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亲
——杨叶青
父亲于1998年因肝癌去世，那年他才57岁。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了我们永远的痛。父亲从查出癌症到手术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时间，他甚至还以为自己只是胆结石，连一句嘱咐的话都没留下就走了。他忙碌了一生，刚退居二线，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清闲日子就走了，更不用说享受退休待遇，享受儿孙孝道，颐养天年了。父亲虽已去世二十多年，可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宛若发生在昨天一般。父亲一生坎坷曲折，但不管在人生的低谷还是巅峰，他都不馁不骄，内心保持着平静与淡定。父亲是性情中人，他为人直爽，好善乐施，睿智坚毅，思维超前，不甘平庸，敢拼敢上，他身上的这些特质成就了他为振兴家乡做点事情的梦想。
他从小学习成绩好，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爷爷成份富农），初中毕业后读不了高中，回乡后被聘为民办老师，刚转为公办，又遇到困难时期被精简了，此后在家乡务农。“文革”期间，爷爷经常被批斗，父亲心情是郁闷的，可他很少流露，只是用卖力地干农活来洗刷心中的不快。
在村里，父亲是个“秀才”。农忙闲暇，他会写些小诗小文章来表达自已的喜怒哀乐，还多次在报刊发表。有一段快板我还依稀记得：红小兵，杨叶灶，放学回家忙送报；小脚板，山路跑，张张报纸都送到；老师夸他三好生，社员见他点头笑……这则题为《赞义务送报员》的快板曾在福建日报农村版登出。
父亲是个“多面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的活儿只要技术含量高一点的他都干过，如生产队会计，拖拉机手，水电站电工，机械碾米员，机械锯木员等，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村里的多面手。
父亲是改革开放的“骄子”。改革开放后，父亲那超前的思维和经济头脑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瞄准商机，带领村里的三户农民办起了装水泥的纸袋厂。初期，因经验不足亏损了，另外两户打了退堂鼓，父亲却坚持下来了，终于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他鼓励有兴趣的村民也投资办厂，并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村民担保抵押贷款，传授跑订单等相关业务。在父亲的带领下，村里的纸袋厂很快发展了十几家，解决了村里富余劳动力问，纸袋成了村里的支柱产业。
村里兴办纸袋厂获得成功后，父亲被村民选为村主任。此时的父亲，一门的心思都花村里，一心想着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他时常跟我们说，要感谢邓小平，感谢党的好政策。在千方百计的增加村财收入的同时，他积极争取银行、电业、水利、运输筹相关部门的支持，在短时间内村里实现了“三通”：通自来水，把山泉水引到家家户户；通电，协调电业部门引来高压电，将村里的小水电站并入电网，解决因缺水经常停电问题；通公交，对路面进行改造，把到县城班车从乡里延伸到村里。
不久，父亲又当选村支书。他整天忙开会、忙调研、忙协调、忙规划，忙得不亦乐乎，在家很难看到他的影子。几年时间里，村里的学校翻盖了，村里的纸袋厂升级了，村里的影剧院盖起来。还有，新村建设落地了，村里小溪的两岸，坐落着一座座红砖瓦房、整齐划一的农家别墅，几座石桥连接小溪两岸，溪边垂柳依依，溪里鸭群嬉戏，构成了一幅生动崭新的农村画卷。村里还为高龄老人发放养老补贴，逢年过节为困难户发放慰问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村建抓得好的村庄并不多见。此时，我的家乡也成为了市里为数不多的明星村之一，父亲的荣誉也越来越多，最耀眼的就是省党代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根据县里的安排，父亲还到乡镇、村居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
父亲49岁那年经市里特批转为国家干部，从此从一名村官变成吃“皇粮”的乡镇领导，这成为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高光时刻”。做为乡两委成员，他协助主要领导分管乡镇企业。他以纸袋业为龙头，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依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时间将乡里的企业做得风声水起，全乡大大小小的纸袋厂如雨后春笋，很快发展起来，赢得了大半个中国的水泥袋业务，让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父亲57岁那年退居二线，被调到县民政局任副主任科员，本想可以过几年清闲一些的日子圆满退休，可父亲的福份太薄了，刚退二线不久就发现是肝癌晚期。
父亲在我心目中除了刚毅能干，内心还有着很柔软的一面。记得我上初中时，父亲挑着被褥箱子送我到学校报到；我上中专时，父亲带着母亲到学校看我；参加工作后，他又带着母亲去看我，这些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每当我回家，父亲只要有空，晚上的时候都会拿些酒跟我们边吃边聊天，从回忆爷爷奶奶的有关往事，聊到新农村建设，再聊到国际国内形势，天南海北，我们也就是这时候沟通的最多了。我很留恋那样的日子，每当我回忆起那一个个瞬间，我就觉得父亲还在我的身边，还没有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