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名村医，在那个医疗条件欠发达的年代，父亲挽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他精湛的医术让很多医生望尘莫及。没有彩超，没有CT，没有心电图，没有CR光片，他给病人诊断仅仅靠的是听诊器。小时候我觉得那个听诊器是那么神奇，趁父亲不在，我偷偷的戴上，可啥也听不见。
那时候人得病了没医院可去，只能把医生叫到家里去治疗。不知多少个夜晚，我的好梦被前来叫父亲的人惊醒。不管多迟，父亲都起来去给人家看病，从没拒绝和推辞过，背着他的药箱，翻山越岭，有时候走几十里，有时候走几百里。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贫穷富有，只要找到父亲，父亲就义不容辞的去治疗。当然父亲医术高明，只要父亲看的病人，都是药到病除。憨厚的村民为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经常杀个羊羔送来，在我的记忆中，一年总有吃不完的羊肉。
后来乡政府有了卫生院，可所有的人还是认可父亲，有病还是找父亲看，没人去医院看病。医院的院长颇有意见，可不管院长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医院门可罗雀的现状。相反，找父亲看病人却越来越多。
只要父亲不出远门给人看病，就会接送我上学，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骑着自行车去送我上学，那时候的冬天奇寒无比，坐在自行车上的我冻的哇哇大哭，父亲就哄我说不敢哭，要不眼泪会结成冰块长在脸上。我以为这是真的，就不敢哭了。去学校先经过父亲的诊所，到了诊所，父亲就取了些酒精点燃，让我烤暖和再去学校，就是现在用酒精烤火取暖都是件挺奢侈的事，别说物质匮乏的八十年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低下，和我同龄的孩子穿的衣服大都打着补丁，可我的衣服时常是簇新的。那时候的水果糖和饼干更是稀缺，只有有钱的人家过事的时候才有，同伴们坐席的时候会一抢而空，可我却从来都不屑一顾，因为我早都吃腻了。
1995年我考入了庆阳师范，快开学了，可我的录取通知书迟迟不见，我心急如焚，父亲更是着急的寝食难安。最后他决定去我录取的学校问问是咋回事。那时候的交通不方便，父亲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才能坐上车。父亲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但找到了学校，也找到了当时的副校长郑学良先生，郑校长说我确实录取了，让开学把准考证拿上来报道。父亲回家把这一切告诉了我，我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1999年夏，我在庆化子校实习，有一天早晨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我两个同学把我送入医院，主治大夫说幸亏送来得及时，要是再迟几分钟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学校负责人的耳朵里，他们怕担责任，就不想要我实习了。颇费一番周折，他们还是联系上了父亲。我得病的第二天中午，父亲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我买了许多我爱吃的东西，又给了我几百块钱。可我见了父亲没问他是怎么来的，甚至连一口水都没让他喝，就着急的催促他赶紧回去。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2006年，我的儿子出生了，父亲非常高兴，同时也担起了照看儿子的责任。他怕我劳累，白天看护，晚上还领着儿子睡，他那时已经七十岁了，本来就需要人照顾，可他还要照顾我的孩子，他的辛苦可想而知。可我还不知好歹，要是孩子生病了，还责备他没看好，现在想来真是糊涂。
2015年，父亲向来健朗的身体大不如以前，可我没有太在意，农历九月九日，舅舅病逝，在舅舅的葬礼上我见了父亲，感觉他好像比之前精神了很多，我心里暗自窃喜。心想父亲一定会好好的，谁想这竟然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农历九月十八的中午，嫂子打了个电话说父亲病了，我心里有一丝不祥，但很快我就否定了，我想父亲一定会好好的，可下午六点我又接到侄子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把我炸懵了，我不敢相信，更不能接受。父亲好好的，怎么会这么突然，而且他平时也没什么病，就是血压高偶尔眩晕，但也不至于危及生命。
就算我再不愿意相信，父亲还是离我而去了，那个晚上，我彻夜难眠，泪如雨下，父亲对我关爱的点点滴滴，清晰的浮现在眼前。从此以后，这世上就少了一个关心我的人。
父亲耿直，倔强，不善言谈，但他的心底却非常善良。除了对自己的子女疼爱有加，也重手足之情。大爹，二爹有病，他都陪在身边照顾。亲戚邻居有个头疼脑热他都要去看看。
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他用自己的行为践行了他是一个好医生！
母亲年轻时，在我们那十里八村也算得上美女，她不但长得好看，也很能干。她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她心灵手巧，做的饭菜色香味俱全。正是吃惯了她做的饭菜，稍有不合我口味的饭菜我就吃不下。就算胃里空的百爪挠心，可不合胃口的饭菜总是吃不下去，就算勉强吃下去，不到两分钟就会全部吐掉。
母亲不但厨艺好，就是一些技术活，她也能无师自通，做的很好。比如做衣服，她没学过一天裁缝，可做的衣服非常的合身得体。她没学过理发，可她理的发确实不比专业理发师差。记得有一年过会，母亲办了个临时理发摊，可生意却是出奇的好。于是母亲每天给我一块零花钱，父亲也给一块，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好富有，并为自己的富有沾沾自喜。那时候一碗牛肉拉面才几毛钱，我把街道上所有的吃的吃个遍，好像也花不完两块钱。
母亲特别爱干净，她自己衣服从来都是纤尘不染。房子收拾的干净整洁。对我的要求也特别严，衣服上不能有一点污垢。小时候别的孩子在土堆里玩，我只能远远的站着看。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伴玩，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我就哭着让父亲赶紧给我洗，要不母亲看见我把衣服弄脏会打我的。
记忆中我们家的摆设就是一些药盒和盛了氯化钠和葡萄糖的玻璃瓶子。母亲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挨个把这些瓶子擦个遍。在我们那简陋的屋子里，这些瓶子熠熠生辉。
2009年的正月，母亲一直咳嗽，而且痰里带血丝，母亲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咳嗽把嗓子的毛细血管弄破了，就给母亲给了些止血药，母亲吃了后痰里面再没血丝了。所以也就没当回事。
到了三月，母亲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到县医院做了CT，医生说肺上长了肿瘤，建议到大医院再做诊断。于是我们去了西京医院。可恰逢五一放假，几天漫长的等待，终于收假了。所有的检查又做了一遍。确诊母亲不但肺不好，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和淋巴上了。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我多想倾其所有，换来母亲的健康。可这显然不可能。
接下来治疗的就是化疗，没想到化疗这么痛苦，母亲痛苦的吃不下饭，就算勉强喝口水也很快就吐了。第一次化疗后，母亲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很快又到了第二次化疗的时间，我老早就发愁，母亲这身体怎么吃的消。到了医院，专家建议不要母亲做第二次化疗，他问我给母亲做化疗的意义是什么？我就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没做二次化疗。
回家后，刚开始的几个月母亲生活还能自理，到后来因为病痛的折磨，她再也走不动了。母亲姣好的面容已经被病魔折磨的变形了。疼痛折磨的她面容枯槁，说话的声音也微弱了许多。最后的日子，只能靠杜冷丁的麻醉缓解疼痛。
2009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母亲走完了她短短的61岁历程，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她就这么安静的走了。
她的一生要强，能干。待人热情，母亲去世了，亲邻们都觉得惋惜。
我的父母给了我同龄孩子没有的童年，这让我一辈子傲骄。虽然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但你们却把我视若己出，让我今生难报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供我读书，让我有了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职业，让我一辈子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