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至图三
按藏传佛教法器的陈列方式“七珍”与“八宝”通常同时供奉。八宝，又称八吉祥或八瑞相，依次为华盖、双鱼、莲花、宝瓶、右旋螺、吉祥结、法轮、尊胜幢。八宝在藏蒙地区的流传极为普遍，其造型组合或装饰图案早已泛化为吉祥、幸福、圆满的象征。“宫廷文物专题展”中陈列的一组八件“琉璃八宝”，制作方法及外观色泽与宫殿所用黄绿琉璃瓦极为相近，粗瓷白胎外施黄绿彩釉，整体烧制而成，器形端正严谨，釉色明亮润泽。单件通高约38厘米，其造型按上、下两部分设计。
炉顶为博山形制，在嶙峋的山石之间盘绕一龙，炉有两直耳。炉腹圆鼓镂空，有透雕凤纹饰，炉腹下承三兽形足。该炉为 琉璃三彩器 ，色彩斑斓绚丽，艺术感染力较强。
南宋龙泉窑粉青釉凤耳瓶， 是全世界已知凤耳瓶中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好的一件。1983年在松阳县出土，发现者为郑寿潮和林开兰两位老先生。
此瓶器型规整优美，比例特别匀称，粉青釉凝厚如玉，色泽典雅，胎质精良，体现了龙泉窑青瓷“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特色，堪称难得一见的珍品，是龙泉瓷中的稀珍品，被称为“国宝”。
【太师小子簋】西周晚期，通高25厘米，口径21.2厘米，腹径27.4厘米，底径24.4厘米，重7.7千克，西安市长安县（区）沣西公社（乡）兴旺村西周丰镐遗址出土。弇口鼓腹，兽首双耳有珥，圈足下承三兽面扁足，盖面隆起，盖握作圈状，盖面及腹均铸成横沟纹，盖和口沿饰大小相间的重环纹，圈足上二方连续的重环纹，腹底有网状菱形纹。从造型和纹饰的分布特征来看，此簋与传世的史颂簋、颂簋、伊簋和出土的散车父簋、父簋大致相同，铭文字体也基本一致，据考证，这些传世与出土簋均为西周宣王时期器。
此藏品为唐代文物。一俑头束发髻，浓眉圆目。 颈围 有一周项护，身着铠甲，甲身前各有一小圆护。另一武士俑俑头束发髻，两眼圆睁，张嘴露齿，身穿明光甲，颈围有一周项护，胸前左右各有一圆护，肩覆披膊，一手握拳于身侧，一手掌心下压，足蹬长靴。现收藏于 洛阳龙门博物馆 。
青釉盘口瓶，高32.5厘米，口径6.6厘米，足径9.2厘米。瓶盘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瓶身施半截青绿釉，釉层透明，釉面有细碎开片，釉向下垂流，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然装饰效果。从此瓶的造型、胎质与釉色上看，都具有隋代青瓷的典型风格。盘口瓶由北朝时洗口瓶演变而来，特征为盘口，短颈，平底。与北朝的洗口瓶相比，主要变化是颈变细长，腹径阔大，略呈椭圆形，且有单体双体之分。
饕餮兽面纹自良渚文化时期就存在，但它一直被称作兽面纹，直到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才开始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它的涵义有“通天地”、“通生死”、“驱鬼避邪”、“威猛、勇敢、公正”、“祭神”等象征说法。饕餮纹虽然是拼合组成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随意拼凑的。古人对于饕餮的具象并无概念，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动物（尤其是大型禽兽）身上发现了其应有的特质，于是在塑造饕餮形象时，他们便整合了羊（牛）角（代表尊贵）、牛耳（善辨）、蛇身（神秘）、鹰爪（勇武）、鸟羽（善飞）等，神秘的怪兽有着人们熟悉的动物的器官，这就使人们能够迅速体验出应对饕餮纹怀有怎样的情感。富有神话气息的来历和外形的夸张，又使得饕餮纹狰狞恐怖，神秘威严，令人望而生畏。
青铜剑始于商代。那个时候，它的剑身一般较短，形状就像柳树的 叶子 ，制作也比较粗糙。 春秋晚期 以后，青铜剑的制作达到成熟。此时的青铜剑，剑身普遍被加长到五六十厘米。一把青铜剑主要由剑身和剑茎两部分组成，所谓剑“茎”就是剑的把手。在剑茎和剑身之间还有一块凸起来的隔板，叫做“格”。比较讲究的青铜剑“格”的上面都有一些装饰物，以此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这些装饰通常使用玉质材料，所以这种剑也叫“玉首剑”。西汉中期，铁制兵器完全取代了 青铜兵器 ，青铜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酱釉即酱色釉，是一种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釉色如柿黄色或芝麻酱色，故而得名。酱色釉早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但真正成熟则是在东汉晚期。宋代是酱釉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南北各地瓷窑普遍烧造，并以北方的耀州窑、定窑和当阳峪窑为杰出代表。
唐初期，铜镜的主题纹饰以 瑞兽 为主，造型丰腴、活泼。最引人注目的是 海兽葡萄纹镜 ，它以高肉浮雕葡萄为主题，间饰海兽、雀鸟、蜂蝶和花草，纹饰华丽而繁缛。其余还有宝相花纹，它是一种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艺术处理，变成的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 唐中期，铜镜的纹饰，格调新颖，题材广泛，禽鸟、花草占据了主要地位。另外，人物故事题材大量涌现。这时期主要流行有对鸟纹、盘龙纹，以及人物故事图案。 唐代后期，铜镜的纹饰趋于简单、粗拙，失去了 盛唐 铜镜富丽堂皇的风格。这时期，含有 宗教 色彩的纹饰特别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