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问于渔者,曰:“鱼可钩取乎?”
曰：“然。”
曰：“钩非饵可乎?”
曰:“否。”
曰:“非钩也，饵也。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渔者曰:“子樵者也,与吾异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而为害也？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以鱼之一身,当人之一食,则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则无易地之患焉？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边。有一樵者路过，放下柴担休息，坐在大石头上，问鱼者：“能钓到鱼吗？”
答：“能。”
问：“鱼钩上不放鱼饵能钓到吗？”
答：“不能。”
问：“钓到鱼不是鱼钩而是鱼饵，可见鱼因吃食而受害，人因吃鱼而受利，都是因吃其利一样，而结果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
渔者说：“你是打柴的，与我工作不一样，又怎么能知道我的事呢？然而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鱼的利和我的利是一样的，鱼的害和我的害也是一样的。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鱼受利于食，我也受利于食，鱼受害于食，我也受害于食。你只知鱼终日有食吃而为利，又怎知鱼若终日无食吃而为害呢？如此，食物的害处太重了，而钓鱼的害处却轻了。你只知我终日钓到鱼而为利，又怎知我若终日钓不到鱼而为害呢？如此，我受到害太重了，而鱼受到的害却轻了。若以鱼为本，人吃了鱼，则鱼受到了伤害；若以人为本，以鱼为食，人无食吃则人受到了伤害。更何况在大江大海里钓鱼，又是多么的危险？鱼生活在水里，人生活在陆地，水与陆地不同，其利益一样。鱼受害于饵，人受害于财，饵与财不同，其害处一样，又何必分彼此呢！你说的，只是事物的本质，而不知事物的变化。”（体、用是古典哲学中的一种辨正关系，体表示事物的本质、本性或本体，用表示事物的作用、发展变化或结果。
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
曰:“烹之可也。”
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
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
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
樵者曰:“愿闻其方。”
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又问：“鱼能生吃吗？”
答：“煮熟之后可以吃。”
问：“那必然用我的柴煮你的鱼了？”
答：“当然。”
问：“那我知道了，我的柴因你的鱼而发生了变化。”
答：“你知道你的柴能煮我的鱼，可你不知道你的柴为什么能煮我的鱼。用柴煮鱼的方法早就有了，在你之前人们就知道，可世人却不知道柴的作用是火。如果没有火，你的柴就是堆积如山又有何用呢。”
樵者：“愿意听你说其中的道理。”
渔者：“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相生，水火相息。水火为用，草木为体。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与害表现在感情上，体与用隐藏于性情中。一明一暗，只有圣人才懂柴与火的道理。就像我的鱼，没有火烧煮直到腐臭烂掉，也不能吃，又怎能养人身体呢？”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
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体乎?”
曰:“然。”
曰:“火能焚水乎?“
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
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
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
樵者问：“火的功能大于柴，我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易燃物还要柴引燃呢？”
答：“柴是火的本体，火是柴的作用。火本无体，通过柴燃烧后才有体。柴本无作用，待火烧起后才为有用。因此，凡是有体的物体，都可以燃烧。”
问：“水有体吗？”
答：“有。”
问：“水能燃烧?”
答：“火的性质，遇水后能与之对立而不能与之相随，所以灭了。水的性质，遇火后能与之相随而不能与之相对立，所以热了。因此有热水而无凉火，是因为水火相息的原因。”
问：“火的功能来于用，它有体吗？
答：“火以用为始，以体为终，所以火是动的。水以体为始，以用为终，所以水是静的。因此，火有体，水有用，二者既相济又相息。不止水火，天下的事物都如此，就在于你如何应用。”
樵者曰:“用可得闻乎?”
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
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
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
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问：“如何应用呢？”
答：“通过意识得到的，是事物的本性；通过语言传授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通过眼睛观察的，是事物的形状；；通过数量计算的，是事物的多少。如何应用，阐述万物的奥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
问：“不可以言传，你又如何知道的？”
答：“我之所以知道，我就不是言传得到的，并非我一人不能言传，圣人也不能用语言来传授。”
问：“圣人都不能用语言来传授，那六经不是语言传授的？”
答：“那是后人编的，圣人又说了什么？”
樵者闻听，赞叹说：“天地的道理具备于人，万物的道理具备于身，变化的道理具备于神，天下的各种道理都具备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我从今天开始，才知道事物的变化如此之大，还没有入门，真是白活了。”
于是，樵者解开柴生火煮鱼。二人吃饱了后而论《易》。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则孰与归焉？”
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
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无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
曰:“何谓我,何谓物?”
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渔、樵二人游玩于伊水之上。渔者感叹说：“世上万物之多，纷杂繁乱。我知道游戏于天地之间，万物都以无心来了解。并非像你熟悉的那样简单。”
问：“请问如何以无心来了解万物？”
答：“无心就是无意，无意就是不把我与物分开，然后物物相通。”
问：“什么是我？什么是物？”
答：“以万物为标准，则我也是物。以我为标准，则万物也是我。我与物一样，则道理简单明了。天地也是万物，万物也是天地；我也是万物，万物也是我；我与万物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如此可以主宰天地，号令鬼神。更何况于人？何况于物？”
樵者问渔者曰:“天何依?”
曰:“依乎地。”
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
曰:“然则天地何依何附?”
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有无之相生,形气之相息。终则有始,终始之间,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本,以用为末。利用出入之谓神,名体有无之谓圣。唯神与圣,能参乎天地者也。小人则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得丧于有余。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此理之常也。养身者必以利,贪夫则以身循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众人则以身循名,故有实丧焉。窃人之财谓之盗，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贿之与赃，一物也，而两名者,利与害故也。窃人之美谓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唯恐其多矣。夫誉与毁，一事也，而两名者,名与实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地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争处乎其间，虽一日九迁,一货十倍,何害生实丧之有耶?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丧。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丧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岂相远哉！”
问：“天依靠什么？”
答：“天依靠于地。”
问：“地依赖于什么？”
答：“地依赖于天。”
问：“那天地又依附于什么？”
答：“相互依附。天依靠于地形，地依赖于天气。其地形有边涯，其天气无边际。有与无相生，形与气相息。天与地就存在于终始之间。天以它的作用为主，形体为次；地以它的形体为主，作用为次。作用的表现称作神，形体的有无称作圣。只有神和圣，才能领悟天地的变化。平民百姓天天应用而不明白，所以有灾害产生利益丧失。名誉是次要的，利益才是害人的主体。名誉产生于不知足，利益丧失于有余。危害产生于有余，实际丧失于不知足。这些都是常理。生活于世必须有物质，故贪婪的人时时寻找利益，因此有危害产生。想出人头地必须出名，故世人都争强好胜，因此有东西丧失。窃人财物称之为盗。偷盗之时，唯恐东西偷的少，等到败露后，又恐东西多定罪大。受贿与收贿，都是一种物品，可却是两种名称，是因为利与害的不同。窃人物品时存在侥幸心理，偷时嫌少，逮时嫌多。名誉的兴与毁，虽然是一件事，可却有两种结果，是因为得到或丧失的不同，大机关事业单位，是出名的地方；集贸市场，是聚利的地方，能不以争名夺利的心态居其中，虽然一日官升三级，获利百倍，又怎能伤害得了你呢？因此争名，是夺利的开始。礼让，才是取名的根本。利益到来则危害产生，名扬天下则实物丧失。利益到来又名扬天下，而且无祸害相随，只有重德者才能达到。天依靠于地，地依赖于天，其中的含义多么深远！”
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廉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远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
渔者说：“天下将要治理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行动；天下将要叛乱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言论。崇尚行动，则诚实之风盛行；崇尚言论，则诡诈之风盛行。天下将要治理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仁义；天下将要叛乱的时候，人民必然崇尚利益。崇尚仁义，则谦虚之风盛行；崇尚利益，则争夺之风盛行。三王时代，人民崇尚行动；五霸时代，人民崇尚言论。崇尚行动必注重于仁义，崇尚言论必注重于利益。仁义与利益相比，相差的有多么远？所以言出于口，不如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如尽之于心。言论出于口，人得以听到；行动在于身体，人得以见到；尽职于心，神得以知道。人的聪明不可以欺骗，更何况神的聪明？因此无愧于口，不如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如无愧于心。无愧于身比无愧于口难；无愧于心比无愧于身难。如果内心都无过错，还有什么灾难！唉！那里找无心过的人，与之交心谈畅！”
渔者谓樵者曰:“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
樵者曰:“未也。愿闻其方。”
渔者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似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也，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夫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吾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过此以往,来之或知也已。”
渔者问：“你知道观察天地万物的道理吗？”
樵者：“不知道。愿听你讲。”
渔者说：“所谓观物，并非以眼观物；而是以心观物，再进一步说以理观物。天下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本性和命运。所以以理观物，研究以后可以知道；以本性观物，观察以后可以知道；以命观物，推算以后可以知道。此三知，才是天下的真知，就连圣人也无法超过。超出此三知，也就不能称为圣人。鉴别万物而能成为明白的人，是因为能不隐瞒万物的形状；虽然能鉴别而不隐瞒万物的形状，但不如水能化成万物的形状；虽然水能化成万物的形状，又不如圣人能模仿万物的性情。圣人之所以能模仿万物的性情，在于圣人能反观其物。所谓反观其物，就是不以我观物。不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既然以物观物，我又怎么会在俩物之间呢？因此我也是人，人也是我，我与人都是物。这样才能用天下人的目为我目，则无所不见；用天下人的耳为我耳，则无所不闻；用天下人的口为我口，则无所不言；用天下人的心为我心，则无所不谋。如此观天下，所见多么广阔！所闻多么深远！所论多么精辟！所谋多么详密！如此所见至广，所闻至远，所论至精，所谋至密，其中无一不明，岂不是至神至圣？并非我一人称为至神至圣，而是天下的人都称之为至神至圣。并非一时天下人称之为至神至圣，几千万年以后天下人仍称之为至神至圣。长此以往，都是如此。”
樵者问渔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鱼?”
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鱼。”
渔者谓樵者曰:“大哉!权之与变乎?非圣人无以尽之。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消长,时也；轻重,事也。时有否泰,事有损益。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奚由知变之所为乎?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奚由知权之所为乎?运消长者,变也；处轻重者,权也。是知权之与变,圣人之一道耳。”
渔者对樵者说：“仲尼说的好：‘殷继承于夏礼，所遇的损益便可知道；周继承于殷礼，所遇的损益也可知道。其次继承周礼的，虽经百世也可知道。’如此，何止百世而已！亿千万世，都可以知道。人都知道仲尼叫仲尼，却不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不想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则已，若想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则舍弃天地会怎么样？人都知道天地为天地，却不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不想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则已，若想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则舍弃动静会怎么样？一动一静，天地至妙，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至妙。因此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是因其行没有辙迹。所以有人说：‘仲尼什么也没说。’又说：‘天什么也没说！但四时运行，百物出生。’这些你知道吗？”
渔者接着说：“大事中：权力与变化谁重要？并非圣人不能讲清楚。变化过后可知天地的消长，掌权之后可知天下的轻重。消长是时间的表现，轻重是事物的表现。时间有亨通与闭塞，事物有损耗与收益。圣人若不知随时间亨通与闭塞之道，又怎知变化之所为呢？圣人若不知随时间损耗与收益之道，又怎知权力之所为呢？运用消长的是变化，处置轻重的是权力。因此权力与变化，是圣人的修行之一。”
樵者问渔者曰:“人谓死而有知,有诸?”
曰:“有之。”
曰:“何以知其然?”
曰:“以人知之。”
曰:“何者谓之人?”
曰:“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谓之人。心之灵曰神,胆之灵曰魄，脾之灵曰魂,肾之灵曰精。心之神发乎目,则谓之视；肾之精发乎耳,则谓之听；脾之魂发乎鼻,则谓之臭；胆之魄发乎口,则谓之言。八者具备,然后谓之人。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气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类也。若全得人类,则谓之曰全人之人。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仁人之谓也。唯全人,然后能当之。人之生也,谓其气行,人之死也,谓其形返。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神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则谓之曰阳行；返于地,则谓之曰阴返。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阳者阴之形也,阴者阳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
樵者问渔者：“人死后有灵魂存在，有这种事么？”
答：“有。”
问：“如何才能知道？”
答：“以人为知。”
问：“什么样的叫人？”
答：“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的叫人。心之灵称神，胆之灵称魄，脾之灵称魂，肾之灵称精。（中医认为：心之灵称神，肝之灵称魂，脾之灵称意，肺之灵称魄，肾之灵称精。这里有不同的见解，不知原文有误？还是有此深意？——译者注）心之神表现在目，称为视；肾之精表现在耳，称为听；脾之魂表现在鼻，称为臭；胆之魄表现在口，称为言。八者具备，才可称之为人。人，禀天地万物之秀气而生。然而也有缺少某一方面的人，各归其类。如果各方面都齐全的人，则称为全人。全人得万物中的中和之气，则称为全德之人。全德之人，为人中之人。人中之人，则是仁人之称。只有全人，才能得到仁人之称。人之生，在于气行。人之死，则是形体返还。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称之为阳行，返于地，称之为阴返。阳行于白天而夜间潜伏，阴返于夜间而白天潜伏。所以知道太阳是月亮的形状，月亮是太阳的影子，阳者是阴者的形状，阴者是阳者的影子，人是鬼的形状，鬼是人的影子。有人说，鬼无形而不可知，我不相信。”
樵者问渔者曰:“小人可绝乎?”
曰: “不可。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成,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间也。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阳阴相半,则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治世则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则小人四分,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乱世则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谓各失其分也。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笃实鲜不成事,缘饰鲜不败事。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家亦由是而兴亡也。夫兴家与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去一何远哉!”
樵者问渔者：“小人能灭绝吗？”
答：“不能。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生，无小人则君子不生，只有盛衰的不同。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阴阳各半，则各占五分。由此而知，君子与小人各有盛衰之时。太平盛世时期，君子占六分，小人占四分，小人不能战胜君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安其道。世间纷乱时期正相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则失其道。这是由治世或乱世所造成的。君子常以身作则胜过空话连篇，小人常空话连篇胜过实际行动。所以盛世时期诚实的人多，乱世时期奸诈的人多。诚实容易成事，奸诈容易败事，成事则国兴，败事则国亡。一个家庭也如此。兴家、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差的是多么的远！”
（原文）樵者问渔者曰:“人所谓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渔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曰:“不正,则安得谓之才?”
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谓之才?圣人所以惜乎才之难者,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若不能归之以正,才则才矣，难乎语其仁也。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平药则常日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谓良药也。《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时平治定,用之则否。《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编译）樵者问：“人有才，有的有益，有的有害，为什么？”
答：“才为一，益与害为二、有才正、才不正之分、才正，益于身而无害，才不正，益于身而害人。”
问：“才不正，又如何成为才呢？”
答：“人所不能做的你能做到，能不成为才吗？圣人所以怜惜成才难，是因为能成天下事而又正派的人很少。若不正派，虽然有才，也难称有仁义。比如吃药治病，毒药也有用的时候，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病愈则速停，不停则是杀人了。平常药日常皆可用，但遇重病则没有疗效。能驱除重病而又不害人的毒药，古今都称为良药。《易》说：‘开国立家，用君子不用小人。’如此，小人也有有用的时候。安邦治国，则不要用小人。《诗》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借用小人之才。”
（原文）樵者谓渔者曰:“国家之兴亡,与夫才之邪正,则固得闻命矣。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
渔者曰:“择臣者,君也；择君者,臣也。贤愚各从其类而为。奈何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而必有桀纣之臣。尧舜之臣，生乎桀纣之世,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虽欲为祸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响,岂待驱率而然耶?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者远矣；上好利,下必好利,而不利者远矣。好利者众,则天下日削矣；好义者众,则天下日盛矣。日盛则昌,日削则亡。盛之与削,昌之与亡,岂其远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尝无小人,乱世何尝无君子,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