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曾侯乙祖先是怎样的？曾国七百年历史发生了什么？(一)
在5月18号一年一度的博物馆日，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了多姿多彩的社教活动，其中湖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长江老师的曾国考古讲座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知识大餐。
郭老师是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墓地的发现人和考古领队，此次讲座按照墓地年代顺序为我们梳理了曾国墓地各个世代，为我们展现考古发现的曾国。
曾国考古的序列非常完整，从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发现了大约18位国君，我们熟悉的曾侯乙只是其中的惊鸿一瞥，自从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以来，海量的文物让“曾国之谜”成为了考古学界的焦点，坐拥迄今最完整宏大的编钟和礼乐组合、最精美的失蜡法青铜器、最高贵的九鼎八簋的一个诸侯国国君和其背后的诸侯国居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半点名姓，由此展开了对于曾国的探索。
经过湖北考古人40多年的努力，在曾侯乙所在的战国早期之前，曾国前六百年的历史和其后百年的历史逐渐浮现了出来。让我们明白，曾国开始于西周早期，消失于战国中期，是汉水流域周代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因考古发现构建而成的最完整的周代诸侯国，大量的考古遗址其位于随州和枣阳之间的地理单元“随枣走廊”之上，展现了曾国沟通南方与中原的巨大历史作用。
取得这一成就并非易事，除了在《左传》和《战国策》《史记》中活跃的大国，周代分封的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大部分都难觅踪迹，对于很多周代封国目前只能找到一鳞半爪，而像曾国这样，几乎完全依靠考古的力量，从零开始，一步步将碎片收集拼好确实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一、《封神演义》的时代，把守周王朝的南天门的曾国
而这些碎片中，年代最早的就是西周早期，曾国的先祖见证并参与了商王朝的灭亡，历经数十年的建设，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秩序，他们长眠于随州的叶家山墓地，迄今发现了三代曾国国君。
叶家山墓地的发现源自意外，2010年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铜器。年初之时研究所进行调查，经过了2011和2013的两次发掘，最终确认了曾国三代国君的位置和具体情况，有意思的是，这三座曾侯墓地的青铜器幸运的躲过了盗扰，这是为何呢？
郭老师介绍说：这是因为曾国贵族墓的特征与湖北常见的楚国墓不同，曾国贵族棺椁周围设置有“二层台”，把珍贵的青铜礼器置其上，而战国楚国贵族的文物往往置于墓中部的棺椁之中。
【战国楚墓陪葬品置于中部的棺椁之中，周围是等级象征的台阶，不放置随葬品】
盗墓贼因为以前的经验，在盗掘曾国墓的时候在中部的棺椁下功夫，正好错过了关键的青铜礼器，因此大批珍贵文物“劫后余生”，那到底什么是“二层台”呢？
二层台，其指的是土坑竖穴墓中接近墓底四周的台阶，分为生土台和熟土台两种。在叶家山墓地的周代前期，下入葬具后在葬具和墓圹四壁之间填土夯实所形成的土台，称“熟土二层台”，花费“多余”的人力物力制作这圈台子的目的很明确，首先是营造墓室、稳定支撑椁室的作用，因为棺椁是木制的，将椁盖板两端置于二层台之上，能加强稳定性，保证墓主死后的安稳。
此外，可能还有防止潮湿的作用，因为二层台在春秋时期逐步被积石+积炭现象替代，两者可能都起到了共同的作用，就是保护墓内的环境。
最后，为了充分利用，二层台在保护棺椁的同时二次利用，二层台与其他墓室空间如墓道、椁顶等一起承担随葬车子部件和殉祭人牲的作用，在其上放置随葬品，让青铜礼器伴随墓主走向豪华的天国世界。
【2800余件文物大部分都放置于二层台上-图中的三代国君中最大的M111墓】
那其中发现了哪些代表性文物呢？
首先是代表性的青铜礼器，规模最大的M111墓出铜鼎多达20件，铜簋多达12件，这好像远远超出了和我们所知的“天子九鼎八簋”制度，那这表示曾国僭越了周礼吗？其实不然，目前所见的西周早期墓葬，还没有完全形成严格的列鼎制度，相比文献展示的周公通过一己之力制定规范，考古证据表示周礼的形成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
【鼎的类型多样：四个一组的曾侯小方鼎】
此外，一些前所未见的文物也吸引眼球，因为良好的保存环境，出土了如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首件西周彩绘铜器，丰富了铜器的装饰研究，是漆器与铜器的完美结合。
曾国以编钟闻名天下，而叶家山墓地不负众望的发现了编钟，这套西周早期的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也是中国最早的编钟；
而这套编钟不仅早，其音乐性能更是优秀，5件钟有一件鎛钟和四件甬钟，而其中的甬钟具备有“一钟双音”的功能，五钟的正、侧鼓音皆可发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双音，刷新了中国音乐史，展现了三千年前中国青铜乐器的高超水平；
这套编钟音列有序，共同构成 “徵—羽—宫—角”的四声音列，体现了最典型的西周编钟的音列规范，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五音，而这套编钟只有四音，这套编钟没有“商”音，可见周乐戒商，确是西周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但其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也注意到，这套编钟距离曾侯乙编钟的宏伟壮观差了不止一个量级，这再一次的说明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形成，并非如先秦典籍中所载“周公制礼作乐”，如《周礼》中记述的那样一切都井然有序。事实应该是：这一制度的形成，从它的萌芽到初步形成，再到发展、成熟乃至衰落，经历了漫长的动态过程。
叶家山墓地另一个大发现在于车马葬具，我们常常将贵族随葬车和马的土坑称之为：“车马坑”，因为车和马往往葬在一起，而叶家山墓地则发掘出数个大型独立的马坑，是南方地区首次发现西周马坑。
其中发掘10批3000年前马的骸骨，均为成年公马，品种应来自于中原地区，不仅彰显墓主人经济实力雄厚，也显示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交流之广泛。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骑兵并未兴起，战马一般是马拉战车的形式作战的，那车呢？
【叶家山墓地随葬的铜车马器】
我们把目光放回到墓葬中就可以发现，原来战车和马分开埋葬，马置于马坑之中，车则拆散放置于墓葬的二层台上，和青铜礼器在一起伴随墓主，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历史特征。
叶家山墓地还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其中两件青铜礼器的铭文为我们揭示了西周建国史与曾国建国的历史信息。
一件是祖辛鼎，这件鼎其实是商代器物，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曾国墓地呢？最大的可能性是曾国祖先参与了灭商之战，分享了商代贵族的宗庙器物，是商周交替的历史展现【此前的文章中也有介绍叶家山墓出土的周缴商代铁爰铜戈】。
另一件是南公方座簋，簋上的铭文为“犺作烈考南宫宝尊彝”，表明是曾国国君“犺”为亡父“南公”作器。“南”是犺的氏族称号，即“南宫”的简称，因此“南公”来自于南宫家族，而南宫家族为姬姓则是已知的，代表人物南宫括是“文王四友”之一【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也有一席之地】，证明曾国与周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
叶家山墓地还有大量发现，这里只能挂一漏万，这片墓地向我们揭示了宏伟的周代历史图景，是西周王朝创业阶段经营南土的主要见证。
郭老师在文末做了总结：
叶家山墓地有三大特点，一是西周姬周文化的特性，时代早且明确；二是出土铜器丰富、完整；三是多数铜器都有铭文，国属应属曾。
有四大意义:一、解决了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叶家山墓地西周早期所见铜器铭文表明，西周早期不仅有曾国，并已称侯。把曾国立国历史从过去认为的西周晚期推至西周早期，填补了曾国西周早期的空白，延伸了曾国历史轴线。
二、出土大量的西周陶器、铜器和原始瓷器等器物群，是研究湖北汉水流域西周文化的重要标准性器物群。
三、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铭文总字量达300余字，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及与其他方国和族氏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四、为汉东方国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对研究西周早期曾鄂、曾楚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周中期昭王南征中的“在曾”、“在曾鄂师”、“在曾、鄂师次”等系列铭文都可以重新得到诠释，推测西周早期鄂国与曾国是平行合作的关系，与南方荆蛮是敌对关系。
叶家山墓地的研究并未停止，关于三座曾侯年代谁早谁晚、墓主来自何方等诸多问题仍然在研究讨论之中，期待后续的成果进展。
二、礼崩乐坏的前奏-郭家庙墓地的曾国崛起之路
郭老师讲解的第二座墓地，就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郭家庙墓地，这个时期的西周中央经历了诸多动荡，南方的安全形势也诡谲，曾国迎来了一次转变。
郭家庙墓地发现一样丰富，发现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共出土各类质地文物近1000件套，包括青铜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以位于岗地最高处的M1为中心。
M1开凿于岩石上，虽然被盗，但仍可见一椁二棺，岩坑墓的建造难度比土坑墓大，一般认为岩坑墓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整座墓，全长21米(其中墓道就长达10米)，斜坡单墓道，郭老师在讲座中指出M1的一个特点，就是墓道“不起作用”，一般情况下，墓道都是方便将墓主的随葬品和棺椁下葬，比如晚商王陵乃至于楚国贵族墓葬，比如图中的商代墓道，直通墓室，是可以起到从地面运送随葬品到地下的作用的。
反观该曾国墓葬，其墓道为“墓道平台”，并没有直通墓底，只有象征墓主贵族身份的作用，那么随葬品和棺椁该怎么放入地下呢？
图片箭头指向的浅槽可能起到了立柱的作用，推测是通过吊装的方式将棺椁和随葬品放入地下的，这和三百年后的曾侯乙异曲同工。
该墓的墓主可能是曾侯牂伯，因为该铭文的戈发现于曹门湾墓区，而此次一号墓发现的直内戈与此戈，形制完全相同。
此外，车坑和马坑的发现也颇为壮观，伴随葬车28辆,且保存完好，车舆、毂、辐、轮、辕、衡等结构清楚；
紧邻车坑的南面分布一座大型马坑,葬马49匹以上。二者是曾国迄今所见最大的车坑和马坑,其中车坑也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春秋早期最大的车坑，为我们了解曾国军事和马政都有巨大价值。
如此国力也不愧此时在《左传》上浓墨重彩的记载其为“汉东大国”，在该车坑旁边还有另一车马坑，其中一车配四马，符合“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礼制，被认为是曾侯享用的坐骑。3辆车配8匹马，可见此时曾国贵族的豪华。
该墓地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郭老师在讲解末尾总结：郭家庙M1出土瑟、建鼓等一系列乐器。
特别是彩漆木雕编钟架、编磬架，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和上文提到的叶家山编钟、曾侯乙墓编钟编磬等一起反映了曾国乐悬制度的纵向发展序列，组合形成了一套金相玉振的礼乐王国。
还出土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弋射是古人射取飞禽的一种特殊狩猎方式，其箭镞形制和狩猎过程都和普通射猎存在明显区别。
弋射用的箭矢需要在末端绑上长绳，这种绳索被称为“缴”，缴的另一端绑在地上的石头上，石头被称为“磻”。飞鸟出现后，射手朝飞鸟的方向射箭，飞鸟撞上绳子后，会被绳索缠住，然后落在地上，最终被人类擒获，是古代一种高效的捕鸟方式，而此次考古为我们重现了这一现象。
郭家庙考古还有多个之最，出土的墨色块状物，为迄今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是墨的早期形态，也是周代郁郁乎文哉的历史见证。
最后，郭老师指出此次发现不仅仅是墓葬，还包含周边的城市遗址，如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推测这两处遗址可能为这一时期的曾国都城，从而为研究曾国疆域及都城变迁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希望未来曾国的城市考古能为我们还原曾国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历史面貌。
第三部分也是春秋早期，而这个墓地的发现却是曾国考古的初始，1966年的意外发现勘得一套“九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敬请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