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母亲（上）
（摄于60年代末）
196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也是多事之秋。国家，社会发生了很多大事。我们家庭也发生了一点变化。本来随着父亲母亲工作的基本固定，我们家庭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全家准备好好安排家庭生活。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持续了10年的动乱使得上至国家高层，下至黎民百姓，基本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父母亲也不例外。父亲被造反派夺权后每天默默无闻的担任抽水工作。母亲在银行卷入了派性斗争。经历了被批斗，游街，抄家的文革标配。虽然相比较不太严重，还是给父母亲，给我的家庭造成一些消极因素。整个石泉县的派性斗争很快被造反派一派独大，另一派便自动偃旗息鼓。停止活动并解散了队伍。这样一来石泉反而平静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一派的解散是很英明的决策。没有导致石泉大规模武斗。老百姓还能正常生活。但是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不甘寂寞，在本县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又参与外县的派性斗争。导致一些干部群众的伤亡。
母亲随着她们一派组织的解散基本置身事外了。每天到单位打个卡，没有多少事。日子也还清闲。这一年九月底我的又一个弟弟文峰出世，照护母子的任务落在了父亲和我们三兄弟身上。感谢电厂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没有再为难父亲。父亲才能静心照看母亲及老四。我记得当年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母亲在月子里也没有享受到充足营养，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除了按照规定供应的肉，鸡蛋外基本再没有啥了。都是平常饭菜。好在母亲身体素质好，健康没有受到影响。当时学校都已停课。我们三兄弟也在家无事，就帮助带老四。每天我帮助父亲做饭洗衣物，老二老三则主要帮助带弟弟。这种平淡，平静的日子维持到11月份就被打破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多事情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革的冲击很快就又波及到我们家的平静生活。。
（摄于1966.1967年）
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把学生串联行动的狂热性发挥到了极致。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到处串联，鼓吹造反有理。一时间红卫兵接待站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这股风暴也迅速刮到石泉。初高中学生纷纷要求加入串联大军出去串联，造反。县上也不敢不支持。家长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只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运动。又不敢阻拦。于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也被裹入进去。稀里糊涂的就和同学们加入了串联队伍离开父母，离开家盲目的踏上了外出串联的道路。离家时母亲从不宽裕的布票，棉花票中给我买新布新棉花连夜做了一件三面新的外套式棉衣。因为当时已经是11月份，天冷了，怕我冻着。母亲给我把钱，粮票分开放到几处并亲手给我打好背包（我们都是自带行李）父母亲对我出门很不放心，我当时虽然已经满了16岁，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更没有出过远门。这一次不仅要离开父母出远门，而且没有目的地，没有目标，完全是一种盲目的行动。
当时我在家管家，照护几个弟弟主要靠我，父亲母亲都还要上班。尤其是老四文峰刚刚满月，更是离不开大人。安排好家里尤其是老四是一个首要问题。其实在这前不久外婆来信说她最近身体有恙，想到石泉来治病，母亲被学生串联的事搅得心烦意乱，还没有来得及给外婆回信。这时母亲就让我给外婆去信接外婆来石泉一边治病一边帮忙照护老四文峰。并汇去了路费。信刚刚发走，外婆还没有来，学校就通知我们这一批串联的敞篷汽车已经安排好，近期出发。我们一群15—16岁的大孩子怀揣钱粮，肩背行装，手捧红宝书，满怀一腔莫名其妙的豪情。踏上了一条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没有行动路线，没有行动计划的所谓串联活动。去“经风雨，见世面”了。
古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这一走把母亲的担忧，母亲的心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