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毛泽东,方知毁掉一个人的,是受害者思维

栩然说
创建于202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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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希锐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6月9日,是2023年高考的最后一天。


你是否还记得往年的“白卷英雄”吗?


所谓“白卷英雄”,指的是:


那些在高考时,故意不好好答题,却在试卷上写满对高考和应试教育不满、批判、控诉的考生。


多年以前,我觉得这些考生“貌似很有勇气、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随着年岁渐长,我发现,他们的做法是有很大问题的。


或者说,他们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被“受害者思维”支配的恶性循环中,不可自拔。


被“受害者思维”支配的人,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把原因都归于外界,并产生焦虑、愤怒、无助等负面情绪,甚至做出极端之事,试图证明:


自己没错,错的是整个世界。


别觉得这种思维模式只发生在“白卷英雄”身上,日常生活中,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


找不到工作,那肯定是公司没眼光;

做不好生意,那必然是环境太糟糕;

看不到希望,那一定是出身很普通。


……


上述的归因,不无道理,但却走了极端。


人一旦走了极端,便会不自觉地堕入“受害者思维”的窠臼中。


负面情绪散了一地,问题却没有解决。

曾经的我,常受困于这种思维模式。


在研读党史时,我发现,毛主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和一般人不同的是:


他及时从受害者思维的误区中走了出来,积极面对困难,最终破局而出。


毛主席是如何走出受害者思维的?


我们从中能获得什么启发呢?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深入聊聊。


2


1929年6月22日,龙岩公民小学兴学祠。


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会上,毛泽东与朱德陷入了争论。


自井冈山会师后,两人合作一直挺顺利。


他们的争论并无私人恩怨,主要是在红四军的军队领导权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觉得,军队应该由党集中统一领导,他希望战友们能够接受他的主张,让红军早日走上正轨。


当时朱德并不认可,双方争执不下,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


会议结束后,朱毛二人都受到了批评。


其中:


朱德予以书面警告,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


有多严重?



英雄主义;固执己见,过分自信;

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

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

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



帽子扣得很大,批评极其严厉。


祸不单行:


毛泽东还落选了前委书记!


失权后,他在红四军内难以容身,便选择了离开,理由是养病和做地方工作。


陈毅回忆说:



“这个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毛主席因长期行军作战,患重伤风感冒到蛟洋那里去养病了,实际上是愤而辞职。”


此时的朱毛二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受害者思维的误区。


他俩的发心是好的,但争论问题上了头,理性的探讨被强烈的情绪所掩盖,解决不了问题,还伤了和气,自然是不欢而散。


离开红四军的毛泽东,到了一个叫苏家坡的山村休养。


说是休养,其实跟“排挤流放”差不多。


那时候,毛泽东身边没有警卫员,安全得不到保障。


只能和妻子贺子珍相依为命。


他又身患疟疾,愈发严重,共产国际以为他去世了,发了讣告,“被死亡”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遭遇如此多的打击,估计早就躺平摆烂了。


或是继续被受害者思维牵着鼻子走,陷入无休止的抱怨。


但毛泽东没有。


他在苏家坡附近找了个山洞,白天读书反思,晚上回村睡觉。


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的反思愈发深刻,对自己进行了灵魂拷问:


“真理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保护少数。问题是真理在你手里,你怎么还会被罢免呢?”


是啊,因为自己的想法一时半会儿不被认同,就耍性子,闹脾气,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了呢?


退一万步讲,就算自己说的都对,代表真理,但没人认同拥护你,试问,能做成事情吗?


很难,真的很难。


毛泽东意识到:


想要切实推行一种观念,首先得获得大家的支持。


而要获得大家支持,那就得先学会团结人。


一旦学会团结人,事情就好办了。


他后来说“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就是这种团结思想生动形象的概括表达。


毛泽东在苏家坡的山洞里的反思,一如王阳明在龙场的悟道,又如曾国藩在遇挫之后的蜕变,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结果却相似。


虽然遇到巨大打击,但他们都没有选择缴械投降,而是经过深度的自我剖析,实现了认知的飞跃、成长的进步,为后续做成许多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他们都摆脱了受害者思维的枷锁,切换升级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那就是:


责任者思维。


什么是责任者思维?


简单来说,就是遇到问题,不选择逃避,不选择推卸责任,不作什么情绪化的宣泄,而是敢于面对问题,承担责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进而解决问题。


有了责任者思维的加持,当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四军队伍时,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与朱德等人摒弃前嫌,达成了和解。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记录道:



“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


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


这也应了陈毅的一句评价,“毛主席这个人,不贰过”。


贺子珍后来说,经过一系列打击,毛泽东变得更懂得团结人了,面对困难时,也更加冷静、沉稳、干练,应对自如了。


比如遵义会议前期,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迫害,又被排挤出局,被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被认为是“土包子”,但他选择了隐忍,而不是逃避。


同时,他努力团结大多数同志,凝聚共识,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实现逆风翻盘,挽救了党和红军,成功带领队伍走出低谷。


后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又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哪怕斗争中存在着艰难险阻,也不选择轻易放弃。


先是好言相劝,做说服工作,发现此路不通,那就当机立断,带领队伍,先行北上,而不是被人掣肘,丧失了主动权。


不拖泥带水,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红军团结,避免分裂,促成了长征的圆满成功,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留了宝贵的火种。


王明也好,张国焘也罢,他们虽然初期看起来实力强劲,学历、工作履历要比毛泽东要光鲜亮丽得多,路也要比毛泽东走得更顺,但却注定难成大事。


究其本质,很关键的一点便是:


他俩都被受害者思维绑架了。



3


先看王明。


他觉得自己在苏联留过学,懂得纯正的马列主义,是纯正的共产党人,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便不顾客观实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让党和红军濒临崩溃。


后来受到党内批评,王明表面选择接受改正,但内心还是不服,觉得自己没有错。


解放以后,在党中央的细致安排下,多次去苏联治病,后来居然忘恩负义,拒绝回国,还在中苏关系恶化时,公开在苏联报纸上攻击诽谤党中央和毛主席,成了名副其实的“白眼狼”。


再看张国焘。


虽说他北大毕业,学历比毛泽东高,权倾一时,看起来实力强大,但实际斗争却很软弱,据说曾经被捕时还出卖过恩师李大钊!


后来选择分裂中央不成,来到陕北,受不了党对他的批评,居然选择了叛逃,成了叛徒!


解放后,一度想回国,却因为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而选择作罢。


相比王明,张国焘不仅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伤害,还成了叛徒,沦为了笑柄。


被受害者思维绑架的王明、张国焘,一步步走上不归路,自毁长城。

相比他俩,犯过大错的博古,却没有选择一错再错,而是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并转而坚定地拥护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既往不咎,让博古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擅长的宣传工作,办起了报纸。


博古不负众望,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并成了解放区新闻方面最有权威的指挥官之一,受到了毛泽东的夸赞。后来,还与毛泽东一起被誉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注意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拒绝受害者思维,坚持责任者思维。


同时,对于那些犯了错的同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做好团结联合工作。


这就是毛泽东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也是他能被大多数人真心认可拥护,并成就一番事业的核心内在底层逻辑。


说起来挺容易,试问,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4


确实,想要转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往往是困难的。


但,对于一个想成事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又是必须的。


受害者思维,其实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想要克服它,切换为责任者思维,就要做出一番努力。


当然,这种努力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套完整可操的方法论。


在结合毛主席的故事,以及一些心理学理论后,我觉得,规避受害者思维,建立责任者思维,要做到以下3点:


第一,觉察想法。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之所以怨天尤人,选择逃避,其实是脑中固有的想法在作祟。


比如:


“好烦啊,为什么我总这么倒霉”;“跟我没关系,都是别人一手造成的”;“我能怎么办?还不是因为他们把事情搞砸了”……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冷静下来,调动自己的元认知,觉察这些消极想法,不妨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客观事实吗?”;“哪些因素我确实控制不了,哪些因素我又可以控制?”


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会发现,其实许多消极想法,完全是陷入了情绪化的陷阱,当我们觉察到,才会真正认识到这些想法的荒谬,改变才会发生。

第二,改变想法。


当我们觉察到了消极想法,接下来,就可以做出改变了。


比如,过去觉得:


“这个问题都是别人的责任,跟我无关,我很无辜,是个受害者”;


现在就要转变为:


“难道我就一点错没有?我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我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是一种重塑信念的心理暗示,也是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


红四军时期,毛主席在苏家坡的深刻反思,其实就经历了这个关键阶段,通过一番历练,为他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第三,落地践行。


当想法改变,最重要的,就是落地践行了。


常言道,知易行难。


光认识,不做到,现状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变。


时间一长,便沦为空话,毫无意义。


所以,认识到了,就要继续基于这认识,不断地尝试实践。


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曲折往复,但每一次的实践,都在进行积累沉淀,巩固强化甚至更新自己的认识,并将这认识,一点点转化为正向的现实,实现正反馈的循环,真正做成一些事。


就像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得那样: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以上3点,就是我从毛主席身上收获的一些启发和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望我们都能规避受害者思维,建立责任者思维,勇敢地面对肆意奔涌而来的困难险阻。


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是如此。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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