叶向高主持科考时，奏章都如雪片般涌向科考场，成为一大奇观。
汉唐以降，至叶向高生活的明代中晚期，在180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经历了数次改朝换代，但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他们谋夺天下之时，为巩固新的王朝统治，依然施行“法治”但同时倡导“仁政”王道，就像老美一样，左手大萝卜，右手大棒子，软硬兼施。为了调节处理各方面的矛盾，也得适时摸索制定新的管理制度，诸如轻徭薄赋、贩灾济民、休养生息等等，营造一种“国泰民安”的假象，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思潮，包括官场规则、民间交往，均希望以“和”为贵，“中庸之道”自然就上升为解决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官僚之间各类矛盾的主流思想和处世哲学。儒家“中庸之道”被重视，被阐释，被广泛应用到实际中，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叶向高的立世和处事。所以，叶向高的“中庸”思想，其实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全面折射。
叶向高的持重务实，时人往往因其善于协调各方意见而诮之为“骑墙”，殊不知这恰恰是叶向高老成持国的政治品格，也是折中调和的政治智慧的表现，在晚明党争哓哓不休的背景之下，斗而不破，忍而不怵，这一点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坚；江海之壮阔，引来百川入海。也因此，叶向高对于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是认为不合时宜更不敢苟同的。他曾经如此评价张居正：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权，终以贾祸。言外之意，权高势重，锋芒毕露，最终只会招来隐患。当然，张居正最终还真是难逃一劫，到头来还是叶向高帮他平反。
平心而论，叶向高纵然不是一个伟大的舵手，和阉党魏忠贤的斗争中也落于下风，但终究是一个大义凛然，有大气节之人。给事中章允儒被廷仗，叶向高营救；御史帅众被流放，叶向高营救；给事中傅营魁被贬职，叶向高营救；给事中陈良训被下狱，叶向高以辞相营救……如此种种，不胜枚数。堂堂一个明王朝的内阁首辅，变成了一个专业救火队长。
纵观叶向高两次出任首辅，面临着各类棘手问题:财政危机、辽东战事、万里怠政、国本之争、党派之争、官官专权等，这些问题把明王朝搅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大明一步一步滑向深渊。但叶向高在任期间曾大败倭寇、驱赶荷兰入侵者，粉碎了他们霸占台湾的图谋。还推荐好友沈有容出任福建水师参将，率军平倭。他善于决断大事，为万历帝出谋划策，调剂大臣之间的关系，更对维护太子正统、遏制魏忠贤的势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危机四伏中，是叶向高苦苦支撑着为大明续命。
每天晚上，不管风雨如晦还是月朗星稀，叶向高在油灯下翻阅那些奏章时，抬眼望向夜色苍茫中的皇宫，总会心生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愤懑。他枯坐在那里，宛如身着丧服的长者，每一折奏章都是一首隐忍的悲歌。他的一生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年少得志；紧接着只有几阵懒懒的微风，碌碌无为；风过之后，艳阳在天，入阁为相，踌躇满志；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终曲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重新隐退，两次的辞官拜相……
所以说，叶向高在历史长河中，和那些醇儒贤臣比起来，可能算是中庸之辈；但在他的时代，贤臣除了他悉数凋零，他作为独相，陈弊矿税，调和党争，对抗宦官，营救忠良，上面谏忠言，下体恤民意，当之无愧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在叶向高离职后不久，天启五年，魏忠贤一党模仿梁山好汉排名编辑了著名的《东林点将录》，叶向高在其中高居第一，获得了宋江曾经的绰号：天魁星及时雨。而在他的老家福清，他的后人为了表彰他的成就，也建造了如今依旧令人瞻仰的功名坊--黄阁重纶坊。
1627年，即天启七年，六月的一个午后，福州朱紫坊的芙蓉园，初夏的微风在花园的树丛中流动，两侧马鞍墙探出蜿蜒而高耸的巷墙，入口内凹，显得谦虚而不失威严，庄重而不失精巧，从门帘外还会飘进来菡萏的清香、荔枝的芬芳。
曾两度担任内阁首辅大臣、时年已68岁的叶向高正与闽中名士曹学佺喝茶。叶向高还在打趣着曹学佺的名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说完拍膝长笑。这时有着有着“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走了进来，俯掌致意。叶向高笑了起来，说道：“你们二位都意在出世，但一个奉佛，一个辟佛，趋向不同，为什么呢?”艾儒略说:“都是以生死大事为重罢了。”曹学佺说:“我对于佛教，是择其善者从之……”就这样，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次脍炙人口的对话拉开了，史称“三山论学”。
几个月后，叶向高溘然长逝。纵观他的一生，不论身处朝廷之高位，还是归隐山野之低洼，都实现了双向奔赴：忠君爱民，治家平天下。在内阁十二年，“不曾向内阁请求一私事，不曾受人一钱，不曾陷害一人”，辞官归隐之后，依旧心系天下苍生，和艾儒略以及“西学东渐”第一人的利玛窦结成了莫逆之交，共同探讨天理世道更为理性的深层奥义。叶向高的出生地福清是沿海地区，他的眼光也从不拘于母性的国度，而是远眺海洋，以宽广的胸襟放眼世界。所以他的字号都蕴含山海激荡之意：台山、海上贱儒，海上孤生。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叶向高则算是明末“放眼看世界第一人”。
叶向高不但是一位杰出政治家，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的创作与思想与同时代的文人追慕时风不同，温柔敦厚、性情雅正，极少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辞，他一直致力于对台阁体的重新倡导与创作实践，在他的倡导下，台阁体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翰林学士和上层文人的竞习对象。
他的书法也是自成一体，恣意汪洋，有风卷云霞，天风浩荡的爽利之美。放达洒脱之貌，法度森严之神，酷似他豁达而不失谨慎的内心和格局。
在朝时他胸怀庶民，就算归隐田园，依旧热衷于公益事业，创办福州公馆，为进京赶考的穷困书生提供栖身之所；修古迹，建桥梁，开辟瑞岩山等各大景区；又修建一座“义园”，专门收存在京亡故的福州十邑乡亲的遗骨，运回家乡厚葬；并为黄檗寺僧人请得朝廷所赐大藏经数百函，还求得神宗皇帝亲笔御赐的匾额“万福禅寺”，至今数百年过去，依旧香火鼎盛，闻名遐迩；还耗斥重金重修了福庐寺、香山寺、瑞岩寺、灵石寺等寺庙，秉承自己对于佛道的传承和释义。同时，帮艾儒略大力引荐各方名流，让天主教在各地生根发芽。在那个封建传统的年代，难能可贵地突破了文化的囿限，西学东渐，可以说，天主教能在明代福建得以广泛传播，叶向高绝对功不可没。
如果套用林语堂评价苏东坡的语句，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叶向高，是匡时伟器的士大夫，是悲天悯人的当权者，是经略宏才的政治家，是乱党之争的调和剂，是理想主义者，是产出富庶的文学家，是经阁体书法的翘楚，是放眼世界、西学东渐的引路人，是力保忠良的及时雨，更是云霄千古的飞须先生。
2023.7.20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