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9年年初离家参军，1983年转业，在湖北省沙洋农场当司法管教3年，军龄警龄一共18年。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经历了从施工连队的普通一兵，到团宣传股报道员、广播员；从支左办公室文书，到副排长、排长；从团政治处书记，到连副指导员、指导员的锻炼成长过程。进步不大，坎坷不少。
老来原知万事空，职位高低大略同。
平庸无为非所愿，但存善念在心中。
从古忠厚传家远，研习文化气自宏。
莫问前程名与利，诸君且行且珍重。
一、应征入伍
1949年11月15日，我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镇回龙村，一个贫农家庭。1966年读初中二年级，因文革辍学。在红卫兵运动中，曾经作为学生‘当然左派’代表，被学校组织上北京‘大串联’，参加了‘十•一八’毛主席检阅。返校后，与‘学生领袖’贺名培、黄新道等一道，参加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活动；然后，作为“老三届”，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潮流，头上顶着“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红卫兵小将”三道光环，回乡务农。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与同学付明金、贺名培、罗尚雄。1965年 月 尚雄父罗汉和摄于通顺河畔
毛主席的红卫兵。1966—10—摄于北京天安门
参军前夕，与初中同学肖贞荣、周大荣合影。1968年底潜江照相馆
1968年冬，务农期间，农村照例进入水利“岁修”季。我随生产队民工大军，来到本县一个叫做“陶子埠”的水利工地“打堤”。征兵消息传来，自我衡量，条件根本不具备：三个兄长先后出继，各自成家立业，我成了家中的独子；父母已年过六旬，丧失劳动能力，家里亟需劳力挣工分，以扭转连年超支的局面；还有，我在刚上初中二年级时，左腿胫骨骨折过。正在彷徨之际，同村好友刘国良，帮了我的大忙，ca（邀约）我一同到区上报了名。结果他因鼻炎被刷，我却体检、政审一路绿灯，顺利过关。我义无反顾从军。临行前，为了让父母有个依靠，我通过公社革委会和人武部，将家在城关、已经下乡到龙湾镇的同班同学伍光萍的户口，迁移到了我们家。（后因部队外调发现她的生父、继父都有“历史问题”，而我们特种部队的政治条件又特别严格，所以这段姻缘终于黄了。但双方都宽宏大量，好说好散，始终没有结怨。）
新兵连合影。C位是排长雷水成，后当二营营长。1969—3—丰都
新兵的时候。1969—5 白涛
六连的山坡上。与范德富、余仁录等老乡战友合影。1969—9
管干事，我的良师益友。自拍。1969—9白涛乌江畔
与老乡胡修林、贺才生在白涛。1970年
1969年4月，在结束了丰都三个月的新训之后，被分配到8342部队（54师）8042部队（101团），为军委建筑工程兵。号称特种工程兵，特就特在，是专门担负绝密核工程施工（打坑道）的。当年驻涪陵白涛镇，准备执行816地下核工程建设任务。有关部队的性质和执行任务等情况，2003年才解密。
本县同批入伍的，有三江、熊口、蚌湖三个区，加上江汉油田、总口农场一部分，总共200来人。绝大部分分在了101团二营。我被分在七连四排16班，担任扒渣班员。除了步兵普通装备而外，额外配备‘’武器‘’圆锹一把，五齿钉耙、十字镐与同伴共用；发防尘口罩2个，线手套、帆布手套各2双；水靴和工作服为老兵留下来的“堪用品”。
因为我在红卫兵运动中，多从事刻钢板、油印传单、办大字报专栏等活动，练得一手蹩脚的美术字，所以经常被连里、营部叫去写字。得意之作是，耸立在工地主导洞上方的两排巨幅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远观不起眼，实际上每个字3.5x4M见方，堪称“大手笔”之作。是在营部技术员肖宏纯的指挥下，由我担纲‘放大样’、一班长郝明功带十多个公差配合，动用打眼放炮、吊车等手段，奋战二十来天，共同制作完成的。为现场渲染“红海洋”造势、为“816工程开工典礼”的隆重举行，增色不少。
一个星期天，我被派到炊事班‘帮厨’。作为新兵，总想图表现。出大力、流大汗，口渴难耐，喝了几口生水，当晚开始拉肚子，第二天转为痢疾；伴发疟疾、打摆子。持续高烧，体温一度高达40.5度！多亏‘一帮一、一对红’的同铺战友郭金生，半夜三更为叫来卫生员给我服‘’泻痢停‘’，打扇散热、敷湿毛巾降温，并于次日一大早，和连部卫生员王芝奎，把我“架”到山下边的卫生队。捡回来一条性命。
50年后，我到安徽蚌埠任桥，拜访搭档战友赵登银，顺便去看望郭金生，彼时他已中风，不大省人事。
二、调入团机关
下连三个月后，通知我搬到连部，跟老文书见习，预备接班。当时部队正在进行‘以艰苦为荣，以当兵为荣，以当工程兵为荣’的“三荣”思想教育。有新兵流露：“当工程兵是路走对了，门进错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我的哥哥来。”指导员刘兆荣，敏锐地抓住这一典型“活思想”，作为“三荣”思想教育的活靶子，在全连开展政治教育。我突发灵感，据此写了一篇报道，赫然在《工程兵报》和《涪陵报》上同时刊登，被团里管新闻的干事管遗瑞大哥发现，立即举荐我调到宣传股，担任专职通讯报道员。
当年年底，工程兵和54师“创四好总评”，以101团6连为典型单位。师长姚家俊亲自蹲点；《工程兵报》编辑部来了一个处长、一个编辑；师、团两级组成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我与团报道组成员列入其中，进驻到六连。我住一排，与吴泽云同铺。有缘与本县熊口老乡战友何楚才、张修义、黄显武、吴泽云、罗德斌、汪登科等，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进坑道。（当时方学扬已被抽出去涪陵地革委支左，偶回连领粮票初次见面）。工作组经过一个多月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运动，一篇题为“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创四好”的长篇通讯出笼，发表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在全军产生颇大的轰动效应。六连当年被工程兵树为“四好连队标兵”。我等切身见习了如此“重量级”政论文章炮制的全过程，同时得到两位资深编辑的面授培训辅导，受益匪浅。
1970年初，816工程坑道掘进进入高潮。我们团作为主攻团，大张旗鼓，吹响了“大战红五月、日出碴1千方、向党的‘九大’献礼”的号角。为了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股安排我到工地指挥所当宣传报道员，同时接替甘肃籍老兵李炯堂，担任兼职广播员。
工地指挥所设在主导洞对面的半山坡。时任副团长范吉昌坐阵指挥。司政后都有代表：工程股技术员朱忠吉，宣传股副股长赵三兴，器材股谢助理员。配有两个话务员，一个炊事员，一个公务员和一个广播员。
工地广播室，配备两台150瓦电子管扩大机，带25瓦、20瓦高音喇叭共10多个。采编稿件、机器值守、播音、设备养护，全是我一个人；还要附带管理维护工地的彩门、标语牌、彩旗等。技术方面，由于中学就是物理科代表，与同学陈必俊、晏勇从组装矿石收音机开始，到晶体管四管变频收音机，都尝试过。再加上先我一年入伍的安徽籍战友丁怀杰，与我很投缘。在他手把手传授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了放电影、开广播。不过，有两个方面具有挑战性。一是我说普通话很费劲，郭建民政委到工地视察，教导我不要刻意别腔别调，还是自然一点好，哪怕说的是方言也没关系。二是范副团长总嫌喇叭音量不够大。须知如果满负荷开动，高音喇叭的音膜会坏得很快。我自幼胆小、“恐高”，每次爬上8米高电杆，安装喇叭、更换音膜，总是战战兢兢，腿子直打弹。但是为了满足首长的愿望，我不惜突破音量控制70—80%的操作“规范”，往往把功率开到最大；平时勤跑工地，到施工连队采访、不失时机地发现、宣传先进典型，为掀起施工高潮推波助澜。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团长范吉昌与副团长周贵生在“816”。录自杨文礼主编的《神秘的八三四二部队》。
三、范团长印象
范团长是个地地道道的“工农干部”，不拘小节。坐着的时候，稍一激动就跩到凳子上，也不管鞋上有泥巴；他总是头带柳条安全帽、脚穿长筒水靴、身背超长手电筒，随时出现在施工现场。夜晚巡查工地，只要看到有战士坐或躺着休息，上去就是一蹶子（真踢呢）；还嗡着鼻子骂骂咧咧：“妈的个嘿~（升调），你跟老子操蛋~（由高到降）！”
他文化不高，但粗中有细。一次工地出渣场打筑混凝土，水泥接续不上。他打电话给装备股谢助理员：“老谢呀老谢，你怎么还不跟我卸（水泥）？现在，你给我两步并作三步走、赶快来报到！”在场的人都笑他把话说倒了。他眨巴眨巴眼睛，反问道：“他本来跑两步，我要他跑三步，这样不是更快些么？”赵副股长连忙笑着打圆场：“副团长说的没毛病！”还有一次，他作施工竞赛动员讲话，来了一句：“先下手遭殃，”说到“后下手”，卡壳了。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后下手，后下手更遭殃。不信？不信你们就试试。”逗得台下干部战士笑得前仰后合。
有一次，团机关直属队军人大会，范团长作整顿军容风纪报告。他说：“军人要讲究仪容，系好风纪扣。都要像我这样，”一摸自己，没有扣上。他马上就说，“像我这样，是不行的~。”这时候，站在旁边的军务股郑参谋，发现他下面的裤子也没有扣，白内衣外露，就轻声提示：“团长，下面。”他误会了，说，下面我还没有讲呢，你着什么急？”郑参谋倒真急了，继续提醒道：“团长，露啦。”他说：“漏了？漏了你待会补上就是了！”
范团长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工地上都是“三八制四班倒”，他却没有节假日、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在指挥所里，只要听不到空压机响，或是看不到翻斗汽车来回跑，一准是哪里出了问题，就赶紧打电话查问； 有时候，他突然心血来潮，逮着谁是谁，随便拉一个人，前往工地，现场解决问题。我有几次深更半夜被他“拉差”，看见他所到之处，往往带班干部会出面打立正、喊报告；而战士们远远看见是他，一个个四处逃散、唯恐避之不及（怕挨踹）。呵呵，那场景很是有点滑稽。
他患痔疮。每当看到他屁股头的白衬裤有血渍，我们就动员他去卫生队看病。他总是让公务员跑到卫生队去帮忙拿点药，敷衍了事。有一次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卫生队焦队长带救护车来接他去住院，他把焦队长“骂”了一通，坚持就地一边打吊针，一边打电话催进度。
那一年，他在西安留守处的家属快要临产了，捎信来希望他休假。他心里只有“日产1千方”，便通过赵副股长，吩咐我到干部股找了个差事，前往西安出差，顺便去照料一下。去来十来天，向他报告母子平安，并告知：家里还等着你取名字呢。他鼻子哄几哄，说：“取什么J B名字，就叫‘三’！”——“范三”，就是这么来的。
别看他成天总是满脸威严、爱发脾气，其实他的内心很脆弱，甚至比一般人更容易动感情。众所周知，他有一个常被诟病的毛病，为了赶进度，往往放任甚至纵容打干眼。为此不止一次受到张栋政委、侯信苗主任、焦德胜队长等人，会上会下的批评与规劝。焦队长甚至关于矽肺病的危害性，跟他吵了起来。他往往一脸无奈的样子、委屈地直掉眼泪；当年年，101团在816工程施工中，敢打硬拼，创造年出碴16万方的好成绩，一举打破了工程兵施工历史记录，受到师里的通令嘉奖。庆功会上，他百感交集、喜极而泣；在党委中心组“学习小靳庄赛诗会”上，他拿着司令部文书写的稿子，念着念着，竟然哽咽起来；后期，221库工程上马的开始阶段，团领导班子闹派性，部队整体战斗力滑坡，施工进度老是上不去，一度拖了全师的后腿。曲副师长尅起人来，毫不留情，有时候把范团长训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会回来，他总是闷闷不乐。他对郑参谋长直叹气：好端端的101团，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都反映他心地善良，心眼好。对干部，尤其是对他得意的部属，宽宏大量、关爱有加。朱技术员两口子都是军人，小孩上幼儿园的难题，是范团长亲自过问解决的；二营营长程兴安，酒后乱来，把战士来队家属引到高粱地里“谈心”。接到战士的举报，团党委开会讨论给程营长处分。范团长念其在组织01房间的施工中，有突出贡献，一票否决；某连连长犯了点事，师里责令严肃处理。范团长顶着压力，出面说情，主张给个处分、处理转业算了。然而师里硬是抓住不放，将其“双开”了。范团长惺惺相惜，在干部大会上表示：一个在坑道施工中表现很不错、多次立功受奖的好连长，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 ，造化弄人啊。
年底，宣传股确定我离开工地指挥所。临走的时候，范副团长还不忘向赵副股长过问我的“组织问题”为何还没有解决，这让我很感激。其实政治处党支部已经两次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的原因，一次是因为前女友的社会关系问题；另一次是地方一个曾经受到过冲击的我的母校的学校领导，检举我在红卫兵活动中，有“打砸抢”嫌疑。政治处侯主任不厌其烦，再次派人外调。如果说，前面两次为“普调”，那么这一次，是专门派人前往核实，终于水落石出。最终结论为，“该同志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属红卫兵的一般活动”，批准入党。从而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到2021年，达到“在党五十周年”条件，受到潜江市委的褒奖。
政治处主任侯信苗，我遇到的贵人。
四、涪陵支左
1971年初，我奉命离开工地指挥所，跟随侯主任，到涪陵地革委，参加54师“三支两军办公室”，接替老乡方学扬当文书。期间，在师、团军管会首长的直接领导下，经常出席地革委高层会议；参与协调地委机关的行政事务；同时协助管理军宣队队伍。还经常陪同首长，由地革委派“华沙”车，下到有关区县、地直单位，抓点带面，帮助班子“补台”、解决大联合中遗留的“老大难”问题；配合军地领导，内查外调、处理多起纠纷、群众上访等问题。亲眼目睹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派性武斗给涪陵行署机关带来的巨大创伤；见证了支左部队对稳定当地局势的强大威力和在地方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我十分珍视这样的锻炼机会。
难忘那次起草传达“9·13林彪事件”活动的简报。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非常时期，军队更是十分紧张。54师军管会通过王干事，要求将支左部队的反应，以密电形式，直接发简报给工程兵政治部。我起草电报，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限于阅历，思想觉悟、认识水平跟不上，很茫然。因为事件尚未公开，除了口头传达的中央红头文件精神外，没有其它参考资料，真不知道该如何发挥。“书到用时方恨少”。憋了好几天，开动脑筋、苦思冥想，通宵达旦地修改了好几遍。材料报到机要科的时候，连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果不其然，后来工程兵内参通报中，对54师笼统带过，搞得军管会首长很没有面子。籍副政委没有直接批评我，只是问秘书科、宣传科：怎么不叫干部来写？侯主任告诫我说：“写材料，没有一点闪光的东西，是不行的。”懊恼之余，我知耻后勇，决心加强学习，练好基本功。牢牢记住，注意琢磨和发掘“闪光点”。打那以后，无论是跟随首长，还是在同地方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的交往中，我都孜孜以求、虚心学习。很快的，对地级机关党政财文各项工作的规矩、办事套路，大体上有了一些了解。尽管是肤浅、皮毛的，但眼界大开。
与保卫股张佩芳副股长在涪陵地革委支左办公室。张大哥制作。
五、经受锻炼
1972年初，从涪陵撤回，我被安排回七连“锻炼”，任二排副排长，与赵灯银排长搭档。不到半年，四排长柴昌振因公牺牲，团里下命令我补位。未曾到任，即随六连李连长，前往安徽萧县，处理柴的善后事宜。前后两个来回历时三个多月。接着进师教导队三个月，与同期安徽籍战友杜明坤、刘道云；天门籍战友胡清学、王丕兵、罗阳平、张俊峰等，结为相好。
履职四排长一年多时间，在连长郭玉峰、指导员张德阳的领导下，与一排长郝明功、二排长赵灯银、三排长李宗南、司务长蒋华山等，团结协作、愉快工作。搭档副排长胡世贵、刘谦好，班长王传本、王春义，都是同批入伍老乡；还有70年山西老兵韩达庆、斛宝，待我亲如兄弟。有了这些得力骨干的支持，除了试行电雷管爆破，由我亲自把关以外，工地上的事情，基本上用不着我操心。特别是有缘和贾效文、郭武军、向国银、赵亮俊等为代表的一批战友，同吃一锅饭，同钻一条坑道，友谊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若干年以后，我们又重新相聚，共同为揭秘老部队的历史功绩，传承老部队的优良传统与“两弹一星精神”、“大三线精神”，发挥余热作贡献。
支左归来。1972—七连
与老乡王传本、王春义在七连四排。1973年
张栋政委。王加法提供。
1974年初，我被调到政治处任书记。
当时部队已经完成816施工任务，高奏凯歌移防到天津张贵庄修机场。文革尚未结束，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组织上培养我，让我列席团党委中心组，负责会务（做记录、起草计划安排、写简报等）。工作压力空前的大，常常加班加点赶材料。这就迫使自己坐下来，扎扎实实地读书学习。
张栋政委，学识渊博，思路敏捷，作风谙练。作政治报告、理论辅导，一般不按我们给他写的稿子念，而是脱稿侃侃而谈、恣意发挥；他的讲话能够抓住人心，台下鸦雀无声；他布置写文字材料，站位高，视野开阔，理论性强，逻辑清晰；改材料特别仔细，尤其喜欢搞“新套套”，标新立异、引经据典是他的拿手好戏。在特别强调“突出政治”“党委一元化领导”的年代，他善于处理与军事主管干部的关系，充分发挥和保护搭档范团长的积极性，很是难得。在他俩主政101团期间，不仅完成施工任务全师第一，而且部队建设，从党委到支部，从机关到基层，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呈现出一派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工作之余，他喜欢和身边工作人员聊历史、谈人生；他兴趣广泛，爱好拉小提琴、打桥牌，偶尔喝点小酒。全团上下，干部战士都被他的人格魅力与才华所折服。
1975年初，为配合部队批林批孔运动，师里要求拿出一份典型材料。研究确定机一连。该连是个老先进单位，创“四好”期间就“鸡毛飞上天”了。干事贾珍琳，曾经写过一篇长篇通讯，上了《工程兵报》，享誉54师。这一次，他们创造的经验是，“批林批孔促进开源节流、改善连队生活”。这符合当时全军“艰苦奋斗是我军的政治本色”的宣传口径。于是，张政委带着宣传股的瞿股长、管干事，还有我，来到机一连。看见指导员肖x泽正在指导一个新兵蛋子出黑板报。寒暄之际，新兵递过烟来说：“首长，‘偷’烟。”一听就是湖南会同口音。肖指导员很会说奉承话：“张政委除了抽烟不会，琴棋书画都会。”——这个新兵，就是张政委慧眼识金、当场发现，调到宣传股电影组、选送北大深造，后调兵种部宣传部的大校参谋袁禹友。
与组织股干事王良玉夫妇邂逅天津水上公园。詹友才摄影。1975年
六、接受考验
1976年下半年，部队担负的天津滨海机场工程任务接近尾声；派出部分兵力去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去了，机关主要任务是理论教育。遵照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指示，兴起了学习之风。
内容多为马列原著如列宁《哥达纲领批判》、《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分专题辅导。政委张栋爱好打桥牌。业余时间打桥牌在机关蔚然成风。参谋长闫洪智，军务股长郑学义，以及车正清、许修官、贾珍琳、蒋华山、魏理荣、我等几个，经常和张政委一起，搭档打桥牌、聊天、喝酒。貌似走得近了，不料被人捏为把柄。
1976年，从工程兵和师里刮起一股风：‘奇怪奇怪真奇怪，人人都喊受迫害。’以什么T派、M派划线。101 团闹的最凶。到1977年，派性活动愈演愈烈。得势的一帮子人，借助揭批‘四人帮’，搞所谓“上挂下联”。对团里的几个主要政工领导，冠以“四人帮的黑爪牙”，以莫须有的‘写效忠信’、‘’搞地震‘’“另搞一套”等罪名，公开批判；还分别成立“专案”组，对他们隔离审查几个月，然后处理转业。
政治处人人自危，成了散摊子。一批工作表现好的骨干，被说成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一个个被‘约谈’，要求“说清楚”、划清界限。然后有的处理转业，有的被挤走。
到1978年初，我准备转业。此时，据说是一位常委的一句话，调我到十二连任副指导员。
连队的氛围很和谐。十二连老指导员徐兴林，新任连长熊先进，历任副连长戴天才、高保宁、张卓然，司务长史月章等，都对我特别友好；相继从十二连提升出去的王丕兵、吴海年、魏理荣等，关系也很铁。还有77年利川兵，79年武汉兵，也都极力为我抬庄。工作顺手，起色很大。无论是协助主管干部做思想工作，带班完成施工任务，还是在老兵复员的非常时期，化解官兵矛盾等方面的工作，都走在了全营前头。那几年，全国恢复高考、强调连队战士学文化。我利用老关系，请来北大毕业回团任文化教员的袁干事，给战士们上文化课，连队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被树为典型。年底，我荣立了三等功。
1980年，部队再次缩编，我莫名其妙地又被留了下来，到新编一连任指导员，与胡炳合连长搭档。那阵子，部队分分合合、面临撤销。干部人心浮动，有点路子的，忙于找出路、调院校；更多的是听天由命、继续埋头“压金线”。到房团长和韩政委搭档的时候，二人硬是不往一个壶里尿，被喻为“猫子养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连队只剩下四五十人，本来事情不多。韩政委授意，指望我动点脑筋，探索在部队动荡时期，如何用“攻心”（思想政治工作），来稳定基层局面、调动干部战士积极性这些方面，有所建树。也难为宣传股的“笔杆子”杨开怀战友，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炮制出一篇通讯，在《工程兵报》上发表，将我作为“模范指导员”典型推了出去。孰料触碰到房的不知是哪一根敏感神经，结果适得其反。混到1983年春，我终于盼到转业。
2022 年 3月 于南京
转业之前。贾珍琳、张如意、胡炳合、何光明（卫生队长）、王清顺、何家福 许修官、张治荣、刘谦元、蒋华山、曲家连 1982—三墩坎
‘816集结号’2010—4 白涛 右起管成相、刘谦元、许修官、韩桂山、胡清学、李发立等
与方学扬、胡清学、许修官、王清顺到重庆歇台子重访老部队。张从清、张修琪、张秀元等盛情接待。2010—4
2020年下半年起，在原部队杨文礼老首长精神的感召下，与相好战友胡清学、张志龙发起收集编撰101团团史活动。编委会部分成员合影。2021年7月于利川团堡
2024年5月，团史《铸盾先锋团》编纂成功，10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