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下乡安宁知青六十周年回望
安宁第一中学综合教学楼
黄心杰在安宁四中建校十周年活动讲话
回头一笑忆人生
黄心杰
1964年9月2日下乡，转眼已六十周年。知青们忙于筹划纪念日活动，领导小组让我写篇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白内障疾病已造成我书写十分困难，但仍勾起我对过去岁月的诸多回忆。人生已至此，“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也罢，随心写上几笔，供安宁众知青茶余饭后笑一笑，也不是完全无意义之举。下面说说我和不少知青的教书匠的生涯。
要做就做一流的
我1961年从昆二中初中毕业，考上了昆八中高中。当时昆二中一个班能考上昆八中的就三、五人，这应当也属“金榜题名”了吧。在八中结识了好几位赫赫有名的名师，是我一生中遇上的最好的老师，如语文老师李必雨，数学老师王永年……其他还有几位，都成为我终生崇拜的恩师，成为我1971年从教之后的偶像，成为我成长道路的楷模。
在如此多良师的熏陶下，我每学期均被评定为优秀生。高三毕业考，我是全年级政治学科唯一的100分。
正当如火如荼迎接高考之际，昆明中学界兴起了上山下乡高潮。昆女中黄瑜、王珊，昆八中王小明、罗秉森等同学甚至放弃中考、高考下乡。我的班主任亦动员我下乡，我回答之“我照党的号召办，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先参加高考，若落选一定下乡。”结果我果然落选，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无须再说！
高考落选后，我没有流泪，没有悲伤，没有告知父母，毅然决然报名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时代的号角，时代的强音。
这样，1964年9月2日，我背着铺盖卷到了安宁县太平公社桥头大队糍粑铺生产队，当上一名公社社员。
1964年10月，太平公社葡萄桥村1964年知青收稻谷
插队仅两个多月，四清工作队进村了，其主要任务是批斗四不清干部。几次批斗下来，该队会计受不了自杀了。该村便再无识字人，迫使我这个刚下乡三个多月的高中生，坐上了会计的交椅。在不知会计为何物、无任何人帮助下，经过一个来月的摸索学习，完成了年底的年终结算，把全年全体社员辛勤劳动的果实（粮食和现金）分到了每家每户。这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次文化实践，这是知识的重要，文化的重要。
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几年后，我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并在农村安了家。
1971年8月，文革仍处于造反派当家的时期，但当时的昆明市委领导没有忘记我们这批下乡到安宁的知青，几乎无一遗漏地安排我们返城了！此时想起我仍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昆明市委书记郭少川的音容笑貌，这位党的干部真好！
安宁市第一中学大门
安一中综合教学大楼
孔子塑像
从教后的1980年，在送走第二个师范班后，三个任课老师梁森泰、段拱北和我被一锅端进安宁一中。我们三人均无大学学历，而安一中是安宁唯一高完中，是最高学府。对我们三人而言，是教育局信任也是非同寻常的考验。我和段拱北搭档，分别任初一（4）班和（3）班班主任，他教两个班的语文，我教两个班的数学。仅一个学期下来，一、二班与三、四班就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优秀端，一次考核下来，一、二班考上90分的会有四、五人，三、四班却有十四、五人；不及格端，三、四班会有十人左右，而一、二班有二十多人。这样的结果自然一传十，十传百……不由分说地把我推到了安宁教育的风口浪尖。子女在本年级就读的教师们纷纷向老校长王道之提出转班申请。
1983年，自己担任班主任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班——八三（4）班毕业了。安宁县当年参加中考考生3,000多名，数学考满分的共四人，三人是安一中的学生，三人均出在我教的八三（4）班，而且这个班中考总分达到师附中或昆一中录取线的共8人，最终被师附中录取两人，昆一中录取四人，留安一中高中一人，另一人被中专录取。这份成绩让我被推选为当年昆明市优秀班主任。
1984年，经过五年半的带职寒窗苦读，我从云师大函授大学数学本科毕业了，回校后即被学校任命为教导主任。九月，在担任行政工作外，又承担了八七（1）班的数学教学，这是我走上讲坛十三年后第一次教授高中课程。当年安一中高中的布局，每届高中六个班，二快班四慢班，八七（1）班是二快之一。我从开学第一天就瞄准了高考。我出试卷的第一次单元测验，最优秀的学生也不过60多分，我跟同学们说：“未来三年你们参与我设计的考试，大小考若每次都能及格，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 因为我在卷子设计时，就已经对细节部分进行了逆向思维或发散思维的布局。三年后，八七（1）班参加高考取得的优异成绩是毋庸置疑的。1987年，全国高考数学是偏难的一年，云南省抽样及格率是9%，而八七（1）班是54%。该班的赖明辉被浙江大学录取。他到校报到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就讲到我给他们在第一单元测验发卷时讲的话。温泉龙山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洪开成，考取西南交通大学，到校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上说：“老师，我从来怕数学，经你三年讲授，不怕了。”
这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教学，教育局任命我为安一中教学副校长。当年，全省高考录取率为18%~20%，安宁一中每届高考录取率在24%上下，而1986、1987、1988这三届均达到了34%左右，每届考上大学的都超过100人。这三年就是我担任教导主任或教学副校长期间。那几年，每当志愿填报时，我家里就会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我深入研究分析当年招录政策，不厌其烦地根据每个学生的估分、爱好结合学校、地点、专业热度、历史录取分数线等因素逐一推敲，按冷热搭配、志愿梯度等为他们量身定制高考志愿，助其尽可能被理想大学录取。
初八三（4）班毕业合影
1988年3月，安宁县委书记冯立学找我谈话，要我去创建安宁第二所高完中——安宁四中。同年九月基建才破土动工，安宁四中就在安宁职中借校舍开学了，招了两个高一班的学生100人。这100个学生中包括县委和政府领导们的子女，县委县政府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们信任当时尚无一片瓦的安宁四中。
段拱北兄离开一中上昆前，与我有一番交谈：希望我设法把安四中办出一点新意来。给了我启迪。
安四中第二年，有了自己的教学大楼，昆明电视台的编辑申谊主动前来，为安四中拍摄了教育专题片《这里有一片绚烂的阳光》，他称这是昆明电视台成立十来年拍的第一部教育专题片。又过了两年，在昆明日报记者，咱们安宁知青程约汉的引荐下，昆明电视台又一次到我校拍摄了第二部专题片《老校长黄心杰》。前后两部专题片均在昆明电视台正式播放。
1989年年末，中共安宁县委组织部从全县各行业中评选了一批优秀拔尖人才，这是共和国成立四十年后的首次评选，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1993年，我在云师大参加高完中校长培训班，得到了“全国中小学教育将进入划分等级学校新阶段”的信息，培训结束，放弃了出省参观学习的机会，马不停蹄回校筹备申报等级学校。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硬件到软件，事无巨细，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经过全校师生几个月的努力后，向昆明市教育局申报了二级学校的申请（因我校校龄仅五年，教育教学成绩不够丰厚）昆明市教育局派出了以昆十中校长陈志聪为组长的评审组，经过几天全面评审，终获二级学校的称号。这是安宁地区（包括昆钢在内的所有学校）第一家申报并成功的学校。
我任四中校长后，每一届新初一的首次年级大会均由我主持和主讲。我讲“如何从小学生变为初中生”，初中是人生的第二次断乳期，即心理断乳，讲“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同时，每一届新高一的首次年级大会同样由我主持主讲，我讲“初中进入高中要过的几大沟坎”。同时，在这两个年级大会上，我还要向全校师生宣读一篇日本作家写的短篇小说《要做就做一流的》。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老师如何培养学生，要做就做一流的。
现在的中学，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而当年的四中是不允许任何一位老师多上课的，均按部颁标准来。我要求师生们开展净室活动，下午两节课后，所有学生上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室……）到图书馆、阅览室、语言室、计算机室、理化生实验室、音乐室、美术室等。每天各科作业在晚自习两小时的前一小时完成，后一小时做复习、预习工作。我作为校长，下午会转教学大楼，晚上也会转，几乎天天如此！
平地起一座高完中固然不易（前后经过了七、八年），但建设一支能打中考、高考攻坚战的教师队伍更不易，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在对教师的引进、使用和培养三个环节，我均用了心。引进上，要求必须有正规师范学历，甚至引进了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的毕业生。除主力师范师资外，我还注重吸纳综合院校的毕业生。使用上，让青年教师有磨刀期，高中教师要有教初中的经历，没有的要到初中去补。这样更有利于高、初中的衔接，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上，为配合昆明市每两年一次的青年教师大奖赛，我校也产生制度性的每两年一次的青年教师讲课赛，年度与昆明市错一年，头年我校举行，选出的优秀选手参加第二年昆明市大奖赛。我校规定：三十五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参加，获一等奖的教师工资浮动两级，用自筹经费开支，享受时限两年。这样的机制下，我校参与昆明大奖赛的战绩为先后获得了两个一等奖（数学、外语各一个），二等奖有六、七人。所以，七、八年下来，安宁四中建成了一支比较过硬的教师队伍，第一届高考就取得了安宁地区第一名，并且连续五年中考第一名。
安宁教育局长看望代表安宁参加昆明文艺汇演的安四中演出队
学校运转的中枢是班子，为培养能征善战的领导班子，我不停顿地让教学过硬、能教高中、有一定行政能力的中青年到各处室任职，在一个职位上干两三年，又放到另一个岗位上任用。最后，学校多年培养的中青年干部们，先后被抽调到了安宁不同学校任校级领导，包含接我手的四中、安二中的先后两任校长。另外，宝兴、嵩华、草铺、禄脿中学的校长，高职中的副校长，甚至昆二中校长及官二中书记，均出自我校的中层干部。
行文至此，我不禁在想，不知我是否达成了当年拱北兄所期望的新意！
香港慈善组织禁烟活动成员与控烟项目评估先进单位与安四中的领导班子合影
1999年年头，安宁教育局调我任安宁市教育督导室主任。为此，我又再次将我的老搭档杨放明要到了督导室任督学，我俩继续携手干革命。
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下建立的，在很多地方均为空置闲职，但在安宁市政府及教委的重视和关怀下，此项工作真真正正落到了实处。
在教委领导下，由督导室组织安排对全市教师进行了一次专业文化考试，这在安宁教育史上尚属首次！
两任局长，先后两次委托督导室进行了对建立安宁市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队伍的选拔及评定。全程由督导室组建专家考评组，下到参与评定教师所在班级听课、打分、评议，最终进行表彰。
任督导室主任的七年间，我随昆明市督导检查组跑遍了昆明十几个县区几十所学校。与此同时，我也带领安宁的督学走遍了安宁的大小学校，包括已划归安宁的昆钢、云化等学校。
2004年，为确保投入数亿建设的安宁中学顺利运转，安宁市分管教育副市长刘艳坤召集大家集思广益解决“硬件花了几个亿，软件咋办？”的难题，我提出“把昆钢一中或昆钢四中搬一个过来”的建议被政府采纳。
同年，我代表昆明市督导室参与省教育督导室复查红河州“普九”工作。由于工作时间长，头绪多，任务繁重，我病倒了，坚持把工作干完，回昆就住进了延安医院心外科。
经过几年时间，安宁督导室对全安宁的所有学校完成了第一轮督导评估。这期间，我被主管单位——省督导室评定为全省先进督导工作者。
2005年，我告别为之工作了三十四年的安宁教育界，退休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安宁！
六四届知青参加安宁四中建校十周年活动留影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指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要办好教育，根本要义在爱，爱老师，爱学生。一个校长，通过爱老师，爱学生，才能办好教育，使教育有生命力。
我在安一中任教导主任期间，一个周一的早上，新华书店经理找到我反映，头天在书店内查获我校一学生私拿了几本高考教辅书。我找到本人及父母询问，得知该生因渴望深入学习立志考上大学，但家境贫寒不忍向父母提出购教辅的需求才铤而走险。我对其进行了教育，孩子和家长均保证今后杜绝发生类似情况。整个处理过程我明确要求不准扩散和泄露。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做错事，作为老师要允许他有改正的机会，不能一次过错就将其打入另册，影响他未来的成长。如此处理后，该生最终轻装上阵，考上了某重点大学，目前也是所在单位的骨干。
在我任安宁四中校长时，有一天初二年级一个班主任向我汇报：她班一女生在医院体检出身孕。我让班主任老师通知孩子母亲。当老师领着女生和母亲进校长室后，我把门一关，说此事只应我们三人知晓，不得向任何人再讲起。嘱咐母亲不得乱打骂孩子，争取通过谈心和教育把事情缘由弄清，身孕处理并休息好后即继续上学。大家知道，此事若处理不当或过份，会造成女孩从此一蹶不振，破罐破摔，甚至沦为社会底层。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的逐步丰富，越来越体会到人类的繁衍中，女性比男性的付出要大得多，所以女性比男性要伟大得多。我当校长期间，碰上女教师休产假时，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尽量让她们的产假有所延长。经与上级部门协调，我还制定了一个本校的土政策：年龄达到 45周岁以上的教职工均安排到疗养院疗养一期。
当校长的人，越爱自己的老师和学生，他们会加倍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学习中，会加倍热爱这个学校。
与得意弟子营养学博士高新合影
老 伴
杨放明和我均毕业于昆八中高中，虽不同班。下乡安宁后成了一家，家长是罗秉森。但仅三、四个月，他就调离了农村。尔后轮到我当家长，由于我这个家长治家无方，我们那个家，5人跑了3人，只剩下杨与我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后，知青办从桃花大队协调了胡毅、张黎明、赵德玲三个女生，又从太平老村把蒋章荣调到糍粑铺，这样我们又成了六口之家。
1971年8月，杨放明被分配到连城中学任教，我到了草铺中学任教。1980年我进了一中，1984年我担任教导主任后，设法把杨调入了安一中，我俩同时担任高中数学的教学。1988年，县委决定我去筹办四中，经我动员他欣然和我一起离开了一中。从此，我们二人再未分离，一直到退休。在农村时，我任会计，他任计分员，后来我任队长，他任会计；两个在农村合办一个扫盲班，前后坚持了两年左右；在四中，我任校长，他任书记；1999年年初，教育局调我任首届安宁市人民政府督导室主任，他又和我一起到了督导室，任安宁督学。
杨放明和黄心杰
这样，从1964年到2005年，我二人历经近四十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几乎从未红过脸。所以我称他为“老伴”。可以说，没有黄心杰，就没有杨放明。反之亦然。此应为一段佳话也！
难兄难弟
段拱北，从师附中下乡安宁；我，从昆八中下乡安宁，同为名校的高中毕业生。六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是一个巅峰时代，大学本科生就是精英，所以高中生也可大展宏图的。知青中，陈思雄、罗秉森、倪宗瑜、黄世荣、李开新、汪碧琴......不都是高中生吗?
我与段某人（我与他互称段某人、黄某人）正式结识于1971年，一同被分配到草铺教书，一同上山砍柴，一同不远十余里挑柴煮饭，一个锅里吃饭，一张被子下栖身，当然，也一同伏案于昏暗的灯光下批改作业，写教案，一同挥汗五尺讲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教语文，我教数学，如此这般，一直延续到昆师安宁班，再到安一中。后来他当上了昆明电子技校校长，我也当上了安宁四中校长。他在桃花安了家，我也在糍粑铺安了家。在草铺中学，没落秀才段兄把洗衣粉当盐巴煮肉给我吃，怕是想谋我穷人财害我苦人命，哈哈；两个同吃学生上山采的野生菌，他安然无恙，我眼冒小人人，昏吃昏睡了几天，哈哈哈。
段拱北在安一中共六年，前三年带出一届初中班，后三年带出一届高中班，两届学生都分别产生了一个获全国作文竞赛一等奖的学生。如此人生，足矣！
与知青同伴留影
我们共同教授过两个昆师安宁班的100个学生。学生是贫下中农们推荐来的，水平参差不齐。经过我们的用心教授，不仅为安宁小学输送近100个老师，缓解了文革过后教师短缺的燃眉之急。更为幸运的是，这100个学生中产生了一位教育局党委书记，一位副局长，一位安宁广播电视局局长，一位草铺镇镇长，一位县街乡副乡长。连城中学、青龙中学、安宁二中、连然小学、禄脿小学的校长也出自这批学生。
秀才没落，下乡教学。我与拱北兄的如此这般，不又是一段人生佳话吗？呜呼，一对难兄难弟！
安宁知青个个是好汉
知青当年在安一中的，先后有段拱北、张天合、杨放明、羊慧卿、胡昆雄、何永琢和我，没有一个含糊的。张天合、杨放明和我均能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独挡一面；何永琢是安一中初中数学教学赫赫有名的招牌教师；羊慧卿在安一中一口气教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昆明一副市长就曾是她的门生；胡昆雄视体育教育如同其他科目一样重要，在安一中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在安宁四中成立的十余年中，又汇集了杨白元、羊慧卿、李忠武、杨放明和我。杨白元担任政教主任和高中语文教学，上课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引经据典；羊慧卿一直是年级组长，领导安排年级运转，指挥十几名老师绰绰有余；李忠武一直担任高中语文的教学，这也是一名老高中生。
我还想到返昆后亦从事教育工作的知青谢章媛、张黎明……谢那张嘴，蛮适合做校长的；张黎明的性情就是为当教导主任准备的。哈哈哈。
我仿佛看到听到了学友、农友李映微在我的母校昆二中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和倩影；我仿佛看到了连然小学沉稳大方的倪纪平牵着我7岁的三女儿；我又似乎看到连然小学的许登月、温泉小学的余敏芳正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我仿佛也看到了温文尔雅的周伟在和我讨论理论算术。返城后活跃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个农友永驻我心田。
安宁知青们，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没有辜负时代，也没有辜负下一代，个个都是好样的！
参加政协会议分组讨论
人生的贵人可遇不可求
人的一生要有所作为，除了自身的思维水平、学识学养、和勤奋外，环境很重要。其中很关键的是有没有给予施展的平台，这个给予的人往往就是你的领导。这个给你提供平台的领导，就是你人生中的贵人。
我之所以一生也做了点事，是幸运地遇上了不止一位贵人。首先是1984年任安一中校长的曾祖德，是他提拔我为教导主任。两年后，局长、党委书记浦和芳通知我被教育局任命为副校长。后来她还解决了我农村媳妇的工作，从此以后我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一年多后，县委书记冯立学要我去筹办安宁第二所高完中——安宁四中，他谈到了一个睿智的见解：你们知青中断学业下乡，注定在科研领域再不会有大的作为，只可能在社会领域做些事。这是一个智者的肺腑之言，真不愧是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
1983年，为引进人才屏边县委到安宁来商调我。当时的安宁县委书记戴文忠知悉后，迅速决定拿出十个农转非指标解决教育和卫生两个领域中类似我这一类人的问题，挽留住人才。就这样，我终生留在了安宁。有一中老教师说过：“戴文忠官越大笑容越多。”是的，戴老师永远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师者。我永远尊重他。
下面说说我的家门：黄世荣及嫂夫人汪碧琴。世荣夫妇可以说把一生给了安宁，汪碧琴任组织部长恐怕有七、八年之久吧。她任部长期间，我有难言之隐时，都会去找她一吐为快，天下知青一家嘛，再加上他们两人均无官架子，和蔼可亲，是天生适宜做领导的料。他们夫妇对我工作、生活均给过说不完的帮助和关切。在此，我要向世荣兄深深地鞠上一躬。到另一个世界后，我会去找他的。
谭永仁市长和黄心杰黄瑜
最后要讲的是我非讲不可的一位贵人——谭永仁市长，四中的发展离不开他。安四中的运动场，两届政府没有解决。谭市长走马上任后现场办公，而后对安房经理说：“商品房少盖一点问题不大，学校没有运动场，问题就很大了。”这样，拖了五、六年的问题得到解决。运动场定了后，他又批了20万建设费。他对四中发展的支持力度极大，这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及对我本人的看重，让我一生铭记在心！他曾对我说：“安宁街上的人，半条街的人都认识你黄老师。”笑谈笑谈，有愧有愧！
2021年1月7日，我把我人生的其中几位贵人：曾经的书记戴文忠、市长谭永仁、人大副主任浦和芳等请回安宁聚会了半天，相谈甚欢，其情浓浓，安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世友自始至终作陪。由于联系不上老书记冯立学，甚是遗憾。
五十年代一家人（前排右一黄心杰）
知青下乡安宁已六十年，自己也即将八十岁。在这人生倒计时之时，不能不谈几点缺憾。
一、我是江苏启东人，父母养育了我，父亲上海交大毕业，懂四门外语；母亲上过私塾，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1983年过早离世。母亲生前，我没有孝敬过她分文，当时中学教师的我每月34元，带着三个女儿生活，媳妇在农村。我因穷未孝敬母亲，这不是理由，为此，我抱憾余生。
二、下乡安宁，农村安家，这注定了我的格局，限制了我的生活层次和情感生活。
三、筹建四中仅两年，我就因之前农村极苦生活及筹建四中的过度辛劳患上了风心病，这给四中的发展造成较大纷扰。
四、我从小学到高中，学习一贯优秀且十分轻松。经常考试都是交头卷，卷子发下来总是前几名。但我高考却以高分落榜，这固然是极左政策带给我的极大伤害，但也注定了我思维水平有限，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五、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后，由于相当多时间和精力转到行政管理上，我的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再提高就相当不容易了，我所热爱的班主任工作也只好放弃。用我的话说：没有当过班主任或当不好班主任的老师，只算半个老师。
视力限制，就此打住，虽然写不出什么精美华章，但都是真心的流露。要我讲，必定是讲教育，而讲教育是讲不完的。这就是教育，这也才是教育。教育不行，科学也就不行，国家实力自然上不去。教师理应是天下最应当让人尊敬的职业之一！
2023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