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些大道理我确乎不懂。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三门功课有趣味性，不讨厌。我感到枯燥乏味的是政治课与英语课。
先说政治课，政治课大抵是背诵老师编发的油印资料，多是问答题。老师不讲，我们乐得不问。有些问题，我们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如：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二者关系如何？再如：为什么说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最终一定会实现？天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只知道政治课的考试成绩是要计入总分排名次的。因此，我就想，这玩意既然是用来对付考试的，不妨等到了考试时再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先是急时抱佛脚——抢背，特殊时期要背的东西多且杂，此法收效甚微，怎么办？那就另辟蹊径，于是，临场时，手心、胳膊、大腿上墨迹斑斑，另外，还预备小纸条若干，藏匿于裤兜鞋袜与袖缝间，在考场里和监考老师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间谍战“，期间难免演绎出不少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的悲剧与丑闻来，让人感到羞惭与懊恼。
说到英语课，就有些话长。学校开设英语课时，只有课本，没有英语老师。于是，将我们的政治老师派出去学习了一个多月，政治老师速成后，返校力马就“呜呜啦啦”地教开了，我们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不久，英语老师就抓耳挠头地有了些焦躁，干脆将政治课的招数搬上了，自然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老师抄教科书，我们抄黑板，大家都省事。当然，考试还得考，这是惯例，谁敢破这个规矩？我们的英语老师是挺幽默的，考试时笑着说：大家严肃点，考试时可不许抄袭，啊。我们会心一笑，交头接耳的，书页翻得哗哗响。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伙还是能弄出个挺象样的成绩出来的。
每逢政治课与英语课，我就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常常不动声色地看点课外书籍，环境不错的话，我还可以做个短暂的白日梦，有时还动手动脚地搞些研究实践。
有次上英语课，我在课桌内探究拉炮的爆炸原理。我将拉炮的包装纸层层剥开，露出了里面的一撮黄色火药。化学老师不是说过吗，爆炸是由于气体急剧膨胀引起的，现在已经不具备气体急剧膨胀的条件，何来爆炸？我将拉绳轻轻一拽，“嘭！”一声闷响，接着是鸦雀无声，一片静寂·····
我被英语老师请进了班主任的宿舍面壁思过，班主任也不搭理我，朝着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拨弄一个新鲜玩意儿。我听同学们吹嘘过，说班主任家有华侨亲戚，华侨亲戚回国探亲时，送了个叫电子计算器的玩意给了班主任，什么加减乘除，开方乘方的，一按一个准。班主任家有华侨亲戚，这我相信，因为我曾见到班主任在宿舍穿过一套怪异的服装，红黄绿相间的花衬衫，色彩鲜艳绚丽，很耀眼，裤子是白底黑点的，又肥又大，荡荡漾漾，一点褶都不起。不用说，这是外国货。
说到那个神奇的电子计算器，我头摇得象拨郎鼓，只有人脑，哪来电脑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今天却眼见为实，不由得心驰神往，想入非非。
我这个人对新生事物还是挺敏感，挺好奇的。有一段时间，学校的一间教室被公社管理区的几位蹲点干部辟作了办公室，里面的一台带摇柄的黑色电话机引起了我的注意。有天趁干部不注意，我和几名同学溜了进去，我用手轻轻地触摸了裸露在外的导线，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心里就纳闷，这儿到镇上少说也有上十里路，按照（（物理））的说法，得有很高的电压才能将电流传导过去，而电话机的电源就几包干电池，是怎么做到的的？于是，我向物流老师请教，物理老师一怔，然后挺和蔼挺深沉地对我说：象这些问题你现在大可不必探究，等以后上了高中，考进了大学，自然就明白了。老师说得当然对，我虽然有点疑惑，但很快也就不把这个问题放在以上。
我喜欢看点课外书籍，正好上文言文《陈涉世家》，我就问语言老师，“世家”是什么意思？因为课本中没解释，只说这篇文言文摘至《史记》这部书，我也就顺带向老师提出借《史记》看看。我们的语文老师以前在部队里当个兵，挺严肃的一个人，当我提出问题和要求时，语文老师脸上的表情有些温怒，沉吟了一会，语重心长地说：有些知识，课文不要求你们掌握，你们就不要管它，至于课外书籍，决不能看，学习这么紧，怎么能分心呢？等将来上了大学，读书馆里的书有的是，还不是让你们看个够。老师当然是为了我好，我就有点自责，我对学习不专心不说，还有点不得法。
当然，对那个神奇的电子计算器，我的纳闷更甚，这么点小玩意儿，怎么长了个人脑呢？班主任是教数学的，我犹豫了几次，但终于不好意思开口。
班主任对工作是非常负责的，负责得近乎迂腐。我们每天早晚都有自习课，班主任每天都起早摸黑地准时点燃煤汽灯（那时我们乡村还没通电呢），不辞辛苦，风雨无阻。我们就有些怨尤，我们都是走读生，雨雪天气，乡间的泥土路摸黑可不是那么好走的。
有一天，与学校紧邻的湾子里放电影，乡村的电影几个月半年才有那么一次，我们眼巴巴地望着班主任，心存殷殷的企盼，班主任能发慈悲吗？结果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我们心像是掉进了三九寒天的冰窟窿，里外凉了个透。
幸亏我早有准备，趁天未黑时，我在墙缝内扒了整整一玻璃瓶土蜂放进了课桌内，煤汽灯点燃后，我将这帮敢死队放了出来。飞蛾扑火，这帮家伙像中了邪似的，奋不顾身地往灯火里撞，一次、二次、三次……煤汽灯终于被撞破撞飞了（为了燃灯方便，煤汽灯是不上玻璃罩的），要在往日，班主任还得不厌其烦地重新燃灯，今天就非常痛快地挥挥手——我们乐得一蹦老高，争先恐后地奔向电影场，人人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呢。
我们的生活俨然拎紧了发条的闹钟，每天周而复始地沿着固定的轨道画圆圈。早上天没亮睁眼就起床，晚上摸黑回家闭眼就睡觉，做不完的题山题海，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考试与竞赛，真个是让人心惶惶然，不可终日啊。
不过，找乐子的事总还是有的。比如，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往返经过一座呈一字型的长长的湾子，一路上，就能找到些乐事与趣事。
湾子里的大人小孩自然是熟识了的，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送给了他们很多免费的绰号，有些还是非常形象生动的。
略说二例。湾子西头有户人家的男主人，我们送了他绰号——鬼老鸹。怎么讲？除了他皮肤黑之外，再就是他的嗓门，哇哇喳喳的，声大还带有沙哑悠长的余音，让人联想到“鸦鸣聒噪”。这户人家的小孩多，排名最后的三位小女孩的名字就叫九美、十美、唤美。男主人的老伴面黄肌瘦的，走路脚一颠一颠地有点瘸，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超生惹的祸。
湾子东头的一家女主人，嗓音尖细高吭，嘴特别琐碎，高低音交替使用，高音用来骂街，低音用来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叨，我们送了她双倍的绰号，大号“高音喇叭”，小号“细壳嘴”，细壳是我们那一带农村的特产——纺车纺棉线用的细而短的竹管，上了纺车以后，就“噼噼叭叭”，不厌其烦地噪过不停。
找乐子的事很多，叩门、扒窗户、用弹弓击打麻雀家燕、屋前屋后摸瓜果……我有一绝活，腿脚敏捷一撩，将附近奔跑的鸡撩在手中，轻轻地将猎物的脑袋折在翅膀里，然后举在空中划圆圈，再轻轻地放在地上，这家伙就象抱窝似的，呆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地好长时间呢。
有那么一次，湾子里有户人家的姑娘退了亲，黄了的姑爷上门算彩礼帐，门虚掩着，我们把脖子伸得长长地探进门缝里，这家男主人的脸就有点挂不住，先是板着面孔横眉冷对，然后“嘘嘘”地呶嘴警告，最后“呼”地站起来，跺着脚撵了出来，嘴里骂道：小免崽子，看什么看。我们撒腿跑开后，回头嘟囔道：啥破事儿，看看都不行。
湾子里有两户人家我不敢放肆，一户是我堂姐家，再就是我的小对象家，我们是娃娃亲，一直到初中，我都不知道是啥时候有了这门 “亲事”。虽然我上了初中以后就自作主张不认可这么亲事了，但我的小对象老远瞅着我，总要缩头缩脑地往房里和后厨钻，我呢，就腼腆着脸，一阵风似地从她家门前一掠而过。
好多年过去了，初中三年在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早就扔进了洼爪国，留下了的仅是些童心未泯的嬉戏和恶作剧，偶尔在心底泛起，让人心生短暂的愉悦之后，又跌入淡淡的忧伤与惆怅之中，余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