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语告白】那帧弥足珍贵的黑白照
——纪念母亲诞辰110周年
当再次看到这帧斑驳陆离却弥足珍贵的黑白照之时，我的双眼又被泪水模糊了，因为它是我母亲生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场的合影，迄今经历了61个春秋（图1右）。
（图1，左为翻拍后的母亲遗照，右为母亲生前唯一在场的合影）
母亲姓曾，讳德英，生肖属牛，于民国癸丑二年（1913）四月初九，出生在湖南攸县坪阳庙桐岭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幼时仅上了两年学，但聪慧贤淑，能说会道，记忆力强，擅长心算。她成年之后，纺纱夹麻，纳鞋缝补，皆为好手，经人撮合，出嫁到八九里之外的大桥崇阁冲，与吾父结为了终身伴侣。
寒来暑往，生儿育女（图2），父母毕生传承了“克勤克俭”的家风，崇尚着“唯耕唯读”的理念，常用《增广贤文》中的“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等警言警语告诫子孙诚实为人，积极上进。
（图2，中为二哥，左为笔者，右为姐姐，摄于2010年，痛惜的是大哥已于1995年病故）
长辈言传身教，后代潜移默化。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父母的积极引导、全力支持下，二哥湘成以优异成绩考入攸县师范之后，我们大家庭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尤其是从国家恢复高考至今，父母位下直系亲属及配偶，已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达20余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5人，博士学位1人。孙子文彬夫妇均留学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并双双回到上海工作，曾孙肖煜已从美国北卡莱纳州大学毕业回国就业，曾孙斯宇目前正在美国就读。因而，我们这个大家庭被邻里乡亲誉为“一门四留美”（图3、4、5）。
（图3，系大哥怀生一家，二排中为大嫂，摄于2002年）
（图4，系二哥湘成一家，前左为二嫂，摄于2011年）
（图5，系笔者一家，中为老伴，摄于2022年）
为了感恩、追思、缅怀父母，我们家于1993年经过多方的努力，好不容易在攸县县城建起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乔迁之后的第一件事，我便利用节假日专程到乡下老家，给已故的父母办理了“农转非”事宜，请人用上等木料并漆上了“中国红”，为“考妣”双亲特意制作了一个牌位，捧回了县城，置放在家中。两年后，我想方设法在他人的指导下，亲手给母亲翻拍了一幅遗照（图6），将其悬挂在厅堂的正中墙上。从此，我终于实现了这个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
（图6，系多次翻拍后的母亲遗照，摄于1995年）
事情的缘由还得追溯到我的童年。
那是1961年，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天命”的父亲，不幸患上了水肿病，后因无钱医治，于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当时我还未满6周岁，迄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儿？在我心目中一直比较模糊，甚至陌生。因为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单独照过相，也没有与人合过影，英年早逝，音容顿失而给我们后代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遗憾。
为了汲取这个教训，兄嫂们多次商量要给还健在的母亲留个影。可是每当提及此事，总遭到母亲的反对，其理由是：当下，她的身体还很硬朗，在短时间内还不会离开人世。眼前，家里人的温饱都成问题，不去照什么相。另外，她听别人说照相会“吸”人的血液，因之担心招致损身败体，得不偿失。
我7岁那年，姐姐与我同在大桥完小读书。初春时节，姐姐已上六年级第二期了，班上要照毕业合影，学校便从邻近乡（当时属丫江桥公社）请来了一位专业摄影师。我家离学校不远，乘课间休息之机，懂事的姐姐拉着我一口气跑回家，把这个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二嫂子。她答应动员母亲去照个相，最理想是给母亲来张单人照，可是母亲就是不松口。后来，姐姐背地唆使我在母亲面前又哭又闹，这一招果然奏效。母亲总算勉强答应照个合影，虽然当时大家庭还有多数成员不在场，但总比给她单独照要划算得多。
母亲对着镜子梳理了头发，换上了一件比较陈旧却很干净的大襟（即布扣子式）白衬衣，外面穿了件青色罩衣，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后面的菜园里。也许，乡下人前来摄影的寥寥无几，那个摄影师傅在此空等了很久。只见那台座式照相机用差不多一人高的三脚架支撑在那儿，一块外黑内红的方形厚布覆盖其上，只露出了一个呈灰褐色的镜头和一根长长的黑色快门线。
照相快要开始了。在摄影师的安排下，母亲端坐在中间，系着红领巾的我和比我小一岁的侄子和平站在母亲前面；姐姐和二嫂子以及她半路上遇见的二弟易乐群也加入其中，并站在母亲两旁。大家挺起腰杆，全神贯注地对着镜头。摄影师首先把头钻进覆盖好的厚布里，好像玩魔术似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在上胶片。接着摄影师右手握着连接在快门线上的橡皮球，随着他“一二三”的口令声，“咔嚓”的快门声，合影终于照完了。
大概过了十几天，合影照片出来了。这是一张大2吋黑白的，我们大小六人，各自的脸部在照片上只有一粒绿豆那么大。照片上虽然人数不齐，算不上标准的“全家福”，但毕竟已成为我们大家庭三世同堂的一个缩影（图7）。
（图7，系经历33年后翻拍放大照片，二排中为母亲，左为姐姐，右为二嫂子；前排中为笔者，左侄儿和平，右为二嫂子之弟易乐群。该原图摄于1962年）
从那时起，我常常对母亲说：“等我长大了自己学会了照相，一定给您多留几个影哈！”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母亲为了把我和姐姐拉扯大，她始终以牛一样的执着与耐力，不仅一直坚持守寡，而且常常起早贪黑，忙这忙那，譬如喂猪、养鸡，种菜，纺纱，夹麻。逢墟赶集之时间常做点小买卖，赚点差价钱，来维持生计，供我读书。由于积劳成疾，母亲渐渐患上了哮喘病，身体越来越瘦弱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姐姐出嫁了，大哥的儿女也相继长大了，二哥与我都当上了民办教师，全家人的日子总算过得去。当看到母亲这般模样，唯恐她有个三长两短，家人又提及照张“全家福”。可是母亲对我的兄嫂说，若要她照相的话，得等她恢复了身体，有了精神再说，万万不能因她的病态影响了“全家福”的效果。母亲对我却另有一种说法，她要亲眼看到我结婚成家。否则，她是不会照相留影的。
谁料，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病入膏肓，日趋严重了。1976年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年逾六十又三的母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我们一家人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尤其作为母亲中年得满崽的我，更是撕心裂肺，俯首恸哭：“娘，你为何不等到我成家立业呢？”“娘，我曾答应您等我学会了照相，给您多留几个影，您却为何走得这样快呢？”
人死不能复生。对于活着的人唯一办法则是寄托哀思，化悲痛为力量。在布置母亲灵堂时，按当时农村丧葬消费水平，凡有老人逝世的，除了一般大众化祭奠之外，能在灵堂安放上一帧或照或画的不需一尺见方的遗像，就够时髦的了。可是我母亲生前唯一的，就是和我们照的那张大2吋黑白合影照。怎么办？亲戚朋友提议带上那张陈旧的合影照，跑到邻村请了个专门画像的，用放大镜和画笔临摹了一张遗像，再买个小型玻璃镜框嵌着放在灵堂。母亲这遗像虽然不是很像，总算暂时了却了全家人的一桩心愿。母亲被安葬后，我们按照“长兄当父”的风俗，把那张临摹放大的母亲遗像置放在大哥家的厅堂里。
1979年国庆前夕，我与工作同行、情投意合的她结为了终身伴侣，次年生下一个女儿。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考试录用为公办教师。1988年8月，我荣幸地从乡村学校调到中共攸县县委机关工作。1990年，我被组织上送到了湘潭大学中文系脱产进修，所学的是新闻专业，其中一门课程就是摄影。为了尽快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和操作，我拜了好几位老师，手把手地教。从此以后，我不但经常有文字稿件跃然纸上，而且间常有新闻照片见诸报刊（图8）。
（图8，系笔者所撰写回忆母亲的文章，登载于2013年6月《攸县印象》上半月刊之影件）
“我如果学会了照相，就一定亲手给逝世多年的母亲照张遗像！”我的想法得到了株洲日报社资深摄影记者蔡振生的赞同和支持。蔡记者当即应允，就在报社摄影组暗房里由我直接操作，他在场外负责指导。我先清洗老照片，再烘干、翻拍，冲洗，又烘干、翻拍、放大，最后修改。反复经过多道工序，终于给母亲制作了一帧貌似粗糙却很珍贵的遗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永久性的纪念。
初稿于2013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三
修改于2023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