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镜池与顾颉刚的学术交谊及其周易研究

作者： 杨智文 李铭建

摘要：1920年代末，李镜池受顾颉刚的影响，开始了对《周易》的系统研究。在此后的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两人一直保持着惺惺相惜的学术情谊。考察他们的学术交谊，能拓展对两位学者的学术抱负和成就的认识，也能更深入了解李镜池在古史辨思想的影响下对传统典籍的新史学认知。

关键词：顾颉刚；李镜池；学术交谊；周易研究；古史辨

由顾颉刚发起，钱玄同、胡适、钱穆等学者共同参与的古史辨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学者池田知久评价称：“疑古派所做的‘古史辨’等事业，概括地说，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版、文化版。”基于古史辨运动的影响，顾颉刚与同道、追随者、友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相关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对于古史辨思潮价值的重新认知。

在与顾颉刚交往的一众学者之中，李镜池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在古史辨思潮的影响下，李镜池开展对《周易》的研究，以此作为挑战传统经学思想的突破口。虽然古史辨运动在1940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但李镜池对《周易》进一步的研究延续到1970年代，并撰述了一系列的著作。台湾学者李慈恩指出：“李镜池是古史辨派诸位治《易》的学者中，唯一一位有完整经注作品的学者。”从顾颉刚、李镜池的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来看，围绕着《周易》的研究，李镜池与顾颉刚的学术互动延续了半个世纪。探讨两位学人的学术交谊，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李镜池的《周易》研究贡献和学术思路演进，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思古史辨思潮的价值和意义。

一、1929-1931年，顾的古史辨转型思考与李的周易经传研究

李镜池，1902年3月生于广东开平一个贫穷的华侨之家，少年时往广州求学。由于父亲是基督徒，得以就读于广州培英中学。1927年在广州协和神学院毕业后，李镜池打听到燕京大学即将举办短训班，遂决意北上燕京大学进修。在燕大，李镜池得以聆听了陈垣、许地山、钱玄同、朱自清、郭绍虞、冯友兰、俞平伯等学者的课程。在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课程上，李镜池选择《周易》作为自己的专研对象。

就在李镜池进修期间，顾颉刚于1929年6月入职燕京大学。李镜池选修了顾颉刚开设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程。两人的学术交谊由此展开。在顾颉刚1929年10月7日日记所列“我的学生”名单中，就有李镜池之名。1930年2月22日日记开列的“本学期正式选我功课的学生”名单中，李镜池的名字位列第一，成绩为“甲”。9月16日开列“继续选修的”名单中，同样有李镜池之名。李镜池晚年回忆上课情景称：“顾颉刚先生到燕大讲上古史，编有讲义。……顾先生的讲义编得很有系统。”

李镜池连续两个学年选修了顾颉刚的课程，李镜池在回忆录中提及：“在许地山先生的功课内把《周易》作为专题研究的对象。许先生住城内，上课才来，请教的时候少。顾先生住成府，在燕大东门外，故我常到他家里去，借书和请他指导。” “他叫学生到他家里做搜集史料工作，故常见面。”顾颉刚在1929年至1931年间，有21篇日记提及李镜池登门拜访，且经常长谈。此外，顾颉刚也会到李镜池处。除了相互登门切磋，两人也曾结伴出游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等地。

此时的顾颉刚，正在调整自己的学术关注点。有学者分析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以安阳殷墟考古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出现，对顾颉刚的“疑古”带来挑战，顾颉刚因此放弃了否定整个上古史实的目标，转而考察人们的历史观念。这种调整使顾颉刚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刊登关于《古史辨》第三册的《新书介绍》提及这种变化称：

顾君对于古史研究，从全部整理，退而至于秦汉一期，从秦汉一期而更集中全力于几部古书，此自为最切实之方法，最正当之精神。

在《古史辨》第三册上编的《周易》专辑中，顾颉刚辑录了1927-1930年间容肇祖、钱穆、胡适、马衡、余永梁等学者各1-2篇已发表的《周易》研究文章，也辑录了他自己已发表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和《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两文。引人注目的是，李镜池撰写的《易传探源》、《左国中易筮之研究》、《周易筮辞考》，以及他和顾颉刚在1930年讨论《周易》的往来函，均被收入其中。通过这五篇文章，可以看到顾颉刚是如何引导以《周易》为道教史专书研究的李镜池走上以古史辨方法研究《周易》的道路。

当时两人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易传》的成书年代问题。李镜池在回忆录中提及：“《易》是谜一样的书，解释是困难的。我想打破这个‘谜’，这可说是不自量力的攻坚之作。研究过程，先破前人的迷信——孔子作《易传》之说。”《古史辨》第三册收录的李镜池在1930年3月11日给顾颉刚撰写的信，即围绕《易传》中《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成书年代作出推断，提出“《彖》、《象》二传当著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间；至《系辞传》恐怕是从汉初直到西汉末”的观点。顾颉刚在同月21日给李镜池的信件，则提出“《彖传》即是《象传》”的论断。而在同月31日李镜池的回信中，也对顾颉刚21日信件中的论断作出回应。可见在顾颉刚的影响下，李镜池开始以史籍的眼光来看待《周易》及《易传》。这对他一生的《周易》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顾颉刚的建议及支持下，李镜池又开始对《周易》进行基础资料整理工作。李镜池在晚年多次回忆起当时顾颉刚嘱他撰集《周易五书》之事，1969年5月18日回忆：“他（笔者按：指顾颉刚）借书给我参考，鼓励我研究，嘱我编《周易五书》（章句、校异、书目、通检等）。”《周易五书》中有“章句”的内容，即是将《周易》和《易传》用标点符号进行断句。在标点的过程中，李镜池会将自己的成果展示给顾颉刚看，向顾颉刚请教。顾颉刚在1930年3月21日给李镜池的信中提及：“今天把你标点的《周易经传》覆看一遍。有些地方是改了，有些未改的也写在边上或书眉，以待你的审核。……我对于标点《易经》的意见，以为‘文法的比较’最为重要。因为《易经》中所说的话，不但我们不懂，即做《易传》的人也不懂（看《象传》的只会敷衍字句可知）。那么，我们要标点它，只有从文法上去求出它的成语（纵不能知道它的意义，也须知道哪几个字是可以联缀在一起的），使我们的标点不致把那时的成语打碎已算尽了我们的职责。”这是顾颉刚在看了李镜池的标点成果后给出的反馈意见。

二、1932-1945年，顾的“十三经注疏整理计划”与李的《周易五书》

1931年7月，李镜池离开燕京大学返回广州，入职母校广州协和神学院。1932年至1935年，李镜池与顾颉刚保持着书信往来。李镜池在给当时任教于厦门大学的郑德坤的书信中提及：“最近顾先生把《禹贡》寄来四期，知道你又有编地图之作，很钦羡。”

1935年，李镜池受燕京大学延聘，重返燕大任教，举家回京。李镜池回忆录中解释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因为燕大是正规大学，教两班国文，功课单纯。……而且燕大有丰富的图书，课余可以读点书。有许多老师，可以请教。” 在此次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李镜池开始模仿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析周易为‘类编’”，以为他日为《周易》作新诂之用。顾颉刚在日记中也提到了这阶段跟李镜池的往来。但似乎未见两人如六年前那样经常促膝长谈。或许当时日益紧张的华北局势，让他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学术。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日益膨胀，让李镜池感到“华北危殆，不可久留”。于是仅逗留一年，就于1936年8月辞了燕大教职，又举家回广州协和神学院任教。顾颉刚依然留在北平，直到1937年7月因日军搜捕，他才仓皇离开北平，辗转多地，后于1938年10月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到1939年9月再转往成都齐鲁大学。

回到广州的李镜池也没能逃避战火的波及。1938年10月18日，李镜池于广州沦陷前三天匆忙离穗，返回广东开平老家。1939年春，他从香港动身，去迁往云南大理的广州协和神学院就职。赴大理途中，他在昆明停留五天，探望了在此工作的顾颉刚。顾在1939年5月26日日记中也提及李镜池来访之事，两人结伴出游，参观了昆明的通志局、海源寺、地质调查所等地。

李镜池到大理几个月后，协和神学院因经费不足，把李镜池支回香港，然后告知他“停薪留职”。李镜池滞留香港两年多，一家七口生活拮据。其间，受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的许地山先生之邀，作《道藏详细子目》研究工作。顾颉刚在1941年3月31日日记中抄录了李镜池当时的通讯地址：“香港薄扶林道圣士提反堂。”——这是李镜池在港期间借住的教堂。顾颉刚亦函嘱李镜池将《周易五书》的稿子出版。李镜池晚年回忆：“1931年，我标点过《周易》，名《周易章句》。那时对《易》文，只凭臆解，实未读通。抗战期41年，顾颉刚先生嘱将稿子——章句、异文校、句读考异、集目及通检，合称《周易五书》——寄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书之一。”前文提及，《周易五书》的撰述是顾颉刚于1930年至1931年间嘱托给李镜池的任务。初稿早已撰成，原拟交神州国光社出版，最终因神州国光社倒闭而作罢。顾颉刚此时再提《周易五书》，与其正在筹划《十三经注疏》的整理有关。顾颉刚解释他当时意图整理《十三经注疏》的原因称：

天祸中国，东邻肆虐。抗战以还，东南文物之区，经籍版片多归一炬，自今以往，求之纂难。不有理董，曷资钻研。爰拟先集诸疏，以应一时需要，然后广求历代校注考释，汇为《经藏》，析为《长编》，摘为《辞书》，制为《读本》，实事求是，延经学无尽之脉。庶几远古文明得以彰明，民族精神于焉淬发，为建国大业之一助。

显然，当此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种责任感驱使顾颉刚萌生了整理《十三经注疏》的想法。1940年7月，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成立“十三经注疏整理处”，顾颉刚被聘为“十三经注疏整理处”主任。顾颉刚在当年即以整理处主任的身份撰写《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书》，其中即提及：“酌选登记教授及战区教员共同从事于整理《十三经注疏》之工作。”——顾颉刚试图整合学者力量，共同完成整理《十三经注疏》的盛举。以《周易》研究著称的李镜池，也是顾颉刚意图整合的学人之一。根据顾颉刚的规划，整理工作共分三步，其中第一步是“标点校勘”。此前他所支持的李镜池《周易五书》，正是对《周易》进行标点校勘后形成的著作。对顾颉刚的嘱咐，李镜池积极响应，将书稿整理出来交开明书店印刷，可惜的是书稿最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无法付印。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李镜池再次举家逃难，返回开平老家。其后数年，李镜池辗转广东多地，居无定所，图书散失严重，连任教燕京大学期间为作新注而准备的“类编”也最终散失。1945年10月，当李镜池以岭南大学教师的身份回到广州时，身上只有一件背后豁了个口子的破衬衣。

三、1945-1965年，顾的学术思想再探索与李的周易再研究

受战争影响，李镜池日记和回忆录中未见在1941年离开香港到1945年重返广州的几年间通信记录。直到1946年，方见两人恢复通信。在李镜池任教于岭南大学期间，中山大学也曾向李镜池发出聘书（发出于1947年7月，该聘书今藏于广东省档案馆），其上注明：“并函复顾颉刚。”这说明顾颉刚向中山大学推荐过李镜池。除了顾颉刚外，当时王力（了一）先生也曾向中山大学推荐李镜池，不过李镜池由于子女读书问题，最终没有应聘。两位学者的推荐，彰显了他们对李镜池学术成就和教学水平的认可。

在李镜池任教岭南大学1945年至1952年间，他有意重新致力于《周易》研究。他于1947年发表在《岭南学报》上的《周易筮辞续考》中提及：“年来虽没甚创获，而讲学余闲，未尝不念念不忘《周易》之探研，颇想另作新注，终以生活不安定，不能静心治学。”即便“不能静心治学”，但李镜池在这一阶段也有三篇易学研究文章发表。并在所作《周易校释·叙论》指出了易学的研究趋势：

迨清室之季，古物出土，甲骨卜辞，赓续发现，学者方知《周易》一书与卜辞相类。筮书之说，创自朱熹，至此乃定。西洋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又纷至杂陈，蔚成时尙。他山之石，足资参考，于是《易》学之研究，乃辟一新途径，进一新阶段，为前此所未有。

他同时也解释了《周易校释》之作是为《周易》作新注的铺垫：

余久思为《周易》作新诂。游学北平，曾析《周易》为“类编”，其法与闻氏同。所得不多，亦于香港沦陷时散失。继思“类编”之作，于读者不便，乃复欲依原书次序，作“浅释”一书，以便初学。终以《易》文简古，疑难尙多，乃先成《校释》一篇，取孙子攻坚之法也。

当时的他，没想到为《周易》作新注的宏愿，要十年以后才又重新提起。而二十年后他所要完成的浩大工程，远不只一个新注。

1952年，院系调整，李镜池主动申请调任至新成立的华南师范学院，先后担任新文学教研组主任和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在此期间，李镜池因双腿渐感无力，于1955年5月至9月间前往北京就诊。顾颉刚与李镜池在阔别16年后终于在京重聚。

在1955年与李镜池久别重逢之前，尽管顾颉刚曾一度饱受当时频繁的政治思想运动的磋磨，但他在学术上依然有着宏大的抱负。首先，他希望能够继续完成古书整理的计划。他在1951年给朋友撰写的信件中提及：“弟卅年前本期专治古史，后知不先整理古书即是失却古史研究基础，故专力于古书。现在弟于文管会不过伴食耳，于书局不过做外行事耳，即专任教授，而现在大学生对于此方面毫无根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亦不过浪费时间而已。日夕望政府整理民族文化，俾有以自献其才力，为文化建设之一助。”在顾颉刚心目中，整理古书是重振“民族文化”的关键。为推动古书整理，顾颉刚作出筹划。比如说，1951年，顾颉刚在上海学院开设“古籍整理”的课程，并撰写相关教材“为初学入门书，以期培育更多的人才参与估计整理。只是后来顾颉刚从上海移居北京，“古籍整理”课程的开设就此搁浅。

其次，顾颉刚还萌生了重整自己古史研究成果的想法。1953年，顾颉刚在草拟学术计划时提到：

予三十后编著《古史辨》，在旧史界起一革命，得名得谤，扰攘至今。现在已有新方法可用，但愿于熟练之后将予所著修改一过，俾知在古史学上确有何等功绩，并负何等罪过。

因为“有新方法可用”，顾颉刚在1953年又有了重新整理自己古史研究成果的打算。顾颉刚所说的“新方法”，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1951年顾颉刚即曾提及：“现在得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读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知道以前的工作虽有些科学性的皮毛，究竟不免于孤立的弊病。此后我必须好好地用一番功，等到确能把握这最正确的方法的时候，就把以前的作品大量修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习，让顾颉刚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古史研究。

顾颉刚虽有整理古书、古史研究成果的雄心，但外部环境却不允许他将心中所想付诸实践。在1955年开始出现的“胡适批判”运动中，顾颉刚的“古史辨”也成为学术界批判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顾颉刚只好将精力放在文献整理方面。但即便如此，顾颉刚也经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在1957年曾经提及：“我的工作，只有自己做，没有一个助手，为了校勘《史记》本文及三家注，自己请了一位助手，一位抄写员，做了三年尚未完工，已耗三千余元，这是我用尽方法弄的钱。”

就在顾颉刚为学术计划推进困难而烦恼时，李镜池在1957年之后也因为腿疾辞去了古典文学教研组组长的职务，以培养青年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为主。这时，一个机会让他重新燃起研究周易的热情。根据李镜池日记记载，1959年7月2日在著名教育家杜国庠的推荐下，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的同志前来向李镜池约稿，其中包括对《周易》作新注。李镜池认为：“《周易新注》，久拟编写。现有机会，当努力写成它。”到了是年8月31日，李镜池与中华书局编辑所签订合同，商定出版的稿子包括《周易新注》与《周易考校》。其中《周易新注》“只注卦爻辞，不注《易传》”，《周易考校》包括李镜池“从前写的关于《周易》论文几篇”。但是随后两年，由于生活条件恶化，缺乏营养，李镜池的双腿行动已经不便，《周易新注》的工作“因身体不好，没有做。也因其中有一些地方一时还不易解，未敢轻于动笔”。

就在李镜池犹豫不决之际，顾颉刚于1962年2月出差来到了广州，并专程去探望了行动不便的李镜池，从而开启了他研究《周易》的一段新里程。顾颉刚在1962年2月4日日记中提及：“到华南师范学院，访李镜池，并晤其夫人及少子李念华。”李镜池对此次会面给自己的启发十分兴奋，在日记中说：“顾颉刚前天来看我。他是中央视察团之一，到粤来访问农村的。……谈到工作和学术研究，他准备年出一本书，现在付印的有《尚书大诰篇译注》。这是对《尚书》的总结性整理，规模完备，以后陆续出版，这一篇就有二十多万字。还有他历年的读史笔记。他叫我把关于《周易》和《诗经》的论文集合出版。我答应以后寄给他设法出版。”可见，此次见面，顾颉刚一方面介绍了自己的《尚书》研究计划，一方面也勉励李镜池将早期《周易》研究成果整理出版。李镜池的《周易》研究论文，也是当年古史辨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无法整理、重写自己古史研究论文的顾颉刚而言，李镜池对《周易》研究成果的整理，或可算是另一种慰藉。

顾颉刚的研究精神，以及对自己的鼓励和支持，重新激发了李镜池研究《周易》的热情。在与顾颉刚会面后的一个月，李镜池已将初定的《周易探源》书稿让儿子带往北京交给顾颉刚。顾颉刚在1962年5月7日收到李镜池《周易探源》的书稿。同年10月10日，李镜池收到中华书局的来信，确认出版。李慨叹称：“顾先生是有名学者，由他介绍，故中华答应出版，这是一件不易的事。”到了1963年3月8日，李又将新撰写的《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寄给顾颉刚，希望能将这篇新作也加入到《周易探源》之中。至1963年10月，中华书局来信，让李镜池将《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文寄去，补进《周易探源》中。到1964年9月，《周易探源》已经付排并开始征订。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计划一再搁置。

整理旧作的同时，李镜池也开始着手实现他1935年任教燕京大学期间即已形成的目标——为《周易》作新注。1962年，李镜池“读了基本关于古代社会的书，觉得《周易》的材料原是周人早期的生活的辑录，以社会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它”。根据李镜池在日记中的罗列，可知“关于古代社会的书”包括：《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形态》、《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殷墟卜辞综述》、《新中国考古综述》、《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通过这些参考书目，可以了解到唯物史观与古史分期的讨论对李镜池晚年的周易研究产生了影响。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李镜池认为，“《周易》所反映的主要是周人的父权家长制时代的社会史料”，“《周易》成书约在西周末年，故也有小部分是西周社会情况和编著者个人（或集团）的思想”。此外，李镜池也对民国以来中国的考古成就予以关注，这也对李镜池的周易研究发挥了作用。

李镜池准备动笔撰写《周易》新注，并写信告知顾颉刚此事。顾颉刚在1962年5月17日收到这封信，将这封信的内容抄入读书笔记中。信件中提及的《周易通义》，正是李镜池为《周易》作新注后形成的著作。李镜池汇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同时还阐述了自己注释《周易》过程中形成的“每卦其实是有联系组织的”这一心得。在同年7月14日，李又给顾颉刚写信，告知《周易通义》初稿完成的消息。

顾颉刚对李镜池《周易通义》不止一次表达出肯定的态度。1962年9月11日，李镜池收到顾颉刚回信，顾颉刚信中评价李镜池的《周易通义》“打破前人成说”，“扫除迷雾”。顾颉刚显然还向中华书局推荐了《周易通义》，因为1963年10月10日，李镜池收到中华书局的回信，其中除提及出版《周易探源》之外，就表示“您的《周易通义》定稿后亦盼寄给我们阅读。”10月底，李镜池将《周易通义》和《周易通论》书稿同时寄交中华书局。

可惜的是，这些书稿与《周易探源》一样，都迟迟不得出版。1965年4月26日，李镜池在日记中提及，当时“编辑部多人因响应干部下乡的号召，许多人下了乡，《周易通义》一直放着还没审阅”。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镜池只好沉下心反复修改。在日记中，李镜池回忆起顾颉刚对文章修改、发表的态度：“修改是需要的，但早点发表让别人读了，提出批评，征集多人的意见，然后再加修改，比光是自己闭门修改更好。”这些话，成为激励李镜池再次修改文稿的动力。

四、1966年后，李的周易研究与身后的出版

顾颉刚与李镜池的通信一直保持到1966年。当年3、4月间，李镜池与郭沫若互相通信，围绕《周易》成书年代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李镜池给顾颉刚写信，详细阐述了他和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差异。此外，李镜池在1966年4月25日给顾颉刚写信，“告诉他（指顾颉刚）我近写的著作，请他介绍出版”。

1966年时的顾颉刚，已经没可能给李镜池“介绍出版”了。1966年8月13日，顾颉刚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挨批整肃经历。李镜池与顾颉刚之间的通信也从此断绝。但是，李镜池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周易》研究。家人恳求他停止研究周易而多读毛著。于是李镜池以写信的形式，向身边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家人解释，自己“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解释历史中的问题”，“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来读书和工作的”。

到了1968年，李镜池逐渐认识到，自己潜心研究的著作，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无法出版的。于是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1968年7至9月缩写旧稿。先把《周易通论》由七万字缩写为一万八千字，继续把《周易通义》由十六万字缩写为约五万字。再把《读易札记》五万多字缩写为一万二千字。合起来共八万字。旧稿连附录两篇共三十三万字。缩写后约为四分之一。他说：

这是我自己的心得。这三种是原稿的精华所在。简写了，保存了这一点。如原稿散失，也可以见到我的心得的主要部分。原稿多太多，决无出版机会。拟把它寄存在国家学术机关，如科学院里。这个简编，八万字，如自费出版，当也不要很多钱。

第二件事，就是上面所说的，他想法设法要找地方保存自己的研究书稿。1968年11月，他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写信，也曾给陈垣先生写信，请求将自己的周易研究手稿寄存科学院。1969年3月，他又函询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内弟王锡印，能否将手稿寄存北京图书馆。其间，他也给陈垣去信，但均无回复。无奈之下，1969年11月间，他将誊写数份的书稿分头交子女和学生邓光礼等保存，以免散失之虞。

此时，李镜池已卧床数年，无法生活自理。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1970年，当他重新检视自己的手稿时，又燃起了继续研究的冲动。他认为：

写完新《简编》和三则《释例》后，因想起《周易通义》等几个稿本都有缺点。因文字太多，没有勇气重新抄写。现在觉得还是自己重写一次较好。如不重抄再改，留下这些许多缺点的稿本，于心不安，不是认真的精神。因下定决心，重新修改和抄写。

于是在1970-1971年间，李镜池强撑病体，再次修改、誊抄和复写《周易通义》、《周易释例》、《周易通论》、《周易类释》、《周易今论》等著作，共五十多万字。

1971年5月22日，李镜池即将完成书稿的修改之际，他仍在挂念数年杳无音信的顾颉刚：

文化大革命，他（指顾颉刚）受了批判，因他过去曾与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党帮有来往。我给他去过一信，没回音。当时当是受批判时期。以后没敢再给他通信。有人说，批判他一个时期，以后就没理他了。当是让他自己检查。他已是七十或八十以上的老头了，身体不大好，不知还在否。

1971年7月21日，李镜池重新标点完《周易章句》，写下“后记”。他回忆了1931年在燕京大学选读顾颉刚“古史研究”课程时，以抄录《周易经传》为研《易》之始，而四十年后，自己又以这一篇封笔之作，向陈垣、顾颉刚二位导师致敬。

就在李镜池封笔之时，顾颉刚的人生轨迹却再度发生转变。1971年4月，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顾颉刚被任命主持全国古籍整理“标点廿四史”的工作。他的另一段学术生涯重新展开。

1975年6月17日，李镜池病逝于广州。7月3日，顾颉刚接到李镜池的死讯。在当天日记中，顾颉刚感慨道：

今日接广州李念国信，悉其父镜池于上月十七日逝世，终年七十三。镜池本学于燕大神学院，自读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颇受启发，乃专力治《易》，亘数十年，成专著数种，交中华书局排印。将出版矣，忽逢文化革命，遂尔搁置，不知何日方克与世人相见。其最初成者为《易传探源》，为钱玄同先生所激赏。偏中十余年不起，其床头未尝不置书也。

所幸，三年后，顾颉刚终于看到了李镜池《周易探源》在1978年正式出版。《周易探源》一经出版，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1980年代后期，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受邀前来华南师范大学讲学，即随身带着李镜池的《周易探源》。

1979年5月24日，顾颉刚又在日记里提到“李镜池之长子念国来。”李念国此次拜访，一方面有可能是答谢顾颉刚为《周易探源》出版所作出过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想请顾颉刚帮忙推动《周易通义》的出版。1980年1月，李念国与李镜池当年的学术助手曹础基先生联系，希望他能整理李镜池的《周易通义》。3月，中华书局编辑刘芝盈开始与曹础基商讨整理事宜。1981年9月，经曹础基整的《周易通义》由中华书局出版。近年有学者该书的成就称：“标识着新观点现代易学研究者走向正确认识《周易》性质与体例的一大步。”

五，余论：顾、李的学术交谊与古史辨运动再认识

1980年12月，顾颉刚去世。在相交数十年之后，两位学人先后离开了人生舞台。随着《顾颉刚全集》（2500万字，2010年出版）和《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120万字，2019年出版）的面世，以及李镜池日记和回忆录整理工作的进行，两位学人的学术交谊得以重新被发掘、认知。同时，这也使我们能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去回顾二十世纪史学思想的发展流变，特别是反思中国现代史学思想发端的古史辨思潮的贡献。

古史辨学术思潮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若以胡适于1920年11月写给顾颉刚的《询姚继恒著述书》开始，至今恰过百年。其间，意识形态层面的否定和学术思想上“走出疑古”的质疑，也让我们反思古史辨的价值和意义。

顾颉刚和李镜池的学术交谊恰是古史辨运动最成熟的时候开始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样本。其后，古史辨的高潮在30年代后期已经退去。这其中有战乱动荡的原因，也有学者学术转型的影响。然而，参与古史辨运动的学者们并未曲终人散。在新的学术探索中，他们仍然亦师亦友，切磋琢磨。顾颉刚的学术思考，仍然在关键时刻导引着李镜池的学术研究方向，而李的晚年虽然痼疾缠身，却仍未忘初心，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不断摸索，力图推陈出新。池田知久在讨论李镜池对《周易》研究的贡献时，积极肯定了古史辨运动催生出来的“疑古”思想：“这种抱有怀疑态度来审视自己所用材料的过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对于所有近代学问而言，无一例外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序。”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自序中提及：“《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搜集一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他这里所谓的“著作”，可以理解为某种权威的结论。他认为《古史辨》做的工作，是“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是教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顾颉刚和李镜池孜孜矻矻的研究态度，一直践行着古史辨派这一核心内涵的科学精神。他们倡导科学和客观的实证主义现代史学方法，从不固守某种终极的权威论断——不断质疑，不断更新资料，不断得出新的见解。他们不但敢于用科学思维质疑前人对经典的解释，也勇于不断用新材料、新理论质疑、反思自己的旧说。所疑之“古”，不仅是经典，是前贤，还包括自己几十年不断的“知今是而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