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印学历史分期探究
作者： 庞任隆
从公元前一千○四六年西周开始到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大大小小一共经历了三十多个朝代的兴替更叠，最新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十三个王朝在长安建都，有二十多个王朝，虽然没有在长安建都，但却留下宝贵的印学遗产，诸如一一一五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代，先后迁建的三个都城都没有在长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却罕见在西安钟楼广场发现了二百七十九枚金代铜质官印。金、银、铜、玉，是最早印章的原料之一，还有铁、琥珀、石、木、骨、角、牙、陶、琉璃，等等。各朝代的印章，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朱简在《印经》里说：“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 [1] 在《印章要论》又说：“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六朝，废弛于唐、宋，元复变体。” [2]纵观长安印学三千年的发展史，我认为总体可分为创立、成熟、传承、变革和回归五个时期:
（一）创立时期（西周——东周）
长安印学起源西周，形成于东周（前七七○—前二五六）即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到公元前四七五年）战国（公元前四七五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时期。《周礼》里有“凡通货贿玺节出入之”、“货贿用玺节”的记载，说明最初的印章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说明印章与政治、军事有关；《后汉书·襄公二十九年》也载：“至于三王（夏、商、周），俗化雅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文献通考》亦云：“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所属”等等。
自八十年代初，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农民，向周原博物馆，交献了一枚三角形、底边和高均为二点二厘米的图像印，接着不久，周原博物馆馆长罗西章先生在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西周中期一处灰坑中，发现的、现藏于扶风县博物馆的一枚近正方形、边长三点四乘三点一厘米的图像玺印，由此拉开了三秦玺印面世的序幕。这两枚玺印，所反映的内容，均有一定的装饰意味，对进一步判定西周时期玺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之后，专家又从传世的藏品和集古印谱中辨识出一些西周古玺，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一枚龙纹玺印，从钮饰、材料、形态，规格等方面均符合要求。西周用印遗迹最著名专家则是高明先生，他在《古陶文汇编》中收录了三枚西周 抑印陶文（亦名“陶文戳印”），分别是：“令作召埙”“令司乐作太宰埙”“赐作召埙”，可谓西周文句印的遗留。
到了战国秦的时侯，玺印逐渐规整，从图形、图像到文字趋于完善，金文（大篆)入印，青铜铸造，总体风格以“诡异参错”为艺术特色，其中著录于《古玺汇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师之印”，还有“长安君”“高陵车”“荀白尹之玺”等，当为战国秦印章的代表。值得关注的是，在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里收藏有一枚出自陕西关中渭河的“卬（ang同“昂”）章飤廚”印（图九），其名不见文献。据周晓陆先生考知，当是战国晚期秦官印的标准器，或可视作秦“摹印篆”在早期的表现。
（二）成熟时期（秦统一时期）
从周到秦，秦人经过五百多年地不断壮大和发展，公元前二三○年灭韩， 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的首次“大一统”。作为“书同文，车同轨”重要内容的“印章”，不仅统一用“秦小篆”入印，印工凿刻，“田字格”和“日字格”模式，而且实施了从“封物”到“封书”的历史性转变，让“以检奸萌”制度进入到国家管理层面，况且在大小规格，形制材料和保管使用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规定。具体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运用了“摹印体”，使官印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明显的时代标志，从目前已知的一百三十多枚、而大部分著录于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里的秦官印，可一睹其风采。诸如“咸阳右乡”“上林郎池”“茝阳少内”“宜阳津印”“邦候”“亭印”“商库”等等，[6]塑造了中国印学史上第一座高峰，并以“奇古雄劲”的艺术特色传播于世。其中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宜阳津印”，就是秦代一枚少见的掌管津关渡口的官印。
（三）传承时期（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汉承秦制。这一时期大约经历了七百九十多年的历史，是长安印学的发展深化的重要阶段。“浑厚尔雅”的西汉官印、“精细精美”的新朝官印和“风神流动”的东汉官印，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印章风貌。[10]总体印台为方形，规格在二点四到二点六厘米之间，汉摹印（缪篆）文字入印，字体方笔，峻峭遒劲，庄严典重，雄浑隽旷。吾丘衍在《学古编》十九举曰：“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行令，故如此耳。”[11]其中一九八三年四月陕西凤翔县柳林镇屯头村出土的新莽时期的“五威司命领军”银印；一九九七年西安市碑林区省建一公司出土的西汉“军市令印”；还有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的东汉“部曲将印”“军司马印”“军曲侯印”“关外侯印”等等，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西汉军市令印图二十八新莽五威司命领军图二十九东汉军司马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长安皇（太）后三玺”的面世，轰动了整个印坛。如一九五四年在陕西略阳县阳平关发现的东汉“朔宁王太后玺”龟纽金印，规格为三点二乘三点三厘米，高二点○厘米，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二○二二年八月五日成功地选入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篆刻》特种四联邮票之一；一九六八年九月在陕西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出土的西汉“皇后之玺”玉印，规格为边长二点八厘米，高二点○厘米，螭虎纽，重约三十三公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两枚两汉时期一金一玉印，无论在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还是在艺术价值，使用价值等方面，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皇后之玺”玉印，被列为“中国历史上三十九件镇国之宝”之一，是目前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12]西汉皇后之玺（附钮饰、印面、印文）1968年面世图东汉朔宁王太后玺（附钮饰、印面、印文）1954年面世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的官印，基本沿用汉制，规格没有多大变化，印文渐趋于纤柔单薄。而这一时期中原王朝颁给域内和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增多，其章法平稳合度，线条挺劲流畅。诸如一九七二年征集的东汉末三国时的“费左尉印”，一九七三年西安安市未央区李下塚村出土的西晋“关内侯印”，一九六一到一九八一年宝鸡市汧阳县出土的三国后期的“立义将军”、“晋屠各率善佰长”，榆林绥德县出土的“魏率善羌仟长”，长武、兴平和扶风分别出土的“巍率善氐仟长”，一九八七年宝鸡市出土的“晋率善氐邑长”，还有一九六五年耀县东城菜园中出土的“泥阳令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图三国费左尉印图、三国立义将军、西晋关内侯印、魏晋魏率善羌仟长、西晋晋率善氐邑长图、前秦平莫邑长南北朝时期的最后两个王朝，即西魏和北周，都是在长安建都的，虽然历时不到五十余年，但在印学方面留下的两件“宝贝”文物，又一次创造了中国印学史的奇迹。一是一九八一年在陕西旬阳县东门外出土了一枚罕见的“西魏独孤信十八面炭精印”，纵横各呈八棱，总高四点五厘米，宽四点三五厘米，重七十五点七克，十八面中十四面有印文（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丰富多彩的文书形式，赫赫有名的官衔职务和魏体楷书入印的独特风貌，让世人感叹连连！虽说是独孤信的“私印”，倒不如说是一枚“多媒体”的“公印”，她所展示的“多功能性”，不仅在长安出土的历代玺印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中国印学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13]西魏独孤信十八面炭精印。二是一九九六年六月咸阳市渭城公安局文物派出所在严打中缴获的北周“天元皇太后玺”金印，规格为四点五五乘四点四五厘米，高四点七厘米，獬豸钮饰，重量八百零二点五六克（现藏咸阳市博物馆），是三秦大地上发现的第三枚皇后之玺，符合皇后之玺用金制度，已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尤其是选择的纽饰“獬豸”，能“明是非。
（四）变革时期（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时期）隋、唐两朝，均建都长安，历时三百二十六年。这一时期长安印学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印绶制度被废除，出现了官署印，印面逐渐增大，印钮简化但增高增大；二是印文由阴文改为阳文，结束了长达八百年的秦汉印系，为后世官印模式，揭开了新的一页。如一九七一年在西安市长安区五星乡建斗村高南村出土的，隋代掌管御刀宿卫侍从“千牛府印”，这枚篆书铜印，正方印面，矩形钮式，规格为四点六乘四点七厘米，高二点一厘米，重达一百四十一克，可谓阳文印（即朱文印）的开端。之后西安市征集的陶质“乾封县之印”，规制又明显增大，印面达到五点五六乘五点五八厘米，变化十分明显，也是一枚极其少见的陶质大印。公元六一八年太原留守李渊称帝关中，建都长安，国号为唐，历时二百九十年。这一时期作为新政权的凭信物官印，也被改制增大，其明显特点文字线条不作方折处理，形状曲折环绕，故谓之“蟠曲线”，印则称为“蟠条印”。如一九七一年在西安市菊花园出土的唐初的“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铜质方形纽，通高八点五厘米，边长五点五厘米，边宽与印文笔画基本相等；一九八一年秋榆林县马合乡打拉石村周家梁出土的“夏州都督府印”，方形陶质，边长五点五厘米；一九八二年汉阴县东霸村农民在洞河大桥以南河中淘金时发现的“卫国公印”铜质方形，桥形钮饰，边长五点五厘米，通高三点六厘米；还有西安市征集的陶质“阴槃县之印”，边长五点五八乘五点七二厘米，通高一点零九厘米，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唐代万年县之印，唐代保林县印图四十四唐代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图，唐代卫国公印，唐代阴槃县之印。西夏王朝自公元一○三八年称帝建立西夏开始，到公元一二二七年西夏被蒙古所灭，共持续了一百八十多年。前期和北宋辽国并立，后期则与南宋金国并立。西夏官印八十年代曾先后在绥德、宜君县出土过三枚；有汉文“首领”之意的两枚：一是一九七一年在西安市永仁路菊花园窖穴中出土铜质西夏文印，正方印面，铜质橛钮，边长五点二厘米，通高二点七厘米，款式上有文字；二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收集的一枚，正方形印面，带穿矩形钮，边长五点七八厘米，钮高二点二五厘米，通高三点四厘米），均精致完好，文字清晰。西夏文，最初称为蕃书或蕃文，后世称其为“河西字”、“唐古特文”。这两枚印中所用的文字是改造后的“九叠篆文”。西夏首领（印款）、西夏首领（印钮、印款）两宋、辽、金、元五朝，历时四百多年，建都均没有在长安，而周、秦、汉、唐的印风，对各代却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宋代的官印制度直接继承了唐代并有所发展，印面多在五至六厘米见方，印文笔画，增加了曲折，形成“九叠篆体”，铸造时印文印体，一并铸成，钮饰杙钮，有细边框，铸痕较深；印的背面绝大多数有刻文，或为年款及铸印机构名。诸如八十年代初在延安市出土的“延安府司院记”、三原县出土的“蕃将第四副指挥使朱记”，子洲县驼巷乡出土的“河东第九副将之印”，扶风县城关镇出土的“湟州兵马都监司印”等，均为北宋时期在陕西留下的印迹。官印，印面呈正方形，钮多作杙纽，为长方板状，个别印钮下还有二层台，文字以汉文“九叠篆”为主，相当一部分有编号，或以“五行”编号，或以“千字文”为序。金朝与长安往来密切，各地发现的官印约三百余枚，其中有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的“总领之印”，印面七点四厘米，钮高二点八厘米，通高四点六厘米，重八百二十克；有八十年代初、中期子长、大荔、绥德、丹凤、安康等地出土的“都统之印”“总领军马之印”“宣字副统之印”“义军万户所印”“提空所我字印”“陕西征西行万户所积字号之印”等；一九八四年临潼公安局在打击文物走私活动中收缴了一枚金代铜质象钮官印“都提空温宇印”，印面正方，边长七点○厘米，尔后我受邀亲自鉴定拓印，眼界大开。[15]值得关注的是，一九九六年初西安钟楼广场一次性出土的“元帅右都监印”、“军前行六部外郎印”、“行省左右司印”、“安抚司印”、“南山一带安抚司印”、“泾州之印”、“兴平县监纳印”“朝邑镇监纳印”、“应办官印”等二百七十九枚为代表的金代官印，其多数量、高规格、大印面创下了金代历史之最，震撼了整个中国印学界和考古界。元朝一二七一年建立，一二七九年灭南宋，实现了全国的又一次大一统。元代的官印制度，是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根据需要设立并逐步完善的。元代官印，“皇帝之玺”，以玉为多，均为龙钮；百官和地方官员之印则为铜质，钮为扁长方形杙纽；印文文字有两种：一为汉字篆书，一为八思巴文（蒙古新字）篆体，以后一种居多；两种文字的背面均用汉字楷书刻款。诸如罗福颐《古玺印概论》里收录的“白水寨巡检印”，[17]一九七一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的“京兆录事司印”，铜质矩形钮，边长五点四厘米，通高四点四厘米；一九七四年岐山县益店镇宋村出土的“扶风务印”，铜质矩形钮，边长五点五厘米，通高五点五厘米；一九八一年洛南县出土的“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银质矩形钮，边长八点七厘米，通高九点五厘米；还有韩城、耀县、淳化出土的“万户之印”“行六部员外郎之印”“河中府知事印”等均为代表；而藏于西安市征集的“淮安百户印”、“随山芽屯义兵白户印”，当为长安印学中元代官印的精品。
（五）回归阶段（明清——民国时期）明代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都，一六一六年清代立国，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历时五百八十多年。这一阶段前期还是以传承“秦汉”精神为主流，后期逐步呈现“回归”态势，突出的特点是表现在文字上，让我们看到了“秦小篆”入印的曙光，同时又有“宋体”“北碑”“楷书”入印的新芽。明代官印印文在保持“九叠篆”、印钮在使用“杙钮”的基础上印面继续扩大，钮饰下大上小的椭圆柱状，高几达宋、金印钮的两倍；材质有铜、木两种，形制有长方形（亦称“关防”）和长条形（俗称“条记”），款式以“背款”为上，一般是右侧刻印文，左侧刻铸造时间和铸造机构，侧刻印章编号。如收录在罗福颐《古玺印概论》里的“合阳县医学记”[18]和一九六八年八月汉阴县城东郊龙岗下出土的“后营游击关防”，都是这一时期“条记”和“关防”印章的代表。图六十五明代合阳县医学记（附款式）图六十六明代后营游击关防这一时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有“四枚大印”：一是一九九九年在西安市雁塔区曲家乡金呼坨村出土的“汧阳端懿王印”，边长十乘十厘米，高二点五厘米，重六十三点四克，是迄今鲜见的一枚外涂金粉的特号木质阳文大印。端懿王是秦王宗室，是秦康王的第三子，此印当为明“皇子封亲王”制度的重要见证。二是一九五七年蓝田县城北出土的明大顺永昌年间的“三水县信”，边长六点九厘米，高八点五厘米；“永昌”是李自成的年号，这枚大印当是李自成官制定于襄阳，改“印”为“信”的重要见证。三是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的一枚不多见的“大明秦蕃宗室辅国将军诚涖（li）关防记”，规格为十三点二乘六点一乘一点八厘米，重三百六十八克，阳文篆书石质大印。明代施行“分封诸王”制度，陕西是明代“封王建蕃”的主要地区，朱樉就是在诸王中排行最高建蕃最早，最有权势的“塞王”之一，曾坐镇西安，加强对西北的控制。印中的“诚涖”，应是郡王的之孙，按“诚”和“涖”列序，此印即是第五代藩王的关防印。四是一九七三年西安市征集了一枚“耀州造到大宝券纸”，规格为十点一乘五点五乘四点五厘米，重五百九十克的铜质大印，这不仅是一枚鲜见的楷书大印，而且进一步说明陕西耀州明时有“贞祐宝券纸”的机构（一九六五年西安地区出土过金代贞祐三年交钞文铜版），此印当为“耀州造到大宝券纸”的标号。清代官印主要为铜质，印钮多同明制，印文满汉对照，既有监造机构名称和年款，也有以帝王年号为首的编号。汉文多用篆体，而是直接取秦汉篆文而略作艺术变形；满文则有楷、篆两种。诸如陕西绥德出土的“延绥高家营游击关防”，通高十一点二厘米、边长九点四厘米、宽六点○厘米，右边篆书阳文，左侧满文两行；右侧楷书阴文“顺字一千九百十一号”，左侧“顺治二年七月”；印钮上方“礼部”，下方“造”，是一枚典型的清代官印。一九七二年西安市征集了一枚同样与绥德有关的“陕西绥德城守营都司佥书之关防”，长柱印钮，款式显示“乾隆十七年四月”。细看两枚印面均有压痕，似为废弃之印。清代延绥高家营游击关防，清代陕西绥德城守营都司佥书之关防同在一九七二年西安市东五路废品站征集的“临潼县分驻关山镇县丞关防”，圆柱钮式，印面七点八乘四点六厘米，通高九点八厘米，重六百三十克，印面左侧为阳文汉字篆书，右为同义满文，中间为一行回文。印侧左侧刻颁印时间“同治四年十二月”，另一方应为颁印机构“礼部造”，是一枚非常罕见的“同一印上有三种文字”的关防印。清代临潼县分驻关山镇县丞关防，特别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西安市公安七处移交了一枚乾隆十六年五月颁发的“夹江县儒学记”铜质大印，印面八点四七乘五点三二厘米，通高十点七八厘米，圆柱钮饰，印面左为汉文两行，每行三字阳文篆书，右为满文两行，文义同右。印款显示编号为“乾字七千五百七十三号”。夹江县，属四川省。本汉南安县地，唐武德初移至今县地。此印为长安印学中少见的一枚“印文鎏金”大印时期的官印仍以铜质为主，印钮演变为“圆柱状”，印文为阳文汉字篆书，印背款大多书民国纪年款及以“国”字为首的编号。民国的印信制度是在继承清代印信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改进，“玺”的名称又重新出现，如在国家层面有先后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大元帅印，”尤其是“中华民国之玺”，文字是已采用了标准的秦小篆。各机关、省府及其以下印信，则为印、关防、钤记、官章（亦称“小章”）四种，其印面规格稍有所变小，但“边栏”增厚，显得宏大气派。诸如《西安文物精华·印章》里收集的唯一一枚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印铸局造的“涞源县政府印”，边长六点五四厘米，钮高八点五九厘米，通高十点四七厘米，重九百四十七克，就是民国时期地方官印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秦封泥的出土，掀起国内印学研究的又一个热潮。应《篆刻丛刊》主编沈沉先生邀请，我作为编委参与了《民国印信集存》（黑龙江美术出版社，二○○一年版）的编辑工作，并有幸到西安市档案馆考察，钤拓了收藏的陕西民国时期的印章，复制了有关文件上的印蜕，为《集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料。尔后我撰写了《西安所藏民国时期的官印》一文，[19]认为民国官印经历了“玉著篆”、“铁线篆”入印过程，并在章法布局、文字线条和风格韵味三个方面彰显“新变”特色，尤其突显出“圆融、劲峭、婀娜”之感，让总体格调和意境得到升华。有印学家曾把民国官印称为“篆体官印之绝唱”，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从“陕西省政府印”“陕西省政府主席”“陕西省建设厅”“陕西民政长印”“西京筹备委员会印”“华县县政府印”“扶风县旅省同乡会图记”等十余枚代表作品中可见端倪，让我看到了长安印学研究的前景，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和使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安市档案馆里的一份《荣哀状》上，发现盖有一枚硕大的印章“荣典之玺”，格外耀眼。翻阅资料方知是勋位、勋章及其荣典文书的专用之玺。另外，还有一枚同大的“封策之玺”，是颁爵袭职及其他封赠册轴之用。这两枚特殊之玺，是为印学史上两个奇葩。纵观“长安印学”三千多年来的嬗变历程，代表丰富了中国印学的发展主流方向，并在材料选择、形像塑造、钮饰制作以及功能运用等方面，都有超越和出新。诸如：西魏独孤信十八面炭精印，等等，这正是“长安印学”宽怀千里，海纳百川，气贯长虹，道法自然的体现。前不久，中国书协第八届专委会篆刻委员会工作培训班以“印宗秦汉”为主题展开积极讨论，吹响了“根植传统，守正创新”的号角，“长安印学”，尤其是以秦封泥诸多官印为代表的秦印模式和以“皇后之玺”“朔宁皇太后玺”为代表的汉印风范，为“印宗秦汉”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必将为新时代新西部大印学研究助力，为中国篆刻事业创新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大秦封泥艺术研究院介绍
成立于2018年10月，是陕西省民间艺术促进会的分支机构，2022年转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为会员单位。主管单位为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和陕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庞任隆担任院长。
大秦封泥艺术研究院以研究秦封泥“六大属性”中的“印章属性”为主体，兼及文书、文字、书法、历史、地理等，其宗旨让秦封泥学术服务时代，让秦封泥文明深入人心，让秦封泥文字积极传播，让秦封泥精神广泛弘扬。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庞任隆简介：
庞任隆，字道畅，笔名任隆，号双石斋、望湖楼、百寿堂主人，祖籍陕西蓝田，1959年生于西安临潼。现任大秦封泥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陕西骊山印社名誉社长，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西安文理学院师范学院特聘教授，秦文化研究会秦封泥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书记、馆长；现为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研究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陕西骊山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新闻书画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民间艺术促进会副会长，陕西人民书画院书法篆刻研究院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