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母亲（下）
（摄于1970年12月）
石泉派性斗争因基本是一派独大，另一派偃旗息鼓。所以从1967年下半年形势基本平稳，老百姓生活开始恢复正常。1968年3月11日（石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项工作也慢慢走上正轨。68年7月县革命委员会宣布解除武斗组织，收缴武器。10月到1969年开展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关管了一批武斗份子。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这一阶段母亲被银行抽调到整顿办公室，参与上述工作。我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出去外调（即调查落实一些干部职工的不太清楚的历史等问题，以便甄别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到过上海，青海省和河南省几个地方，还有陕西几个县。接待外地外调人员。比较忙，但是母亲很认真投入，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这期间我们家老二老三断断续续复学，我在家没事负责带老四。父亲也恢复工作。家庭生活也正常了。
这种生活到了68年11月又发生变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属于第一批必下的对象。父母都是干部，子女应该带头。我就和四男三女被安排在离家大约30—40里的迎桥公社新庄一队落户了。这一去就是将近两年。走时母亲眼泪汪汪，我记忆犹新。为此，母亲又专门为老四文峰请了一个保姆，是铺子湾的一个老太太，她待文峰很细心，很尽责。
之后就是母亲送我参军入伍。送老二上大学，送老三上山下乡。老四开始上学。儿行千里母担忧。每送走一个儿子对母亲都是一次心灵震动。个中感受只有母亲知道。
（我入伍时全家照摄于1970年12月26日）
（摄于1971年夏）
（摄于1972年秋）
影视作品来源于生活，有时候就发生在身边。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一个情节就是剧中人军区参谋长石光荣的家乡亲戚来到他家，发现一台缝纫机就表示想要，石光荣即刻就答应了。这台缝纫机是他老伴的娘家陪嫁，是一个念想，未经她同意就送人。两人为此就吵闹起来，最后还是被拿走了。这个故事同样也发生在我们家里。大约是我入伍后的1972年，山西老家我二伯的二儿子董永丰专程来到石泉家里。我二伯去世早，二婶一人抚养六个孩子很不容易。老家很少来人，父亲母亲热情款待。临走时他提出要家里的缝纫机，父亲也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并拆开打包。母亲回家发现后对不征求她意见就不太高兴，虽然最后母亲顾全大局让他拿走了，但是心里总有点不舒服。为这事父母分别都给我写信提到。我当时觉得从父亲和母亲的立场来讲都对。我就劝解他们。第二封信父亲就告诉我这件事你妈已经云开雾散了。
说到缝纫机，也是缅怀母亲时重要一笔。母亲一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工作业务娴熟，处理问题得心应手，工作风格雷厉风行，干脆利索。在处理家务上，也是一把好手。无论是厨艺，还是针线活儿。都能拿的出手。当年家里人多，缝缝补补几乎是常事。我经常看到母亲和外婆在收叠洗过晾干的衣物时两人都拿着针线，遇到脱线，小洞时顺便就缝补好。避免“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的情况发生。自从缝纫机进入家庭，母亲就想买一台。一是缝缝补补方便，二是母亲有三个妹妹，让她们学一点裁缝手艺也能储备一项生存技能。母亲高瞻远瞩，后来的事证明了她是对的。她大妹妹先天性聋哑，但人很聪明。她就慢慢摸索学会了裁缝手艺，经常接活儿回家做，给自己挣生活费。我记得家里曾经先后买了4台缝纫机。买第一台时大约是全家1962搬到石泉后父亲在机械厂工作时的事情。当时计划经济下所有商品都是计划分配。诸如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这些物件市场上没有卖的。一个单位一年分配几件指标不一定。好在当年工资低很多家里都不买。父亲分配到一个缝纫机，母亲拿出不多的积蓄买回来，这是父亲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我记得是上海造的“飞人牌”。全家都很高兴。母亲带头学习操作使用。带动她的妹妹和瘸腿的弟弟都开始学。这台缝纫机在外婆一家离开石泉回白河时带走了。父亲调到电厂工作后把家也搬到厂里，这一年厂里又分配到一个缝纫机指标，刚好没人要，母亲就买回来。是上海产的“无敌牌”。就是这一台被董永丰拿到了山西，不久母亲又设法买了一台。这台缝纫机也被她二妹妹有偿拿走了。大约是1977年，母亲二妹妹没有工作，她学会了缝纫技术参加居委会组织的缝纫社要求自带缝纫机。当时买不到，就和母亲商量，母亲得知这是她的一份工作便爽快的答应了。就这样三台缝纫机都没有留住。之后母亲又设法买了一台。这一台总算伴随她到最后。
1976年3月我退伍回家。这一年党中央果断的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活动。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扭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母亲被县上抽调到整顿农村工作组。任池河组组长。任务和近年的扶贫工作差不多。主要就是帮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母亲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亦有经济工作的灵活思维，加之她在银行管着贷款。使她有了大展身手的机遇和平台。母亲施展出她的亲民策略，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取得农民群众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协助农村，农民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请县上一些专业人员来出主意想办法给当地创造一些发展经济的项目。在母亲的不懈奔波下，并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资源以及自身优势。为当地创办了粮食加工项目，解决了农民每家每户自己加工原粮的传统做法。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她还协助农民办理养殖场，由散养家禽家畜逐步走上集中大量规模养殖的工厂化管理。即增加了养殖数量又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农民收入。这些虽然未能根本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但也是一种改革的尝试。母亲的这种尝试的确收到一定的成效，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好评。充分展示了母亲超凡脱俗的工作能力。
当时文革的流毒任然很顽固，时常就显露出来。一些农民头脑灵活，市场信息灵通，便搞一些倒买倒卖的行为。这其实是在搞活市场，搞活经济。但是一些工作组成员仍未跳出“文革思维”，用“阶级斗争新动向”看待这一新生事物。抓住这些人和事后，进行所谓的“斗批”。就是把他们游街示众，大会批斗。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些搞“斗批”的人政策水平太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做法就是文革流毒。其实倒买倒卖行为也体现了劳动，付出了资本，只要他不违法，则完全是一种活跃市场的经济活动。当时母亲到县上开会几天，返回发现这种做法后当即进行了制止。并放了被批斗人员。母亲还组织工作组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市场经济知识。尽力避免这种有损党的形象，违背国家政策，迫害百姓的事发生。
文革十年，母亲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同时也丰富了她的经历和经验。锤炼了她的意志和性格，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这为她以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