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
许谋清
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文学》在八十的年代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最初的几年，一个是末尾的几年。
第一个高峰起始于七十年代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为萌发，到七九、八○年方之的《内奸》开始而蔚为壮观，在这期间，《北京文学》有一大批精萃短篇纷纷在全国获奖，除刚才提到的两篇外，还有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汪曾祺的《大淖纪事》，林斤澜的《头像》。又有大批的作品使人们对全国评奖留下了遗珠之憾，这些作品也有同等的轰动效应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人们甚至认 为《风筝飘带》比王蒙的获奖作品《春之声》更有魅力，觉得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比《飘逝的花头巾》更有嚼头，要深沉老辣得多。朋友们在谈到那时刊物发表的作品时，总是听人把《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成张洁的最优秀的代表作，也有人称汪曾祺的《受戒》为八○年第一个短篇佳构。这个高峰一直到八二年邓友梅的《那五》，留下一个叫人回味不尽的句点。
在这个期间，《北京文学》很明显地牵引着一个庞大的北京作家群。北京还有一批成功的甚至饮誉全国的作家，如丛维熙、刘绍棠、浩然、理由、陈祖芬、韩少华、中杰英、韩蔼丽、李惠薪、郑万隆、陶正、肖复兴等也都在《北京文学》发表过脍炙人口的作品。这时的《北京文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拢住了一批中老年作家，一是扶植了一批文学新秀。锦云、王毅、陈建功都是从这里打响，而发展成有全国影响的作家的。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文学》这块园地，有一度显得有些荒疏了。阿城的《棋王》跑到《上海文学》去发表，似乎是一个标志。那时的《北京文学》明显地有些拢不住作者。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在《青年文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有点寂寥了。我们当时就能看到《北京文学》的焦虑，他们借助老作家汪曾祺的文章呼吁：园已荒兮，胡不归。
终于，《北京文学》再次振作，跃上它另一个峰巅。这个高峰认真地说是起始于八八、八九年，正在漫向九十年代。山东高密汉子莫言的《枯河》是《北京文学》从冷漠走向新的高峰的一个预示，并有朱晓平的《私刑》和他作了响应。八八年伊始，好作品就纷至沓来，层层叠翠。这个时期作品的思想比较庞杂，很多作品也还没有定论，很难有一个比较全面公允的界定。
我只能从中举一个例子，有些人把这两年来北京的两个走红的文学新星刘恒、刘震云称为北京“二刘”。刘恒八八年有三个很有影响的中篇，其中最受推崇的是发在《北京文学》上的《伏羲伏羲》。刘震云八九年也有三个有影响的中篇，其中倍受赞赏的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单住》。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有人说叫“二刘”也可以，说叫“三刘”也不是不行。热心的读者在刊物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个刘庆邦。他的年龄比二刘还大一点，正在走向不惑。一个作家的成熟并不能简单地以年龄而论。你是梅花，就开在冬末春初；你是桃花、李花、杏花、迎春花，就拥着在春天去争去拼。你是菊花，秋天才是属于你的季节。这也是《北京文学》编辑们的一种感悟。
我的感觉是，凡是《北京文学》办得好的时候，就是《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密切合作的时期。北京本身就吸收全国的精华。在文学方面，北京当然是藏龙卧虎。这也可以说《北京文学》得到了天时地利。它只要团结好北京的作家群就自然地成为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刊物。当然，《北京文学》也吸引了全国很多著名作家，同时造就了全国各地的很多文学新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北京文学》有个好的传统，它从第一个高峰延续到第二个高峰，那就是为断地分析作者，分析有哪些作家处于上升阶段。它时时为名家敞开大门，却不以名家壮自己的门面。它把侧重点放在培植处于上升趋势的作者上边，在他们身上下大力气。这里有老树新花，更多的是新芽竞发。有一个不老的作家群也就有一个不老的刊物。前不久，《北京文学》的组稿会上，我们又看到区别于八十年代初期的又一茬新人，已经显得虎虎有生气。其中以新写实主义的青年作家为其主要队伍，有朱晓平、刘恒、刘震云，有余华、肖安农、严啸建、魏志远、李平易，有刘庆邦、沙青、李功达，有黄宪国等，还有莫言和陶正（两人因故缺席）。这些青年作家已经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他们的力作并准备在九十年代继续在这块园地上显露锋芒。
《北京文学》还有一个可贵处，就是和作家一起探讨文学的发展，有一番议论颇可回味。他们认为前一阶段文学虽是群星灿烂，也有一番浮躁，一些作品显得稚弱，常常是各领风骚几个月。今后的几年中，也许作家能静下心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多一些沉实的作品，甚至会有大作品出现。这也使与会的作家增加了创作的雄心。
《北京文学》的成就，很重要的应该归功于它有一个实力雄厚了编辑队伍。他们在推出一批优秀作家的同时，也以此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丰碑。这要归于《北京文学》编辑们的慧眼以及他们的良苦用心。
（原载《北京日报》1990年2月13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