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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阿诺德· 约瑟夫·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4.14—1975.10.22），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被业界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汤因比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毕业后考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25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
1919—1955年，汤因比作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一生著述颇丰，但全面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被普遍认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国新闻周刊评论：“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与爱因斯坦、史怀哲，罗素并列。”
他是一位走过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东西方辉煌与衰落的英国学者，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站在历史最繁冗的岔路口，写下了《历史研究》，详细叙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的兴衰图鉴，向世人展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他清晰地意识到二十世纪的科技爆炸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繁荣的经济和工业的大踏步跃进。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率先过上了花团锦簇的生活，享受优渥的资源和福利。但繁荣的本质如同技术爆炸的短暂花火，没有足够文化底蕴的支撑而最终成为无根之萍。
他从漫长庞杂的历史中总结出一条铁律：分裂终将灭亡，统一才能长存，而西方的价值观却在分裂的路上渐行渐远。
其主要原因：
一，战争种下仇恨的种子；
二，强调种族观念导致族群对立与割裂；
三，民主制度终将带来内部分裂。
民主本意是人人参与、人人使用权力并享有权利，这种民主制度几乎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但人的意志千差万别，人的价值和利益趋向各有不同。当每个人都参与并使用自己的权利时，必然产生千千万万的相悖意志。汤因比从雅典的衰亡史中看到了民主制度的悲剧结局——内部分裂，最终走向消亡。
汤因比研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最初将文明划分为21种，后调整为26种，以此阐述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因比认为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必将导致穷兵黩武的灾祸，并终将自食其果。
《人类与大地母亲》是一部叙事体世界史，时间跨度上起约50万年前人类形成，下迄20世纪70年代。 首次出版于1976年。该书以独特的视角、以抒情诗般优美的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等区域文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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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1世纪》是根据汤因比与日本宗教、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版本。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几乎涉及到了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所有迫切的重大问题。汤因比对未来世界作了展望和预测：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惟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中国传统文化肩负着给整个世界带来统一与和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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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与池田大作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 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伯父阿诺德·汤因比 （1852年--1883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
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他所就读的英国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为他在历史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汤因比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于1911年获得学位。后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文明不仅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相互联系，同时也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本身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是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汤因比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
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规律。每一种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文明的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停滞不前，而是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文明。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重新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尖锐的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从而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汤因比指出，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必须通过不断的分类，判断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有价值的。在过去的五百多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反而存在了诸多严重的问题。
他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以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财富的方式去实现。
他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继承。尽管历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大一统”的局面。
他认为，18世纪是法国的启蒙运动，19世纪是英国的工业革命，20世纪是一战、二战后美国的崛起，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华文明的世纪。汤因比对未来做出展望：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人类走出迷途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世纪。
其主要原因：
1，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大小战争、分裂统一，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始终稳定延续，这种经过验证的超长超大的文明模式，足以应用于全世界。
2，中国人不以种族主义划分人群，认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这种更为高级的公平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
3，儒教和佛教的价值观更为包容、更为文明、更为平和，更有秩序。
4，道教的理念更为科学，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人的共存之法。
5，中国的哲学和信仰没有偏执一种神论，主张非攻与和谐，这是可以消除人的暴力邪念，减少战争的根本理念。
6，中国在科学技术前景方面并不逊于西方国家。
7，亚洲人并不是懦弱的待宰羔羊，他们有着强大的生存意志和生存能力。
8，中华文化有着极强的同化能力，能统一所有的种族与人群。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几乎经历了所有形式的毁灭与重生。然而，中华文化始终传承不灭，足以证明这种文化本身，具备了强韧不朽的科学性、合理性，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引导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下去。
汤因比认为，世界统一是必然趋势。他认为，中国完整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世界的希望在中国，中华文明是人类的归宿。只有中国“大一统”的文化，能实现各个民族和谐共处，能调和矛盾、避免战争。中国文化高远的世界观和天下主义，是人类真正的文明，是未来世界的需要。
原因在于：
1，勤劳致富，少走歪路。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形成侵略、殖民主义，靠的是勤劳奋斗和平崛起，从而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和伤痛。中国的经济、科技不像西方那样，掠夺式繁荣，挥霍式衰退，而是展现出一种经久不衰的韧性，绵长地增长下去。
2、天人合一，保护自然。
中国人懂得敬畏天地、敬畏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3、实事求是，虚心学习。
中国虽然科技起步晚，但尊重科学，不僵化不守旧，不轻视任何国家及其文化，海纳百川、乐于学习。
纵观中外历史，像汤因比如此期待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能起到重大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这位博文广知、博古通今的学者，在遍布世界地图的璀璨文化中，独独圈中了中国。在最后的岁月里，汤因比预言：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他表示：中国可以为人类文明开路。
妙音整理修改于2023年6月
专此附文
妙 音
汤因比对未来世界作了展望和预测：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惟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中国传统文化肩负着给整个世界带来统一与和平的使命。
一、孔孟学说
孔孟学说犹如一座巍然屹立于中华文明源头的精神丰碑，历经2500余年的风雨洗礼而愈发璀璨夺目。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系，孔孟学说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思想体系，对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仁者爱人：孔孟学说的精神内核
孔子以“仁”为核心，构建以伦理教化为根基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犹如永不枯竭的清泉，滋养着中华文明的沃土。“仁者爱人”的核心理念，既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人格的崇高期许。在《论语》中，孔子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确立了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通过“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指明了道德实践的具体路径。
孔子思想体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实践。“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论述，使仁爱精神首先在家庭场所中得到培育；“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教诲，则将仁德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伦理秩序。
孟子则以“义”为纲领，将孔子思想推向新的高度。他提出的“四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从人性论角度为儒家伦理奠定了哲学基础。尤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使仁爱精神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局限，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孟子对“大丈夫”人格的塑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节的典范。
经世致用：孔孟学说的实践智慧
孔孟学说绝非书斋里的玄思，而是具有强烈实践品格的思想体系。孔子“修己以安人”的教导，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统一追求。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既强调“为仁由己”的主体自觉，又注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担当。这种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特质。
孟子将这一实践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体现了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政治情怀，则树立了为政者的道德标杆。这些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断被实践、检验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智慧。
孔子“有教无类”的平等理念，打破了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体现了个性化培养的思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树立了师道尊严的典范。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三乐，更是将教育理念提升至人生最高境界，为中华文明的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范式。
生生不息：孔孟学说的历史传承
从汉代“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从清代朴学到现代新儒家，孔孟学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诠释和创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建构，使儒家思想获得了宇宙论支撑；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探索，为儒学注入了理性精神；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转向，则强化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学者在保持其核心伦理观（如仁、礼）的同时，吸收了佛教的心性论与修养方法，推动宋明理学形成兼具形上思辨与实践工夫的新体系。
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在坚守儒家道德理想的前提下，尝试将其与民主、科学相调适；当代新儒家如牟宗三、杜维明等人，则基于儒学“和而不同”的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路径。这种既坚守根本又开放创新的特质，符合了佛教“契理契机”的智慧，也展现了儒家“时中”的原则。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指出：“欲亡其国者，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者，必先灭其文化。”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不断的古老文明，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源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革新智慧。从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到孟子“民为贵”的民本理念；从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到张载“民胞物与”的宇宙境界，儒家思想始终在不同历史时期焕发新的生命力。
返本开新：孔孟学说的当代价值
孔孟学说的当代价值：首先是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面对物欲膨胀带来的精神缺失，儒家“安身立命”的人生智慧可以提供心灵安顿；面对消费主义盛行导致的人际疏离，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思想能够重建情感联结；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儒家“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启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
其次是为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在个人层面，“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为现代人提供了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在社会层面，“忠恕之道”的交往伦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基础；在国家层面，“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
再则是为人类文明的和谐，提供了共同话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与各大文明的核心伦理高度契合；“和而不同”的包容，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方法指导；“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遥相呼应。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儒家思想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重要资源。”这些价值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完全可以融入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守正继往：孔孟学说的传承之道
对待孔孟学说，我们需要秉持“守正继往”的基本态度。所谓守正，就是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要义，避免断章取义或简单否定。当前社会上确实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将儒家思想简单等同于封建糟粕的文化虚无主义，二是试图全盘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这都无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
孔孟学说的传承发展可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强化经典教育，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其次，积极支持民间书院发展，构建多元互补的传承体系；再次，鼓励学术研究，深入挖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传播普及，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孟学说的真谛，取决于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新。犹如参天古木必有其深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从儒家思想这一文化基因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这绝非简单的复古守旧，而是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一儒家革新的当代践行。
作为人类轴心文明的重要精神遗产，孔孟学说的当代生命力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彰显：当现代人物质丰足却心灵空虚、科技昌明却方向迷失、文明交汇却理解匮乏的今天，它始终以其“仁者爱人”的伦理温度、“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和而不同”的文明胸襟，为人类提供着超越时空的启示，引导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探寻解决时代困境的精神资源。这既是孔孟学说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更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提供宝贵的智慧贡献。
二、大乘佛法
“乘”源自梵文“yāna”（音译“衍那”），意为“运载”或“道路”。这一形象比喻蕴含着佛法的根本精神——如同渡船载运众生渡过生死苦海，抵达觉悟彼岸。大乘佛法的兴起，标志着佛教思想的一次重大发展，它突破了早期佛教偏重个人解脱的局限，开创了普度众生的菩萨道。
佛灭度后数百年间，佛教内部逐渐分化。约公元一世纪前后，大乘佛法在印度兴起。它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根本宗旨，自称“大乘”，而早期以个人解脱为核心的声闻乘行者，则相对被称为“小乘”。这种区分并非教法优劣之别，而是体现在修行发心的广狭程度上——小乘侧重自我解脱，大乘则崇尚自度度人、自觉觉他的菩萨精神。
大乘佛法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佛陀本名乔达摩·悉达多，原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因深切体察到众生无法避免的老病死苦，毅然舍弃王位出家求道。经过六年修行，最终在菩提树下证悟缘起法（十二因缘），创立佛教。佛陀的教法蕴含众生皆可解脱的平等观（如《阿含经》中“一切众生皆能觉悟”）。后世大乘佛教在此基础上进行体系化阐发，并在《涅槃经》《华严经》等经典中明确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成为大乘佛法的核心理论基础。
大乘佛法的核心教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般若空性”的智慧，揭示诸法缘起性空的本质；二是“菩提心”的实践，强调为利众生愿成佛的广大誓愿；三是“佛性论”的信仰，肯定一切众生皆具成佛的可能。这三者构成了大乘佛法“悲智双运”的完整体系。
大乘佛法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与本土的儒道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精神，与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思想、道家“齐物平等”的哲学观念相互印证，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
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建立，是佛法智慧适应东土因缘的生动体现。诸宗法门看似分殊，实则同归方寸；教理虽显各异，本质圆融无碍。以下略述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四宗要义，以见其方便多门、摄受普广之妙。
禅宗以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独特宗风，被视为顿悟法门的代表。该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当下圆满。从达摩祖师的“二入四行”，到六祖惠能闻《金刚经》而顿悟，其修行方式重在超越言句、彻见心源。禅门祖师善用机锋、棒喝等灵活手段，旨在截断学人的意识分别，令其亲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净土宗则多立足于末法众生根机，开创出“念佛往生”的易行道。此宗依据“净土三经”，建立起以阿弥陀佛愿力为核心的救度体系。修行以“信、愿、行”三资粮为根本，通过持念名号，仰仗佛力，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横超三界”之法，因其普适性与稳靠性，成为汉传佛教流传最广的法门之一。宋代永明延寿大师提倡“禅净双修”，其“四料简”对后世影响深远。
天台宗以“教观双美”的体系化建构著称。实际创立者智顗大师立“五时八教”的判教框架，并阐发“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实相论。该宗特色在于“止观双运”的实践，通过系统的观心法门，于当下一念中证悟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实相。《摩诃止观》等著作为其提供了完备的修证次第。
华严宗则以彰显佛法无限圆融的境界为终极关怀。此宗依《华严经》立宗，构建了以“法界缘起”为核心、“四法界”为框架的哲学体系，深刻阐明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事事无碍”的宇宙观。其思想如“帝网珠”之喻，展现万物互摄互入的和谐整体，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等观念有重要启发。
大乘佛法的修行实践，是以发菩提心为根本，以六度万行为具体路径。《维摩诘经》中“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的比喻，生动诠释了菩萨道自利利他的精神特质。菩提心是大乘修行的根本，包含“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两个层面。前者是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誓愿，后者是将誓愿落实为具体修行的实践。
六度波罗蜜是大乘修行的核心内容：布施：包括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对治悭贪；持戒：通过戒律培养道德自律；忍辱：修习安忍，对治嗔恚；精进：保持勇猛修行的态度；禅定：培养专注与定力；般若：以智慧照见诸法实相。
四无量心是重要的修行法门：慈无量心：愿一切众生得乐；悲无量心：愿一切众生离苦；喜无量心：随喜众生之乐；舍无量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
在当今时代，大乘佛法的智慧正可以为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提供对治良方：
首先，其“缘起性空”的哲学观有助于破除我执和法执，缓解现代人的焦虑和压力。认识到一切现象都是相互依存、瞬息万变的，就能以更开放和灵活的心态面对生活。
其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平等观，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消除歧视和偏见。这种平等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在差异中看到本质的统一。
再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慈悲精神，能够倡导奉献利他的价值观，对治现代社会的自私和冷漠。佛教的慈悲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基于同体大悲的平等关怀。
最后，“依正不二”的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佛教认为，环境问题是人类内心问题的外在显现，只有转变心念，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古德有云：“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这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以及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处世智慧不谋而合。《华严经》云：“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强调的是“正信”重要性，这种信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基于理性思考和亲身验证的坚定信念。
在个人层面，大乘佛法构建了系统的修心体系。正念禅修已被心理学实证为缓解压力的有效方法，慈悲冥想则能培育同理心与社会连结。在社会层面，佛教“六和敬”原则（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资源。在文化层面，佛教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意境、文学创作与哲学思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基因。
一人之心，关乎家国；一念之善，利及天下。真正的修行，既在庙堂之庄严，亦在起居之平常；既需出世之超然，亦重入世之担当。心系苍生，则民族复兴指日可待；胸怀仁爱，则世界和平未来可期。让我们在平凡的岁月里：心中有光，素履以往；慈悲利他，踏梦而行。以微末之善，淬炼人生境界；以点滴之爱，温暖大千世界。
2023年6月（初稿）
2025年6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