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兄明高
田文海
侃侃而谈
他年过半百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他之所以有今天，文学是唯一救命的稻草。
在我认识他并和他称兄道弟之前，对他的这般说辞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也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穷尽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的感悟和思考，我固执地认为，靠文学吃饭是会饿死人的，何谈救命？文学只是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滋润了我的生活，就像汾阳人常用的“调和盘”里放置的各种调料，调和出一碗有滋有味的面食，人生便不再索然寡淡。如此而已。
我十三岁前生活在农村老家，后进县城插班东关初中上六年级。做为六年级的插班生，我有些悲伤地意识到，在村里教室的房檐下我还是只自由的麻雀、算是个鸟，到了城里的学校可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蚊虫？特别是城里教我的两位女老师，好像要一巴掌拍死我。其实，我只是学习不好，也没怎么招惹过她们呀！没考上七年级，彻底摧毁了我进城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美梦，却唤醒了我进城后就冬眠了的叛逆本性。我决定不再上学。父亲在我们居住的平房里筑了一张就像在村里居住时的炕，炕头连着灶台。正是大冬天，灶台里碳火正旺。我站在灶台前，父亲坐在炕头灶边，拍着灶口上的火盖声色俱厉训斥我。我始终不松口，说不上就不上！尽管父亲把火盖拍得震耳欲聋，也没能把我拍回到学校。我辍学了，先是给土建工队当小工，和泥、提泥包、搬砖头；后跟着父亲单位的职工家属们当油漆工、装卸工；再后来，父亲单位成立三产集体企业，安排职工子女，便在这个小集体当了采购员。1985年，父亲单位说最后一批招工，我就被招工进了企业。记得莫言先生说过，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我虽然不太懂小说，但我有许多故事想讲。我就把这些故事写在纸上，还在书报厅买了刊物，查到地址，把自己写的东西寄出去。1989年接到《短篇小说》编辑部的用稿通知，我的短篇小说《酸沙棘》就发表了，那算是我的处女作了吧。后来陆续有作品发表在各类刊物上，引起了汾阳文联老师们的注意，常被通知去参加一些文学交流活动。那时候，汾阳文学圈里的老师们常提起孝义有一个名叫马明高的青年人，凭着手中的一支笔，写小说、写散文、写论文、还写电视剧剧本，就把自己从一个农村青年写成了代教老师、民办老师、公办老师，又调进了县委宣传部，端上了公家的饭碗。汾阳的老师们是把马明高做为榜样来讲的吧？我却不怎么感兴趣。原因在于我畏惧老师，也不喜欢接近领导干部，心底里是敬而远之的；再一个原因，我的文学创作只是出于喜欢，没有想过成名成家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也没有想过要靠文学安身立命，所以对马明高这个“身边人、身边事”，就有点东耳朵进西耳朵出的不恭。
汾阳孝义两地相距十几公里。曾几何时，汾阳升格汾州府，孝义是汾州府的领地，故有汾孝一家人之说。汾阳之地因在汾河之阳得名。孝义之名却与两个传说相关。一是唐贞观元年，邑人郑兴之母病重，郑兴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熬制成汤给母亲治病滋补，母亲的病就好了。二是有个樵夫掉进了山洞，生命垂危，幸有一只通人性的老虎相救才脱离险境。后来，这只老虎遭遇劫难，樵夫站出来舍身保护老虎消弭生命之危。由此两个传说，乃称孝义。许多年后，孝义的大智大慧之人，归纳出孝义城市精神：行孝仗义，包容大气。马明高是孝义人，当也具备行孝仗义，包容大气品质吧。我对他了解甚少，许多事不得而知。1991年孝义、汾阳、文水、交城四县联合办了一期名曰《文峪河》的特刊，刊登了他的小说《乡村人家》，还有散文等几篇作品，我有幸与他同刊了一个短篇小说。我的作品我知道，不屑说了。印象中，《乡村人家》却是我第一次读到的明高兄的作品。老道的笔法，行云流水的叙事方式，不打折扣的真情流露，甚或悄然释放隐隐的悲悯情怀。从此后，我开始留意他的作品，更留意他这个人，就知道了不少他的底细。
缅怀孙谦
他出生在一个自认为卑微而受人歧视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民间的画匠，母亲是农村家庭妇女。他觉得家庭地位卑微，自己便也成了低卑的人，遇人遇事总是退避忍让。喜欢一人独处，不喜欢和同龄人同伙。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跟父亲学画画，知道了什么是透视、素描、写生之类的知识，仿佛挽住一束艺术的辉光，冥冥中却又觉得这不是最喜爱的；最喜爱的，该是语文。因为特别喜爱语文，所以十分反感算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一以贯之。缘于作文写得好，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代表全班在师生大会发言。精气神儿很足地走上讲台，张嘴发音却是公社书记、大队支记语气“咹、啊、哼、哈”。原是要个满堂彩的，不料惹得台下台上哄堂大笑。丢煞人了!却不汲取教训，又在自习课上，发挥才艺，无所顾忌模仿电影里演员的动作和语言表演，被老师一招无影脚踢得屁滚尿流，逃回课桌后的座位。他却屡教不改，直到上了高中，依然我行我素。只是“模仿秀”之外，又痴迷读闲书、看名著。从同学们手中借着读，赖在图书馆里一本一本地看。又大量摘抄那些自己认为精彩的词句和段落，在上下学的路上，避开别人，独自走在铁道边，边走边背成语词典，优美话语，直到熟记于心。那时候，学校里有黑板，他自告奋勇出黑板报，俨然大主编，策划、设计、排版，然后又写又画，甚至把自己的习作“发表”在黑板报上，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但他不觉着过瘾，就按照抄来的地址、邮编，寄给那些天南海北的文艺报刊。因担心老师和同学们笑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故取个笔名，叫“马旻皋”，暗含“日文百本”之意，又与“马明高”音同字不同。如此，导致严重偏科，高考落榜便是意料中事了。读书、写作，为他骨子里的倔强找到理论依据，他引经据典下了决心，意欲自学成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恨铁不成钢的父亲将一大碗红面剔尖放在他的面前，别了他一眼，嘴里没话，脸上却写满刺痛着他的表情。
这是1981年，我家受惠“六二压”政策，十三四岁的我与家人一起“农转非”，拥有了城市户口，而十八九岁的马明高却高考落榜，于当年夏天回村务农。他肩上扛着镢头，口袋里装着文学书籍，心里却老盼着下雨，因为下雨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窝在家里读书写作。孝义是个产煤区，有亲戚帮忙，让他插进煤矿建筑队干临时工，三倒班，活儿挺累的，但是有规定的工作量。他经常上班后和下班前，猛干两三个小时，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赶活儿是为了赶时间，赶出来的时间便是他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段。可怜天下父母心，严父慈母担心儿子累坏了身子，日思夜想给儿子找个既能挣钱立身又能读书学习的活计。逢人便问，见人就求。赶上联校有个女老师休产假了，他有幸成了联校的代教老师。从而，开启了他从临时代教到民办教师，再到公办教师，合计九年的教学生涯。
九年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更有好梦能圆的欣喜，他没有苟且人生，始终在寻觅着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刊授大学、自学考试、鲁迅文学院、中国文化书院的函授，能上的学都上，乃至一次性通过了山西省高教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系的所有课程考试，拿到由山西高教自考委员会和山西师范大学共同颁发的大专毕业证书；哲学、文学、文化学，现代心理学，什么学都学，如饥似渴，贪婪吞食知识营养；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教学论文等各类文体，他都尝试创作，乐此不疲。既是教师，则有近二十多篇教材辅导文章遍地开花，在《中学生文苑》《教师报》《山西青年报》《山西青年》《山西教育》《江苏教育》等报刊发表。及时雨一样的稿酬，超过了微薄的工资，滋润他穷困的生活。
1985 年，他创作的电视剧《田野的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一年后的国庆节期间又在山西电视台和全国各省电视台播出。惊动了时任县政府分管文教的副书记和镇教办主任，跋山涉水来到地处山沟里的学校看他。1992年他的短篇小说《离婚》在国家级大型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发表，又有幸被《人民文学》推荐，经复旦大学中文系考核，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进修了一年。期间，与班主任老师周斌先生完成了专著《电视美学》。
也曾拜见孝义籍“山药蛋”派作家马烽先生，聆听教诲。
也曾以民办教师和业余作者的身份，被举荐为代表，参加孝义县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再次领略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大家风范。
也曾与当时是《人民文学》编辑的李敬泽先生长夜漫谈。
也曾被全县青少年投票当选“八十年代十大青年明星”。
也曾被山西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授予“跨世纪文艺新星”称号。
他是1990年调到县委宣传部的。1993年，他从复旦大学学习结业回到宣传部，积极投身于全省“大修公路”的建设之中，或工地采访，编写简报，或编创电视专题片。期间，在干部调整中，他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兼孝义撒县改市后的第一任文联主席。那时的文联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两三个人，每季度编辑一期《孝义文艺》。两三个人尽心竭力，却也有条不紊，把《孝义文艺》办的风生水起，异彩纷呈，吸引大量本地读者，洞开一扇孝义文化艺术繁荣的窗扉。
背依书山
我是读过多期《孝义文艺》的，也是在《孝义文艺》上更多地看到了马明高的名字，但是一直没和他见过面。后来读了路遥的小说《人生》，不知怎的，就把他和《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加林联想到一起。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失意回到农村，又充满希望离开农村；一次次失意与希望交迭，高加林再回归，再走出去。人生坎坷，命运多舛，多少艰辛曲折，能耗尽人的心血、榨干人的泪水和汗水。马明高的经历似乎比高加林幸运了许多，这得益于他对文学的挚爱和坚持不懈的追求，也仰仗于那个时代那么多领导干部和大咖、大家包容大气，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宽厚情怀。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他酷似高加林的外在形象，瘦削，寡言，有点农家子弟的自卑、畏缩模样。
谁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我所有的假设瞬间便被击垮了。当是在吕梁地区文联组织的活动中，究竟是哪一次活动，搞不清具体时间和活动内容了，只是见面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汾阳一位兄长级的文友，带我进了他住的房间。房间里聚了许多人，印象中有康序、郝亦民、韩思中、常悍江、白占全等，都是吕梁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圈里的翘楚，也都年长于我。古有五大三粗之说：手大、脚大、耳大、肩宽、臀肥；腰粗、腿粗、脖颈粗。一眼看上去，马明高竟然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不禁暗自思忖，耳大多富贵，膀大力不缺，手大能聚财，臀大江山稳，脚大走四方，三粗能干活。如此看来，哪有一点高加林的影子？当是妥妥的富贵吉相。忽而想到“牛高马大”这个成语，马明高就占了两个关键字眼。又想到他已是孝义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顿生距离感，意欲退避三舍。这时，汾阳兄长级的文友为我一一介绍，大家似乎都很客气，但并不十分热情。我不便多说什么，好像也没我这个小字辈说话的份儿。却见五大三粗的明高兄，肥臀半坐置放电视的桌子边上，粗喉咙大嗓门说着文学创作，口吐莲花，眉飞色舞，有直言不讳之感，显无所顾忌之态，颇有孝义人“仗义”之风。品嚼其言，有见地、有思想，言简意赅，彰显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境界。至此之后，我们便认识了，并通过多次活动交流熟络起来。汾阳有活动，常请他来助兴；孝义有事情，我们也去捧场。吾兄明高其实是个极认真而坦诚的人，会议发言，文学讲座，声音洪亮，口若悬河，可以不用话筒。但是每次都拿着讲稿，虽不怎么看，却总让人觉着他是有备而来，没有敷衍了事对待的。我愿意听他讲文学、谈创作，能感觉到他巨大的阅读量和善于提取精华、深入简出的能力和技巧。我还愿意看他会后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时的表现，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想唱歌就唱歌，想跳舞就跳舞，虽然歌声和舞姿远远逊色于他的文学作品，却就是这般我行我素，不怯场、不谦虚，豪爽而奔放。得空儿，我与他面对面交流探讨文学创作，他想到那里就说到那里，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既是各抒己见，则难免意见相左。他总是固执己见，全然一股“好马不吃回头草”的犟劲儿。我也就只能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借口找台阶下了。
2008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昧塔》自费出版之后，想请人写个书评宣传宣传，期望多卖出几部，收回成本。想到了吾兄明高，却顾忌关系还不到位，没好意思张口。好在身边有亦师亦友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时任汾阳市委副书记的诗人吕世豪先生。我和先生是忘年交，先生也没有“官架子”，这便消费168元，请先生吃了便饭、饮了小酒。先生爽快应允，不久后写出一篇评论文章，大标题是《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小标题是：解读田文海长篇小说《三昧塔》。诗人写诗，几乎没有写过评论文章，这一篇评论文章却让我心满意足。事后，没有给先生任何报酬，被先生戏谑：168元索要了他的锦绣文章，实在是求毛鬼胎。我知道，先生不会真的计较这些，所以也不觉着难堪。2013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三十里桃花流水》出版，我尝到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的甜头，还想请人写评论，自然而然想到了吾兄明高。当时他已是孝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相处多年，我俩的关系已今非昔比，他的官职也不是交往的障碍。我就打电话邀他来汾阳小聚，还请了汾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中心主任李峰兄作陪。明高兄一句推辞的话也没说，应邀而来，见到了我赠的《三十里桃花流水》，也明白了我的要求，只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便开始饮酒闲聊，言下之意是“等读完了书再说文学评论”。很快，一篇题名：地域性、世界性与人的疼痛感——读田文海长篇小说《三十里桃花流水》的评论文章就捧在我的手中。这篇评论文章洋洋洒洒六七千言，分五个部分。吾兄明高，开篇破题言道：一个国家电网企业的办公室员工，写材料写着不知怎么的写开了小说。从短篇小说集《蓝光》、《那一半糖果的味道》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昧塔》，再到这部刚出版的《三十里桃花流水》，写得都很自由而轻松，不依附什么理论、不依赖什么技巧、不仰仗什么名家，就这么快乐地写着，却也写出了自己的独特性，似乎也应该叫他的“创造性”吧。他把他的这些小说叫“汾阳地域本土生活”小说，或叫“汾阳本土文化长篇小说”。而且这部名叫《三十里桃花流水》的长篇小说似乎比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三昧塔》更有强烈的“写作自觉”和“写作自信”。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不十分一样。它更多地具有汾阳的本土文化特征，写的是地道汾阳的语言、汾阳的民俗文化、汾阳的故事和汾阳的民情民风。但是，小说就这样写，那就成了只能是汾阳人读着有意义的小说了。可《三十里桃花流水》还不仅仅如此，却也写出了“世界性”和“国际性”。因为它写的是中国这个大转型时代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而且，还写出在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时期”或“历史段落”中的男人与女人，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成过程中剧烈的冲突和痛苦。这样，也就写出了人类在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疼痛感了。
我为明高兄写的这段话暗自欢喜一番，也为第五部分几句切中要害、一针见血指出弊病的话脸红，没能全部“虚心接受”。我是想借他的评论，适当吹捧，多卖几本书的，所以担心读者读了那些“否定性”的语言，失去买书的兴趣，就心怀“小肚鸡肠”给明高兄打电话，只道：篇幅长了些，不好发表，不妨把第五部分删减掉一些……
大概吾兄明高早已看透我的心思，电话里呵呵了几声，却不置可否。我就删减了二三百字，反正打过招呼了，勿谓言之不预也。过后，与吾兄明高再见，他不提这事，是包容大气；我也不提这事，则为假眉三道。我们依旧互赠本人专著和书籍，也开诚布公讨论交流。有外地文友来汾，我会请他来作陪，觉得脸上有光。只要知道他来了汾阳，能见面聊聊，是一定要见面聊的，然后他想去汾阳什么地方走走看看，也会开车陪他前去，绝不推脱。
近年来，吾兄明高先退二线，继后退休，却见他更忙了。从朋友圈里看到，他经常参加全国各地的文学活动，大抵是名声在外，应邀出席；从他发表在全国性各大报刊杂志上的作品来看，更多的是文学批评作品。难怪他说“我可能要更多地放弃作家名义，从而担当起批评家的责任与使命。我不喜欢评论家这样的称号，因为我的写作职责是批评”；从他闪着光环的头衔和荣誉来看，似乎“愈老愈金贵”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评论家协会副会长，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如此，我已是高不可攀，且有点眼花缭乱了。
窃想，吾兄明高生活在孝义富庶之地，却视文学为救命稻草，不趋炎附势，不卑躬屈膝，没有私家车、没有宽敞住房，不嗜烟酒茶，也不喜高档名牌服饰，全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唯文字神圣，唯文学图腾，是怎样的格局和风范？且听他如是说：我愿意在这种清贫的日常生活中去创造清欢的精神，去继续书写出那些清欢中的悲悯与忧伤。
我深以为然。
手不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