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从小听父母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就有个心愿，要把发生在他们身上传奇的经历写出来，却迟迟不敢动笔，总担心自己词不达意，不能把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美好的，单纯的，坚贞的爱情故事表述清楚。这几天，翻捡父母留下的旧物，再一次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

一、身 世

      母亲出身于成都颇有声望的大家庭，她的舅舅是当时的四川都督尹昌衡。外祖父考上晚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留学日本，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出任四川省实业司司长，1915年他代表四川省，携“五粮液”等国货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借机游历全美，出版了《旅美调查记》一书。她的两个叔叔和姑父也都是欧美名校毕业，在各自行业皆有所建树。

      父亲出身于贵州威宁一个彝族头人（土司）家庭，是家里的独子。祖父在云、贵、川三地间从事贩盐和木材生意，手里有地，有林，有枪，有娃子（奴隶）。走南闯北的，算是有些见识，所以舍得出钱供父亲外出读书。父亲的舅舅参加过北伐，后来在他母亲的召唤下不得不回到家乡会泽，做了牧师。父亲受他的影响很深，总想出去闯一片天地。

      父母相识于1949年的成都，母亲和他的五哥当时在成都金堂县的蜀贤中学读高中。父亲因为在昆明组织学生运动被出卖，辗转来到成都，也进了蜀贤中学。在校期间，一次五舅突发重病，跟他同宿舍的父亲忙前忙后帮着照顾，并随母亲一起将五舅送回位于成都金河街29号的公馆。后来五舅住院的近两个月时间里，父亲和母亲几乎天天见面，慢慢的彼此间有了一定的了解，父亲的稳重、热心赢得了母亲的好感。按父亲的说法是：“建立了单纯的革命友谊。”

      父亲和他的两个在“华西大学”读书的族哥同是党的外围地下组织“MS”的成员。1949年底，组织遭到破坏，情急之下父亲不得不马上离开成都。当天傍晚，父亲悄悄来到母亲家中，母亲正卧病在床，隔着蚊帐，父亲把封皮是天南中学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手抄本、《苏共党史》、《唯物辩证法》等几本红色书籍和一些文件摘要等交到母亲手上，再三叮嘱母亲，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以后一定会回来取。

      就在告别后快要走出母亲家院门时，父亲突然掉头，飞快来到母亲床前，掀开蚊帐，在母亲额头轻轻的一吻，转身就跑了。多年以后母亲常常在我们面前打趣说：“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人就不见了”。这个时候父亲就会骄傲地说：这是我加盖的印章，从此以后你们的妈妈就死心塌地，非我不嫁了。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自此一别，再次见面已是八年之后。

       八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解放后，母亲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外祖父和他的小老婆一起失踪，家中三处房产，春熙路药店股份等动产、不动产等尽数变卖，用来补缴了“退押”款。外祖母带着四个亲生子女，搬到了南门外石羊场近慈寺旁从前一户佃户人家留下的茅棚里居住。生活没有了来源，哥哥生病，妹妹们都还小，母亲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就要毕业时选择了参加工作。先后在金堂县当小学老师、校长、县委干事。中间差一点去了空军部队，母亲说参加完体检后，她就随县委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了，等回到县城，拿到入伍通知书时，已经过去了两天，她马上打上背包徒步去追赶部队，等赶到驻地，部队早已开拔。后来在县委的支持鼓励下，母亲以调干身份（带薪21元/月）考上了“西南俄专（现在的四川外语学院）”，每月的调干津贴除去花销，还能省下5元补贴家用。

      父亲这边，先是回到贵州老家的“石门坎教会学校”教书，暗中做着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运动的工作，不久暴露，只得又离开家乡，来到祖母老家所在的云南会泽县。还是一边教书，一边做着地下工作。云南解放前夕，父亲主动向组织申请到他的堂哥安尊三的反动部队做起义动员工作，策反没有成功，还差点丢了性命。幸好有同情他的亲信及时通风报信才逃过一劫。这支部队最后被解放军消灭，但这次经历也成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在以后的历次斗争中被拿出来审查、批斗。 解放后，父亲先后在会泽县做调委主任（法院院长），昭通专区三区区长，昭通企业公司等。

      杳无音讯的这些年里，母亲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父亲，但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提供的信息又太少，一直没有得到父亲的可靠消息。漫长的等待中，年轻的母亲脑海里闪过无数的念头。在后来后给父亲的信中，母亲写道：“当我认为你已经牺牲的时候，我的心里是痛苦的，你交给我的书，抄的诗，你给我的照片和钢笔，纪念章，它们和我一起在金堂住了六年，他们在我的工作上曾经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另一种假设是你还活着，但活着并没有给我来信，也没有向以前的朋友打听我的消息，那么，会是怎样的活着呢，是以一个功臣英雄的态度活着吗？是当了大首长忙得顾不了写信了吗？有时我想，会在一个英雄报告大会的时候突然发现是你，我会跑上来拉着你，骄傲的看着这样一位友人。你或者会皱皱眉头，或者会说，对，我们认识，但一定会是淡漠的。”

       到了1956年，母亲在“西南俄专”的时候，通过组织多次给父亲的老家贵州省威宁县，云南省会泽县和云南省昭通县的相关部门发出了帮忙寻找父亲的信函。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寄往会泽县组织部的一封信件，辗转送到了一个父亲的老熟人手里。原来为了逃避追捕，离开成都后父亲就改了名字。

       得知父亲的下落，高兴之余，母亲却异常冷静，她并没有急着马上联系父亲，而是又给父亲工作所在地的昭通专区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跟父亲相识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情况，并请组织帮忙了解父亲这些年来的工作经历和婚姻状况。在得知父亲仍是单身，并且一直在为党工作后，母亲终于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当组织把母亲来信的消息转达给父亲的时候，他正在党校参加“学习班”。为之前的“历史问题”接受组织的调查。因此兴奋之余，父亲却十分犹豫。一方面这么多年他也一直在不断打听母亲的消息，寄往成都金河街母亲家中和金堂蜀贤中学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现在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但目前的处境又让他担心这个时候跟母亲取得联系，会不会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犹豫再三，控制不住对母亲的思念，父亲鼓足勇气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敬爱的五妹同志，亲爱的同学和朋友：正如你知道我还活着一样，我从没有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从参加革命到现在，我什么都丢了，但我箱子里现在还保存着你送给我的一块兰花手巾，也许你忘记了，将来你会看到它的。有时我想除了梦里能见到你，也许这一辈子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想你可能参加工作到外地去了，又或者跟随家人去到了海峡对面 。我有时又这样想，过些年当我老了，成渝铁路（内昆线）通了，也许在火车上，在成都的公园和大街上我会突然碰到你，第一句话我得说：五妹，你还认识我吗？而你会一愣，但马上会想起，是的，我还认识你，我年轻时的朋友。现在幻想成为了现实，多么的不可思议。我现在只遗憾没有早一点尽最大的努力来寻找你，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你能原谅我吗？

       五妹，你看过牛虻吗？他的坚毅勇敢，对待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受苦而不诉苦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这些年我虽然起起伏伏，但我始终坚信我的问题最终会弄清楚的，我想我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永远做党的忠实儿女”。

      母亲在给父亲的第一封回信里表达了她无比的高兴和想念，她写道：”我不想掩饰这红色信纸上，几乎完全不认识的笔迹带给了我多大的快乐，我将以同样的代价来向它的主人致谢。我要把七年来积压着的话语告诉你，是的，现在是应该倾吐的时候了。七年，对于我们几乎是孩子似的纯真感情是多么严正的考验啊。我认为我们结识的时间不算长，也不是彼此真正的了解，因此，其后果是很难估计的。虽然如此，我自己非常尊重我们曾经建立过的友谊。七年，对一个从18岁到20多岁的女孩来说，在对待“尊重过去的友谊”这个问题，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它也使我痛苦过，但我终于算是胜利的经受了这个考验，我要告诉你，七年中曾经有九个男孩子向我提出过“友谊”或者“婚姻”的问题，我坦率的告诉了他们，我有朋友（但我心里也问，在哪儿呢？），我全部拒绝了。我总觉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情况前，和别的人好是很耻辱的。但是你在哪儿呢？有时候我也想，你活着，可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心里绝不怨你，这不能怪你。现在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在彼此完全没有消息的七年中，大家都是忠实的，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不是吗？”

      甜蜜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父亲回到了工作岗位，又开始了他们两地分居鸿雁往来的牛郎织女生活。

      50年代中期，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急需大量的俄语人才。品学兼优的母亲还没有毕业，就早早被“四川大学”看中，一毕业就分配到四川大学外语系任教。那时母亲还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父亲可以调到成都工作。毕竟不管是生活，气候，还是未来发展，成都都更为合适。他们也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一度四川大学已经同意接收父亲，安排到保卫部门工作。但昭通县委组织部迟迟不肯放人，父亲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热爱的地质勘探工作。来来去去，一晃又是两三年。昭通文教局不知从哪里知道母亲正在联系调动到云南大学工作，就打起了挖母亲来昭通地区一中教外语的主意。他们动员母亲，到昆明工作毕竟还是两地分居，不如一步到位。彼时苏联专家已开始从中国撤离，部分中学已经开始改学英语，像母亲这种既懂俄语又懂英语的专业老师，昭通一中求贤若渴。

      一开始母亲并没有动心，毕竟从一个有优越感的名牌大学教师到一个偏远的小城市工作和生活，并不是自己的理想。母亲为此斗争了很久，她对昭通的印象并不是太好，寒冷的冬季，凛冽刺骨的风雪，家家户户冒起的大烟囱，常常让她望而生畏。但是长期的两地分居，年过30仍不敢要小孩，促使母亲痛下了决心。父亲对母亲的决定既感动又抱歉，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稳定，成全父亲的事业，母亲放弃了自己的前程，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环境。父亲自此发誓要一辈子对母亲好。

      电视剧“父母爱情”中有很多我的父母的影子，但是大家庭出身的母亲从来都不是任性娇气，爱发脾气的大小姐。相反，从小家庭的变故，养成了她成熟独立，倔强坚毅的性格。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每天被批斗，关牛棚，贴大字报。一次探望父亲时，父亲对母亲说：“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般侮辱了，你好好地照顾好自己，把四个孩子拉扯大，我先走一步了”。母亲强忍住泪水问父亲：“你承诺的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走了，就是没有兑现你的承诺”。父亲听完沉默了。

      从此对母亲的承诺贯穿了他的一生。母亲是幸福的，她的幸福不仅是父亲一生对她的承诺和宠爱，在她身上我看到更多的是为自己喜欢的人降低生活质量的不埋怨和对生活的直面与勇敢。

      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他们偶尔也发生口角，父亲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生过气。父亲是幸福的，他的幸福，不仅是因为母亲一生对他的专一的爱，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他的善良知足和担当。

      风风雨雨，父亲和母亲携手走过了60多个春秋，如今母亲离开我们五年整了，父亲也走了三个年头。我想像他们这种离散八年却互相坚守，经受住考验的忠贞爱情，世间应该是不多的。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似乎每个人在爱情里都不想让自己受半点委屈，也不想为对方付出。婚姻好像是一场博弈，一直计算着对方与自己的筹码，想让对方变成自己永远喜欢的样子，想要满意的物质生活。这或者最初完美的爱情随着时间流逝会渐渐消磨殆尽，只剩冷漠与将就。

      父母的故事就像是一本婚姻与爱情的教科书。它教会了我们获得幸福的方式：爱是相互的，能够互相尊重和依靠，爱一个人的同时也被对方爱着，一起白头到老，等到生命的尽头还能对着他（她）说：我还没和你过够，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