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没有和我系统讲过她一生的经历，但我找到了她历年写的简历，登记表、履历表，甚至还有她在文革期间写的个人历史情况材料等资料。在网上还能搜到她的亲密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各地各单位党史部门或相关部门发表的与她有关的文章，根据这些资料，我相信可以较准确地写出反映她革命一生的经历。
一、妈妈的家庭
我母亲1922年12月28日（农历11月11日）在武汉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一个忠烈满门的革命家庭，起名刘汉生。
我母亲的爷爷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刘赓藻，武汉市地情文献网（http://www.whfz.gov.cn:8080/pub/dqwx/dfwx/hpqrwz/qy/201003/t20100322_34057.shtml）是这样介绍他的：
刘赓藻(1877—1929)又名笑澄，黄陂六指下刘湾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中举。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前后，被清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期间参加同盟会。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系湖北省咨议局议员。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参加武昌辛亥革命，与董必武、潘怡如、詹大悲等人结为至交。湖北军政府成立，刘为政事部外交局负责人之一。
1913年返故里，废私塾，创新学，打破族界，不分贫富，动员入学，免收学费，取“亲民爱物，平等自由”之义，定校名为“亲平”小学。该校后来成为在黄陂弘扬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和优秀的共产党人。
1924年，经董必武、吴德峰介绍，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曾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科长，后任汉口市政府审计处处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列入要缉拿的共产党人黑名单。次年，他离开武汉赴安徽芜湖，1929年春病逝于芜湖医院。
电视剧《武昌首义》中有刘庚藻参加武昌起义的相关剧情
我母亲写的关于外祖父的简历的草稿
妈妈的父亲是刘昌鸣（字凤威），他本是刘赓藻大哥所生，因父病残，幼丧母而过继给刘赓藻为子。17岁入伍随军驻防新疆伊犁，后返北京经刘赓藻联系入北洋政府众议院工作。1922年回到武汉，1926年大革命时期由吴德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武汉国民政府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先后派往鄂城县、咸宁县任县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5月军阀夏斗寅占领咸宁，遂撤回武汉。7.15宁汉合流，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开始清共，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在得到在武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任职的亲戚密告，刘庚藻和刘昌鸣等人已被列入黑名单即将被抓捕的消息后，即举家“跑反”到安徽安庆避难。后因患肺结核，在组织掩护下回武汉治病，但不久（1930年）就病逝于武汉。
妈妈的叔叔刘昌群（字士衡）也是建党初期（1922年经陈潭秋介绍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详见武汉市地情文献网）。
虽然妈妈的父祖二代均为共产党员，但当时全是秘密入党，家人皆不知情。如母亲姐妹三人参加革命后，填表填写家庭出身时，有人（我记不清妈妈说的是谁了，可能是二姨刘敏）根据父亲是个官员，身边有背着盒子炮的警卫员的情况填写为“官僚”。后来她们在延安见到吴德锋同志，因同为湖北老乡，谈起家庭及祖父、父亲、叔父的情况，由吴德峰同志告知，他们均为共产党员，而且他还是妈妈的祖父和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刘昌鸣担任县长职务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由组织安排过去的，并为她们写了证明材料（据说在我大姨刘云的档案中），她们据此以后在填表时进行了更正。
她们还谈起看见父亲任县长时月薪360大洋，还有办公费360元，但除了留下维持家庭生活开支的费用外，其余一筒筒的银元不知为何全部往武汉法租界送去了，家中毫无积蓄。特别是“跑反”时和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经常依靠典当维持生活，16岁的大哥也不得不早早中断学业，当了个小职员，以微薄的薪金养活全家人。吴德峰告诉她们，因为刘昌鸣是组织派去任县长的，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每月收入大部分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了，银元送往法租界就是去交纳党费。
1974年我母亲姊妹三人相聚北京，一起去看望了吴德峰同志。吴德峰告诉他们，文革初期中宣部刘敏（我二姨）专案组曾派人找他调查刘昌鸣的情况。他书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刘昌鸣是他介绍入党的，是秘密党员，由组织安排去担任县长职务的，不是官僚。
二、从幼年到参加革命前的经历
我母亲写的参加革命前的简历
我只有很零碎的记起一点妈妈偶尔提到的她小时候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妈妈童年的生活似乎随着外祖父和曾外祖父经历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有丫鬟照顾到后期因生活所迫而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她从小好像就有男孩子的性格，不喜欢描红绣花，而喜欢爬树、踢足球。记得我小时候和同伴一起踢球，妈妈从旁路过，突然对我喊了一声“Handball”，原来她是说我手球犯规了。这个与当今国内完全不同的足球术语似乎印证了她少年时代驰骋球场的经历。她喜欢看武侠小说，组织一群小伙伴行侠仗义。“高高的秋千架上，一个扎着两条细辫的小女孩伸开两手，在横梁上来回走着，底下的小伙伴们一片欢呼雀跃。她就是刘抗。那时她还练拳，拿厚厚的一叠纸当靶子，几天就给打的粉碎。”（摘至《延安女性风景》，该书作者曾专门采访过我妈妈，内容为真实记录）。据说10岁时还曾和几个孩子一起准备去蜀山找剑侠，引起家人极度紧张，并幸运地被找回来。好像因此被收养她当童养媳的家庭退回。不过我妈妈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贴在墙上，同学们完不成作文时也总是请她帮忙。风风火火的少年时代奠定了她泼辣豪迈的性格。
1937年中，盼望新学期开学的母亲，没有迎来上课的铃声，却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还是少年的母亲立刻在武汉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中：进行街头抗日宣传、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慰劳前线撤下来的伤兵……
三、年少从军、参加革命、入党
我母亲写的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的简历
1938年初日本鬼子的魔爪伸向祖国的内地，妈妈毅然改名为抗日的“抗”字，只身奔赴山西前线，投入抗日的战场，那年她刚满15周岁。
1938年1月，妈妈来到山西临汾，投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迈出革命生涯第一步。这段经历，《延安女性风景》上是这样记录的：
你知道我们“民大”是干什么的？招生的人问。
学习抗日本领，打鬼子的！刘抗挺起胸，粗着嗓子立正回答。
怕不怕死？
怕死不抗日，抗日不怕死！
我妈妈就这样开始了在民大的学习，在这里，她结识了第一个亲密战友，廖卓阿姨。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1997年我在单位填表时，我们办公室的同事看见了我在母亲一栏填写着“刘抗”。第二天，她叫我到她家去，说她妈想问我点事，我莫名其妙地去了。她妈妈先问了我妈的情况，确定无误后就对我说：“你回家问问你妈，还记不记得广西人廖卓。”回家后，我询问妈妈，她说：“廖卓！她是和我住一间房睡一个炕的战友。”她回忆起来，1949年南下时在江西两人还见过一面，随后就各奔东西再无联系了，我妈写的简历证明人廖卓也只有名字，没有单位。没想到将近50年后这么巧的充满梦幻色彩的重聚了。
我母亲写的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简历
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一分校学习了不到一个月，由于战局的变化和部队的需求，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来到民大从学员中挑选干部，我妈妈和廖卓阿姨被选中一同跟随戎子和政委来到决死队三纵队，实现了上前方打鬼子的心愿。我妈妈在决死三纵队担任民运科工作员，关于这段经历，《延安女性风景》上是这样记录的：
在“民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刘抗便穿上了山西抗日决死队的灰蓝色军装。在青纱帐里神出鬼没，在城镇乡村纵精弛骋，组织农村自卫队剪电话线，埋地雷，破坏铁路，端敌伪的炮楼。有时夜行军，一夜竟走了一百八十里路，累了，就拽着马尾巴走。她日夜与决死队的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她把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把少女的丰胸束得紧紧的，故意粗声说话，大步流星走路，张口闭口学着男人骂娘日祖宗。所到之处，好些新队友和老百姓不知道她是女的。一次，一位新当兵的小战友玩她的枪，不小心砰的一声走了火，刘抗只觉得左胳膊一凉，顿时血如泉涌。医生闻讯赶来，给她疗伤。旁边的战友杨淮赶紧提醒医生，哎，小心点，她是个女的。
医生感佩地说，哦，原来是个花木兰啊！
我妈妈的男装发型，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国内所有战争结束。
我母亲写的在牺盟会翼城中心区的简历
1938年5月，由于工作需要，我妈妈被调动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翼城中心区翼城工作委员会担任协助员工作，在网上我搜到一篇名为《红色资源 永恒记忆 翼城牺盟中心区》的文章中写到：
中心区还设有民运工作队和自卫队训练班。……自卫队训练班主任是刘良，工作人员是刘抗(女)。……在党的领导下，翼城牺盟中心区做了大量工作。……二是培养抗日干部。当时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分会都开设了训练班，有的训练自卫队，有的训练政权干部和抗日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大约共训练八千余人。……四是武装了群众。全区十四个县，都成立了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抗日游击队)，不少区分所也有脱产的抗日武装。广大农村都有不脱产的自卫队。在常驻翼城、曲沃一带的牺盟中心区的领导之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从中可以看出，我妈妈主要是做自卫队训练班的工作，翼城中心区的抗日自卫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母亲写的在牺盟会翼城中心区入党的简历
在此期间，我妈妈经历了革命生涯中最重大的事——1938年7月在翼城县曹公村，我妈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为自卫队训练班主任刘良。
在这里，我妈妈认识了亲密的战友易辉阿姨。她们都很想参加八路军，很想去延安。在抗大陈列馆发布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大女兵——易辉》中写道：
易辉和她在牺盟会的最好的朋友刘抗及另一个女娃三人一起申请去延安，她们去了区党委，去了八路军总部，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的秘书张先进负责接待，建议她们现在不要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就要过来了，那时加入就好了。
在等待抗大一分校期间，泼辣的刘抗带着易辉认识了康克清同志，也认识了何长工同志。在工作中还认识了齐云同志，她在晋东南做大量群众工作。齐云对刘抗和易辉说她的妹妹也要来抗大学习，委托她们照顾。
在这里我妈妈还认识了终生难忘的战友和追求者裴世昌，狂热追求和顽固拒绝的激烈碰撞，最终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在《延安女性风景》 “刘抗与裴世昌：革命有缘爱无缘”中是这样记录他们相识的经过：
那是1939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党组织介绍刘抗到抗大学习，她奉命来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那里做秘书的裴世昌和张先进接待了她。张先进是长征过来的干部，裴世昌是从国统区来的学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有一肚子惊心动魄的故事。见到这位爽朗活波、有一双大眼睛的花木兰式的女兵，裴世昌怦然心动了。工作之余，他陪刘抗漫步在山坡绿野，那颗心悄悄地向刘抗靠拢着。一次裴世昌从战场上归来，心急火爆地来看刘抗，过漳河时不小心栽进汹涌的河流里，把刘抗好感动。
刘抗要出发去延安了。临分手时，裴世昌送出好远好远。在路口，他终于鼓足勇气红着脸说，自从你来到这儿，我的心就不能平静了，以后我们能在一起吗？那时刘抗才16岁、也许因为年纪还小，也许因为在她心里并没生发出同样的情感。她又羞涩又慌乱，不好明着拒绝，赶忙说，不不，过几年再说吧。刘抗太爱文学了，她给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定的第一条标准就是爱文学，裴世昌虽然是学生出身的干部，可对文学似乎不大感兴趣。
对裴世昌，我并不生疏。我很小的时候，看妈妈的老相册，妈妈指着一张英武阳刚的军人相片告诉我：“他是裴世昌，很年轻就当了领导的秘书，在当时也是比较突出的人，他去了前方，牺牲得很英勇。”我并不知道妈妈和她的故事，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专门介绍他，但一定是妈妈比较在意的人，就有了较深的印象。
1995年的一天，我去妈妈家看望她，发现易辉阿姨也在。她们告诉我，下午有一个作家要来采访妈妈。原来那个作家要写一本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女性的书，在与那些老前辈座谈时，有不少阿姨提到了妈妈和裴世昌的故事，作家觉得是个亮点，就约定时间来采访她。我妈妈有些犹豫，她对易辉阿姨说：“裴世昌也有家庭，也有孩子，谈这件事到底好不好？”易辉阿姨说：“这件事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又不是什么秘密的隐私，实事求是地说没什么关系。”我随后向她们了解了事情经过，才知道妈妈和裴世昌之间的故事和妈妈过去为什么专门向我介绍他。我感觉，虽然妈妈曾经和他发生了那么激烈的情感冲撞，但她心目中对他并没有恨，只有尊重、崇敬和维护。我下午有事没有旁听采访。但后来在妈妈那里看到了包含这次采访记录的书《延安女性风景》。
四、入学抗大
我母亲写的入学抗大一分校的简历
在八路军总部等待了1个月后，1938年12月抗大一分校终于来了，我妈妈和易辉阿姨都成为一分校女生队的学员。抗大一分校在山西屯留，设有女生队。女生队有两个组织，俱乐部和民运组，刘抗任俱乐部主任，易辉任民运组长。（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大女兵——易辉》）
电视片《忠贞-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截图
1939年3月18日，齐云阿姨亲自送她妹妹齐心阿姨到了女生队，她和我妈妈还有易辉阿姨一起成为了亲如姐妹的同学和战友。我妈妈在采访时回忆齐心说：“当时给我这个印象呢，就是她虽然年级很小，她才十五岁，入抗大十五岁。但是当时长得很高，还不错，所以到那里去了，到班上去她非常积极，不会就学。”齐心阿姨在《百年潮》杂志发表《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中对抗大女生队的学习和生活有如下回忆：
抗大一分校的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还讲过军事学。讲游击战时，还配合做过实战演习，记得在演习中刘抗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等职，于2012年去世）佯装受伤，在阵地上喊：“轻伤不下火线！”戴近视眼镜体弱的一位四川同志（大学生）佯作日军俘虏，被大车拉走。
通过齐心阿姨的文章，我们得知，她们在抗大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军事技术、战略战术等重要学科，学习和锻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母亲在政治、思想、军事等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为她后来的战斗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在生死一线的战斗中为她赢得了一线生机。
我母亲写的在抗大一分校工作的简历
1939年9月，妈妈在抗大一分校第一期毕业后被安排留校工作，担任女生队区队长，后来又担任女生队的副政治指导员。1939年11月，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抗大一分校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妈妈随抗大一分校招收的二期学员进入留守大队，准备迎接即将东迁的抗大总校，1940年初，抗大总校由延安迁往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并入抗大总校，我妈妈也调到抗大总校女生队一队任副政治指导员。
1940年抗大总校女生队干部合影
在抗大总校，妈妈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战斗，共同经历百团大战、反扫荡的洗礼，进一步锻炼成长起来。1940年秋，队里一批学员即将毕业，随着学员减少，女生队一队和二队可能合并，干部将出现冗余。妈妈即向组织提出，希望去华北高级党校学习。经组织批准，妈妈离开了抗大。
在抗大的岁月是我妈妈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经过这所革命熔炉的锻炼，她成为了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她还结识了尹锡珍、齐心、郝治平、王军、刘勇等许多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战友。
五、奔赴延安
我母亲写的奔赴延安和在延安学习的简历
妈妈离开抗大以后，经组织介绍，先来到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到前总后，听说有一批干部要去延安。延安！那是妈妈一直向往的圣地。她立刻向组织提出希望到延安去学习的要求，经当时前方总政治部副主任罗瑞卿同志批准，妈妈实现了奔赴延安的夙愿，与那一批干部一同走向心中的圣地。一路同行的干部是何挺一、龚澎、刘芝兰、张如信。
1940年11月妈妈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二班学习，高级班主要以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见《余海宇同志回忆一路风尘赴延安》）。在那里她遇到了亲密无间的战友余海宇，她们的关系好到可以商讨自己的终生大事，《陈龙传》里有如下记载：
在治安科工作的时间里，海宇觉察到陈龙和周围的同志对她的态度有些特别，以一个青年女性的敏感，她意识到要发生的事情。她亲眼看到了陈龙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更主要的是她看到了陈龙的内心和性格。她觉得他的脾气虽然火爆，却是个爽直的硬汉子。他对事业、对同志总是满腔热忱，一团火热。她觉得若和这样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生活会幸福的。为了慎重，她把自己的感觉和担心告诉了王宜民、刘抗、王晋几位知己的朋友。几位姐妹一听纷纷摇头。对方精明能干长得英俊，又有两次婚姻经历，像这样的男人能信得过吗？
海宇从朋友那里回来，下了决心，向陈龙提出要求，要到后沟西北公学去学习。离开治安科，可以冷静地考虑婚姻问题。陈龙只好同意。
出于对海宇的关心，她的朋友自告奋勇，主动充当了海宇的“保护人”，王宜民千方百计地从侧面了解陈龙，刘抗甚至在海宇去看望陈龙的时候，也几乎形影不离地跟去作陪同，而陈龙也对她们热情相待，主动让她们了解自己。
海宇阿姨去西北公学学习的前后，1941年9月，妈妈也去西北公学学习了。这期间妈妈的第一个追求者裴世昌也来到了延安，他们之间发生了最剧烈的情感冲撞，《延安女性风景》 “刘抗与裴世昌：革命有缘爱无缘”中是这样记录他们爆出的火花：
两年后，满怀如火恋情的裴世昌到了延安。他急匆匆找到刘抗，要求结婚。
不，对不起，我不能。已经成熟了的刘抗拒绝了。
为什么？裴世昌大失所望。
还是让我们保持战友的友谊吧。……等到抗战胜利，也许我希望找一位喜好文学的人做伴侣。
少来小资产阶级那一套！天天打仗，今天活着，还不知道明天死不死呢。战争年代的男人，激动起来说话就很冲。
我嫌你的牙黄！刘抗也火了。
你还是男人头呢！两人像孩子一样吵起来。
在敌占区时，你是不是住过暗娼家？
住过又怎么样？那是为了躲敌人的搜捕，她把我救了。裴世昌吼道。
请原谅，咱俩还是分手吧。刘抗转身就走。
站住！身后一声大吼。刘抗转回身。爱她爱得发狂的裴世昌嘴唇发抖，两眼喷火，乌黑的枪口正对准着她。你再说一句，到底嫁不嫁？不嫁老子今天就毙了你！
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刘抗哪里会怕这个。她火气十足地逼视着裴世昌，一动不动。天地间一片沉寂，只有身边的河在静静流淌。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刘抗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开。刚走出不远，只听后面发出一声痛彻心脾的哀哭，她回过头，见裴世昌垂着头，单腿跪在那里，枪口深深拄在泥土里，双肩像秋风中的枯叶般抖动着。
两个月后，一脸悲怆的裴世昌又来找刘抗，见面就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找她，而且是最后一次问她同不同意嫁给他。刘抗做了同样固执的回答。不久以后，一位女友告诉刘抗，说裴世昌结婚了，找的那 位女性也剪着男式短发，模样与刘抗极为相像。老裴就是奔你的模样找的呢！女友感动地说。
还是在1995年作家采访妈妈那天，易辉阿姨问我妈妈“你说你一生有三次生死一线的事，这件事是不是其中一次？”妈妈说：“不是。”“你不怕他开枪吗？”妈妈笑着摇摇头坚定地说：“他不会。”妈妈坚信裴世昌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虽然感情一时激烈冲动，但他一定会恢复理智，控制住自己。
妈妈在西北公学学习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在网上搜索，有一篇文章出现了她的名字，《枣园情怀》（云清：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委员，乌兰夫之妹、孔飞之妻）中写道：
西北公学审干办公室来人要我把敌占区工作的情况及工作被破坏的情况写一个材料。我如实地把这一段情况写好交上去，很多天没有人来找我谈话。我一直希望早一些有人找我谈间题，快点把问题搞清楚。不久，审干办公室终于来人找我谈话，来和我谈话的主要人是戈申、刘抗（女）、王君几位。
还有一篇文章《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也提到，康生在延安大搞所谓的“抢救运动”，迫害了大量无辜者，布鲁的爱人吕璜阿姨也是受害者，其中写到：
所幸吕璜所在的女生队“火药味”并不很浓，支部书记毛诚是老革命、抗联干部，从苏联学习归来一直在保安处担任秘书长；组长刘抗当年曾女扮男装打过游击，绰号“假小子”（笔者所著长篇纪实文学《延安女性风景》曾专门介绍过她），为人正直热情。她们对吕璜比较了解，从不强迫吕璜说什么或做什么。
从上述文章中我知道，妈妈不仅在西北公学学习，还在审干办公室工作，还是女生队的组长，上文中提到的戈申、王君、吕璜、毛诚也是我熟知的妈妈的老战友。妈妈称毛诚为毛大姐，和吕璜阿姨也经常来往。
妈妈在西北公学学习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和我爸谈恋爱了，《延安女性风景》 “刘抗与裴世昌：革命有缘爱无缘”中有这样的描写：
爱情自有爱情的选择。刘抗后来在延安认识了王真(原陕西省副省长),王真个子高高的,很有气质,是姐姐给她介绍的。也真巧，刘抗的两个姐姐都到了延安,先后都嫁了姓王的。姐姐说王真是知识分子型的人,你们相互了解一下吧。结果王真对刘抗一见倾心，第一次见面就红着脸,战战兢兢坦白说,我得过肺结核,不过已经好了。刘抗笑了,说我脾气不好,你得小心点。
王真忙不迭地说,我愿意,我让着你还不成么。
刘抗喜欢音乐,王真居然在物质匮乏的延安给她借夹一把小提琴。两人约会时,王真从来都是远接远送,嘘寒问暖地呵护有加。每次过延河,他不声不响,先跨到水边上蹲下来,背刘抗过去。
王真终于赢得了刘抗的心。1944年,两人在延安成婚，“三刘嫁三王”在延安一时传为美谈。
不过,刘抗笑着对笔者说,当初我就对老王说，我不喜欢你的八字脚。他紧忙表态说,我改我改,结果到现在也没改。
就在这温馨的日子里，突然发生了我妈妈第一次“生死一线”的危机。妈妈对我和易辉阿姨说，有一次，她和爸爸约会，走到延河边，看见爸爸正从对面向延河走来。突然山洪暴发，激流把站在岸边的妈妈卷入延河。妈妈不会游泳，整个人被淹在水下。她说：“我当时非常清醒，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我想我还很年轻，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我不能死。最少，我还要再看一下这个世界。”说着，她昂起头，做了一个双手在胸前下按的动作。她说：“我双手往下一按，头就露出了水面，我看见王真在对岸大喊着焦急的沿着河向下游跑，他也不会水，只能大声呼救。我转头一看，这边延河有一个凸出的河岸。我就顺着水飘过来，被延河水冲到岸边，然后被其他人救上岸。”要不是她没有慌乱。要不是她无意间做了那个踩水动作，可能真的就没命了。
革命圣地的生活充满她美好的记忆，我经常听到她和战友聚会的时候，聊起姐妹们一起哼着歌去延河边洗衣服，聊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聊起庆祝抗战胜利时那照亮夜空的漫山火炬……
六、转战安东
我母亲写的奔赴东北和在安东县工作的简历
抗日战争胜利了，远在四川的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利用海空运输优势急于下山摘桃子，苏联红军打下的东北地区成为双方必争之地。我党立即调遣2万干部10万干部立即北上，抢占东北，建立和扩大解放区。延安也抽调了1000多干部组成中央干部团，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军，我父母也是干部团的成员。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945年11月来到安东省安东县（现辽宁省东港市），我父亲任安东县委书记兼保安团政委，我母亲任安东县大东区区委书记。
他们到安东后马上建立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平分土地等工作。我妈妈还结识了从新四军调来的汤化生、李玉章等生死与共的战友。汤阿姨的孩子管我妈妈叫刘妈妈，而我们管汤阿姨叫汤妈妈，两家已亲如家人。李玉章阿姨是我妈经常经常提起的女性，她勇敢活泼，斗志旺盛，天不怕、地不怕，胜过许多男同志。比如枪决犯人，许多男同志都有顾虑，而她愉快接受任务，并坚决执行，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在国民党占领安东时，她坚持敌后斗争，担任游击队长，打出了赫赫威名。
李玉章阿姨持枪照及照片背后的题字
有一年，我到合肥出差，顺便去看望李玉章阿姨和江屏叔叔（李阿姨爱人），她给了我一份文稿和几张照片，是她写的关于我妈妈的没有发表过的回忆录。
李玉章阿姨交给我回忆录时写的便条
李玉章阿姨写的回忆录《刘抗同志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地点，情况以及她的枪法怎样?》（李玉章）如下：
刘抗同志和我于1945年10到达东北安东县大东区（现为东港市）。她任大东区的区委书记（指导员）。我是从山东龙口乘苏联的汽排子船经海路到达辽宁营口码头下船，比刘抗同志从延安到东北的时间早点。都接收安东这块地方。
我和刘抗同志在这里共同工作、学习、战斗了三年，我是在区委书记刘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衣食住行生活都在一起，是供给制。我深刻感受到刘抗同志是一个敢想敢干，敢冲敢闯，有勇有谋，干脆果断的好同志。体现了我党女性军人的一种独特风采。群众、干部都很信任她，尊重她。
还记得1945年苏联红军配合我军收缴日军武器。苏联红军有功，但他们的战土中有个别不遵守纪律，甚至强奸妇女的。群众反应很强烈，怎么办？县里怕抓苏军闹出事来，犹豫不决。刘抗同志得知后，立刻将其逮捕，送至公安局。苏军司令官得知后，亲自赶来，向刘抗同志赔礼道歉。并竖起大拇指赞赏刘抗同志:“奥秦，哈拉绍（очень хорошо ）！”临走时还与刘抗同志，公安局长江屏同志三人合影留念。
李玉章阿姨提供的苏军司令官和妈妈、江屏叔叔合影及题词
45年“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了，但二鬼子，汉奸警察不缴枪，摇身伪装为贫雇农子弟，积极参军参政混入革命队伍，有的教育不好的坏分子，明着暗着，杀害我们的干部、群众积极分子，使我们昼夜不得安宁。
有一天县公安大队搬家，从大东区于顺站往大东港搬。当夜，混进来的伪警察闫铭如搞叛变把李从民队长打死，警卫员枪杀，排长打死，把一个排100多人全部拉走了。
从延安和刘抗同时到安东的魏向群同志，时任一区的区委书记，和他爱人县宣传部长张敬同志，夫妇二人在一夜间被枪杀。七区的农会主任被国民党搜山打死。刘抗和我在安东县大东区土房身村，民主选上的村长，农会主任姓段，头天全村通过，第二天就被反动分子把他的头竖在大马路中向民众示威。
日本鬼子倒台，伪政权不存在了，但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要付出鲜血的代价。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抗立即命令我们几个人组成伏击小队，夜间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第三天夜间抓住了伪军的头子，杀人犯。当时他腰插着两把盒子枪，拉一车长枪，被我们几个抓住。随后向群众公告，并经公安局批准枪毙，由我执行。
刘抗的枪法很好，长短枪都有，树上的鸟她都能打准。她有警卫员给她背长枪，平时她有一把手枪在身上，自卫！刘抗通过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件，提高了警惕性，指示我们夜间来人不准开门，不准答话，包括王真在内。有一天夜间王真真的来了，叫门，叫刘抗开门。不大不小的声音叫的快天亮啦，也没开门，王真就返回了。天亮刘抗说这个人真讨厌，下次再来，仍不开门就对了。于书芳说王政委在外面冻了一夜。
46年10月左右国民党进攻东北，我军主力部队（四野）转到松花江以北，安东地区失守。地方部队和干部转向农村山区，有的撤到朝鲜。刘抗同志也撤到朝鲜新义州，任华侨联合会一分会任主任。汤化生同志任副主任秘书。
……
无论在国内、国外和刘抗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共同认为刘抗是个女英雄，一切工作不亚于男同志。
文中说我母亲枪法很好，看过齐心阿姨《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一文的人都知道，射击训练是抗大的一门基础课，妈妈的枪法就是那时艰苦训练的结果。
由于当年女性参加工作的不多，当地群众看见我妈妈的枪法和勇敢泼辣的工作作风，非常敬佩并有一些传奇的说法。有一年，东港党史办的人接我父母去丹东参加活动时，对我爸说：“在我们那里，关于刘书记的传说比你要多。”
李阿姨文中提到的敌特叛乱的事件，在网上搜到的《“大东港事件”真相》(隋石秀 )里也有提到，虽然里面有少许出入，例如出事的部队李阿姨说是县公安大队，而该文说是县保安大队，被杀的队长李阿姨说是李从民，而该文说是李从敏，但大同小异，可以相互佐证：
1946年1月20日发生的“大东港事件”，是我军解放东北后敌特制造的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5年9月，我军某团三营进驻大东港。10月，安东县保安大队也进驻了大东港。
安东县保安大队和各区中队建立后，有不少的青壮年自愿报名参军。敌特们为实现其罪恶阴谋，趁县保安大队扩编时，派了两个奸细混入了保安大队。这两个奸细在县大队到处献殷勤、装积极，和通讯班的战士打得火热。不久，就被编进通讯班，其中一个还当上了副班长。躲在山沟里的敌特，就是从这两个奸细的口中，及时得到县大队情报的。
大东港驻军没有电话设备。从地理位置上看，当时的大东港如同一个“孤岛”，它的前面是一条公路和一片稻田，后面是丘陵起伏的山区，适合敌特活动。
县保安大队(当时只有一个连)除副大队长李从敏和一排长杨建春等三四人在抗战时期打过仗而外，其余的干部、战士，包括副连长姜庆林在内，几乎都是当地参军的新兵。敌人虽然掌握了县保安大队的情况，但慑于我某团三营的强大，没敢妄动。
1945年12月19日，富有战斗经验的某团三营突然调离大东港，给敌特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预谋偷袭大东港。
1946年元旦前后，因为当时买不到鞭炮，县大队的战士们为祝贺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就偷着打枪玩。一天，通讯班的那个“副班长”到大队部反映有的战士乱打枪，浪费子弹，有的战士本来没有枪，还要私藏子弹……
第二天，一连便把战士手中的子弹全部搜了上去。往常，战士们夜间上岗，都把自己的子弹压进枪膛，下岗交班把子弹退出来，接班的再用自己的子弹。经过搜查子弹以后，战士手中再也没有子弹了。敌特的阴谋终于得逞了。
三营换防前，大东港的东、南、西三面由三营担任警戒，大东港的北面由县大队警戒。三营换防后，县大队为加强北面的警戒，在大木板房附近增设一个岗哨。东、南、西三面，只在夜间设一游动哨。
1946年1月19日深夜，敌特纠集了约30人从大东港北面的山沟倾巢出动，1月20日零点刚过，爬进了大东港。他们首先闯进了大木板房子，放哨的战士以为是带班班长来查岗，仍然抱着枪在板房子里烤火。
敌特首先缴了第一道岗哨的枪，接着，用刀逼着战士头前带路。
第二道岗哨设在距大队部和通讯班北侧约100米的路边。岗哨发现来的一伙人行动鬼祟，故意拨动枪栓喝令站住。被敌特逼来的战士，见到自己的战友，胆子便壮了起来，向战友喊了—句：“他们是特务！” —个凶狠的敌特朝喊话战士的腹部猛刺一刀，另两个敌特又刺了两刀，战土便倒在血泊中。另一个战士在搏斗中也牺牲了。
第三道岗是敌特自己闯过的。
敌特夺下三个岗哨之后分成三伙，一伙进了通讯班，一伙进了二排的营房，另一伙由特务头子带领，向大队部李从敏和王宽两人的寝室走去。
副大队长李从敏的寝室还亮着灯，也许是勤务员王宽晚上出去忘了闭灯、关门，敌特通过三道门悄悄地钻进了室内。
王宽是李副大队长的勤务员，也是警卫员。王宽发现有人进来，刚要说话，几个敌特上前用衣物捂住了他的嘴，掐住了他的脖子，拖到一个没修完的红砖岗楼里。王宽要喊，三个敌特一齐向王宽的胸部各刺了两刀，年仅16岁的少年，就这样惨死在敌特的刺刀下。
敌特把王宽拖出门外之后，特务头子夺过手下的枪，刺刀向下，刺进了正在睡觉的李副大队长的左额，几乎穿透了头颅，另一个敌特又朝着胸部刺了两刀。然后，用军毯把尸体卷起来，撬开地板把尸体投进地板下。
约在1月20日1时许，敌特押着通讯班和二排战士，向大影壁山方向逃遁。
途中，战士们有的机警地借居民的草垛隐蔽起来，查看着敌特的行动，有的借大小便的机会避开了敌特的监视。
20日2时许，一排的带班班长孙大民去接班时发现不对头，便跑回一排营房，把战士们吆喝起来，转身又到连部叫起姜庆林副连长。
杨建春排长把队伍带出了大东港，天没放亮，保安大队的两个排走到了石佛山大桥南头的一家旅店。杨建春排长把队伍交给了姜庆林，借了一匹马飞奔东沟县城报告情况。
1月20日，中共安东县委政治委员兼县保安大队政委王真同志和安东县长兼保安大队长于镜清同志，用电话向省军区领导作了紧急汇报。省军区领导根据敌特的出没地点，指令一个营的部队从安东市出发，经洋子泡、汤池子，向北部山区搜索。
1946年3月上旬，这伙恶贯满盈的敌特终于被我军围歼。经审查，这伙敌特的头子叫侯令，伪派出所所长；另一个头子姓黄，伪警佐。他们正是残杀李从敏等5名同志的凶手，是制造“大东港事件”的罪魁祸首，省军区将侯令等5个凶犯解往大东沟。
1946年3月24日，民主政府在天后宫院内，为李从敏等同志开了追悼会。会后，由于镜清、江屏为正副审判长，组成了东沟县解放以来第一个人民法庭，对5个反革命杀人凶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全部处以极刑。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安东被敌人占领了，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党带领人民和军队对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很短时间内，我妈妈突然遭遇了她所说的两次“生死一线”的经历。
一次是她的警卫员投敌叛变，一些混入革命队伍的不坚定分子，看见敌人来势汹汹，声势浩大，就打起了叛变投敌的主意。我妈妈有两个警卫员，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想杀害我妈妈后投敌叛变并获取敌人的悬赏。但他对我妈妈的枪法和警惕性又心存恐惧，就想蛊惑另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和他一起干。当他试探着说出想法时，遭到那个警卫员的痛斥：“你不能这么没良心！”他立刻带着枪和我妈妈的书包仓皇而逃。当他把书包交给敌人后，敌人立刻把书包里我父母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宣布“击毙匪首XXX，XX”。但老百姓看见只有两人的生活照，根本不相信，他们说“刘书记那么厉害，怎么可能被他们杀了。”但是，他的叛变还是给我妈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妈妈是个很细心的人，参加革命后值得纪念的东西她都会很好地收藏起来，而现在只能找到解放后的委任状、代表证等，当年在前方、抗大、延安等地的军队臂章、学校校徽、毕业证还有日记等全部流失。我妈说：“其实这次非常危险，我对外警惕性很高，但对身边的人警惕性没那么高。”要是那个叛徒对我妈没那么恐惧，可能他就得逞了。
这次的危险刚过去不久，马上迎来了下一次“生死一线”。根据战场形势，领导决定我妈带领几个女同志撤退到朝鲜去，这里面有领导同志的夫人也有孕妇，随行的还有她们的警卫员。我妈带队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村里卖的鸡很便宜，加上连日征战比较疲劳，就决定在村里休整一下，炖点鸡汤补一补。喝完鸡汤，队伍出村几百米经过一个白菜地时，突然背后传来枪声。原来敌人进村了，并且发现他们了。怎么办？他们只有十几个人，而且大多数是女同志，逃是逃不掉的，我妈妈立刻决定就地迎战。她指挥携带步枪和冲锋枪的警卫人员迅速占领有利于发扬火力的地形，携带短枪的女同志占领易于隐蔽的地形，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她说：“我当时想，我这枪里有九颗子弹，我只能打八枪，最后一颗留给自己。”敌人不知道他们不是战斗部队，看见他们从容不迫地占领阵地，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估计也不容易轻易取胜，就只是远远开枪，并未出村作战。双方一直对峙到天黑，我妈妈立刻乘夜色掩护，率队撤离阵地，奔赴鸭绿江渡口，乘坐最后一艘船，终于胜利退到朝鲜。我惊奇地问妈妈“你还会排兵布阵？”妈妈说：“当然，我们在抗大学的。”易辉阿姨补充道：“那是我们的重点课程。”我认为，这是这次能够震慑敌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重要原因之一，抗大所学救了我妈一命。后来，我多次在妈妈与当年战友聚会时听她们谈起这件事，她们管这次经历叫“白菜地”。汤化生阿姨还在给我妈来信时附了一首她做的有关的诗，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到朝鲜后，经组织安排，妈妈化名“刘宗礼”，在新义州华侨总会担任常委和第一分会主任委员。半年后，随着战争和工作的需要，她回国继续在安东工作，先后担任安东市中共镇兴（现振兴）区委副书记、安东县中共龙潭区委书记、中共安东县委宣传部长。
七、南下赣南
我母亲写的南下及在江西崇义县和赣南区工作的简历
1949年夏，解放军渡过长江，对国民党军进行大追歼，大扫荡，解放了大批国土。为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随军解放和接管新区。1949年5月我父母均因此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49年7月，他们到达江西省，我妈妈接到任务，随同解放军解放和接收崇义县。崇义县志有这样一段记录：
第四节崇义解放
194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四二四团第二营由上犹营前进入过埠、思顺、麟潭、古亭等乡，解除了县保安队的武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十师先遣部队和刘抗、张铭带领的南下工作组，从上犹中稍进发，于8月20日开进县城，解除了县民众自卫总队和警察局的全部武装，崇义获得解放。当天宣布崇义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
崇义解放后，1949年8月30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崇义县委员会，刘抗(女)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张铭、刘玉兰、朱祥仁为县委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崇义县城，至今未变。
在《中国共产党崇义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还提到：
在收缴反动武装的基础上，崇义县正式建立县人民武装大队，由县长张铭兼任大队长，县委副书记刘抗兼任教导员，李光任副大队长。……
《中国共产党崇义历史》第二卷（1949-1978）照片首页
关于崇义解放的经过，中国江西网>赣州频道>上有一篇《崇义：残敌投降 山城解放》是这样说的：
8月20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4军第40师第3团梁团长率领一部由上犹县中稍向崇义进军。消息传来，崇义县城400多名群众争先恐后到二渡水桥头迎接。午后，在赣西南独立大队代表刘安平等接应下，梁团长率领所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大踏步地向县城开进。当解放军进入县城时，全城铺门大开，鞭炮齐鸣，大街两旁都站满了欢迎的群众。随军进城的中共崇义县工委成员及南下干部挥手向群众致意，人们高举用彩纸做成的小旗，高呼口号：“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学习！”“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家热泪盈眶，欢呼跳跃，全城充满着欢乐的气氛。
群众簇拥着把解放军送到城隍庙，刘抗随即代表中共崇义县工委作了即兴演讲，她向欢声雷动的群众宣告：崇义解放了！同时，她还宣布取消“国民党崇义县临时治安维持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崇义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崇义县人民武装大队，对全县实行军事管制。并向人民群众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恢复发展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为早日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崇义而奋斗。
解放崇义以后，妈妈作为县委领导投入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建立群众团体、改造旧政权、全面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等紧张又繁忙的工作。
1950年8月，妈妈调任江西省中共赣西南区党委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赣州青年网上有如下记载：
团的机构沿革
1949年一1985年
1949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赣州工作委员会(简称赣州青工委)，在广东南雄帽子峰打朱坑宣布正式成立，后进驻赣州市，机关设在和平路33号。由王右兼任书记，彭克祁为组织委员，段志琦为宣传委员，先后在赣州市、赣县、南康、大余、信丰、崇义、上犹、安远建立了团的组织。
1949年8月14日，赣州懈放。同年11月，成立了中共赣西南区青年运动委员会(简称青委)。12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赣西南区工作委员会，由赣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孙萍兼任书记，宋锋任副书记。
1950年8月，刘抗(女)任副书记，辖赣州市、赣县、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大余、南康、崇义、上犹11个县(市)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吉安、宁都两个专区青年团工作委员会。
八、投身江西工业建设
我母亲写的在江西320厂工作的简历
1951年7月，我妈妈调江西南昌国营320厂工作，任厂党委委员和厂青年团委书记，并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出席了1953年6月召开的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
妈妈调320厂工作的原因，《邵式平关心洪都创建二三事》（李韶华）中有如下披露：
在修建工程的初期，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段子俊来视察修建工作情况，与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一起研究了321厂（洪都最早的厂名）的建厂工作，当陈书记知道321厂领导力量薄弱时，亲自布置省委组织部于7月底派出吴继周、晏家华、周维、刘抗、徐莲娇等19人组成工作团，到工厂帮助工作。并先后从地（市）、县选调了100多名优秀干部充实工厂各级领导班子。工作团任务结束之后，几个主要成员就留厂工作。当时任中共江西袁州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的吴继周被调任为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妈妈为初创的国家航空工业，为共青团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母亲写的在江西工作的简历
1953年12月，我妈妈离开320厂，调中共江西省委工业部任重工业处处长。
1954年11月，调任江西省工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1958年调任江西省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兼任江西省轻工业学院院长。
1962年江西省轻工业厅与化工石油局合并成立江西省轻化工业厅，妈妈任江西省轻化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从1953年调省委工业部重工业处到1963年离开江西省轻化工业厅，我妈妈参与了江西省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建设10个年头，也是她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十年。这十年恰逢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国家建设蓬勃发展，我妈妈也亲眼看到或亲身参加了了许多工厂和院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许多瓷厂、纺织厂、造纸厂……都留下了她的身影。
我记得妈妈曾经看到批判“以钢为纲”的文章，她表示了不同意见，她说“以钢为纲”的具体操作上可能有急躁冒进和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但工业建设把钢铁生产作为优先发展目标是没错的。她说“当年建设江西轻工业学院的时候，国家很缺钢铁，买一个锅炉都要指标，都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不发展钢铁生产怎么行。”不管她的话是否正确，但这表现了一个实干派才能遇到的苦恼，表现了她对工作的亲力亲为。
从网上我搜到《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一）》有下列文字：
国家最重要的安排是：将发展景德镇陶瓷列入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陶瓷发展解决一系例难题。如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家计委上报的景德镇生产金水所用黄金额度。中央文化部在景德镇设立陶瓷艺术技艺学校。又如轻工部领导来到景德镇说：邵大哥（邵式平省长）说我不重视景德镇，今天我来和大家商量解决问题。这是邵式平为了发展景德镇瓷业而对他的催促，由此事可说明邵式平是极为重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例如，当时景德镇搞金水试验需要两万元外汇，但江西省年外汇仅有两万元，邵省长悉数批给。邵式平到景德镇还为一些名家每人发给一套呢子与一套毛料、一双皮鞋，引起轰动。江西省轻工厅长刘抗将筹办景德镇陶瓷学院报告交给省委书记方志纯，方志纯立即与江西省委常委研究同意成立景德镇陶瓷学院，并作了妥善安排。等等。
在《日用陶瓷史话-解放初期》中有如下记载：
1957年8月15日，中共景德镇市委召开临时常委会。省轻工厅厅长刘抗在会上传达了邵式平省长的指示。邵省长说，在中央开会时，李先念副总理讲，景德镇陶瓷历史闻名，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要提出个方案。李先念同志并写信谈景瓷发展方向问题，打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邵省长还说，他同富春同志、轻工业部长也谈了景瓷发展问题，同时对景瓷生产作了评价，有鼓励，也有批评。几年来，中央对景德镇陶瓷是关心的，研究了各种以煤代柴的方法，要认真总结一下对中央指示精神贯彻得怎么样。今后应着重两点：一是要对瓷土原料配方加强研究，瓷石粉碎靠水破不行，要研究解决；二是要加快实现以煤代柴。会间，大家对邵省长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景瓷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中多数人主张以生产出口瓷为重点。为加强对陶瓷发展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自即日起成立以市委书记赵渊为组长的5人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市委副书记吉福润兼办公室主任。会后，在省轻业厅厅长刘抗的指导下，很快就搞出了《景德镇陶瓷技术改造方案》。遗憾的是，不久“大跃进”来了，这项工作被冲掉了，使景德镇瓷业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
在《江西省志 江西省纺织工业志》大事纪年里有这样一段话：
1961年……6月 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亲临现场领导下，省轻工业厅长刘抗带领工作组赴兴中纺织厂调查研究，起草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
在我家里看到《江西省纺织工业志.大事记 征求意见稿》里是没有“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亲临现场领导下”这段话的，妈妈在书上进行了批改，并将修改内容写给了编辑人员（书里夹有信件草稿）。
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到妈妈十年耕耘的少许足迹。
1959年夏，妈妈还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时装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九、入职纺织工业部
我母亲写的在纺织部和轻工部工作的简历
1963年9月，妈妈调到中国纺织工业部任技术司长。一年以后，1964年11月，又调任中国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对外工程公司经理。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门，妈妈为这个公司的建设倾注了许多心血，当时组织部门也不能满足新建公司对干部的需求，为了招到足够数量的理想的干部，她甚至利用私人关系给抗大老战友郝治平阿姨写信，希望能够通过罗瑞卿的关系，从部队转业干部中挑一些好的苗子。这封信得到罗瑞卿同志的大力支持，他指示军队相关部门给我妈妈打了电话，询问对干部的具体要求。我妈妈给罗瑞卿回信说，我们是外事部门，所以希望找年轻一些，政治思想好的干部。最后由军队和纺织部的相关部门进行了对接。
中国纺织对外工程公司的成立掀起了中国纺织援外的高潮。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影响力扩大和中外经贸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久，文革开始了，妈妈为组建公司与罗瑞卿联系招收干部的事情竟然成了与“三反分子”罗瑞卿勾结的罪证，被要求交待问题，甚至被揪到上海进行批斗。但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出于公心而做的事，光明正大，清清白白，没什么不可说的。妈妈详详细细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造反派也挑不出毛病了。由于妈妈家庭和历史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点，于是很快被“解放”，重新参加了工作，1969年9月担任革委会时期的纺织工业部科技组组长。1970年4月，一轻、二轻、纺织三部合一，成立新的轻工部。妈妈又担任了三部合一的轻工部的科技组组长。
十、工作在陕西
我母亲写的在陕西省工作的简历
这时，我爸爸也获得“解放”，重新参加工作。由于原单位国家经委已经撤销，他被分到陕西省工作。为了家庭团聚，妈妈要求去陕西工作，1971秋调到陕西，担任陕西省科技局局长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担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
妈妈在陕西工作期间做了很多支持科技攻关和科学普及的工作，例如陕西省科技局曾经支持在全省农村大办沼气，在陕北插队默默耕耘的习近平同志在此活动中就大放异彩。他是妈妈老战友齐心的儿子，去陕北插队路过西安时去看过我妈妈。但当时，影响力更大的事是黄宗英同志发表的报告文学《大雁情》。
20世纪70年代初，西安植物园秦官属助理研究员在洛南县开展了丹参野生变家种的研究工作。经过10年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实现了种子繁殖、人工种植和品种纯化三大目标。至此，商洛丹参的人工栽培在全国声名大振。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黄宗英将秦官属将从事科研的坎坷经历和艰苦努力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大雁情》。
《大雁情》描写了遭受非议的植物园科学家秦官属为科学事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和正直、刚强的品格，并通过她的遭遇，进而直面当时中年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现实。
我在家里也看到过一些妈妈带回的反对秦官属的材料，但我妈妈一直是支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科研人员地位的。在这一点上，她与黄宗英产生了共情，《大雁情》里这样提到妈妈：
秦官属同志为什么处在这么个不明不白、难上难下的境况之中？这件事引起了我刨根问底的兴趣。
我得到陕西省代表团副团长——也是省科委副主任杨戈同志和副主任刘抗同志的热情支持。
我对刘抗同志，颇有好感。她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目前，全国知名老科学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有中央直接抓，比较好办。而对更大多数的中年科学骨干的政策落实任务，地方上担子很重、很艰巨。因此，她希望我到陕西去调查，这将有助于他们政策落实工作的开展。于是，我委托陕西代表团秘书组同志，替我问问秦官属的工作单位——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到西安给秦官属写篇小报道，行不行？
大会快结束时，转来了西安植物园领导的回答：“可以，欢迎。”
《大雁情》的发表，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对当时中年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现实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982年，妈妈响应党的号召，离职休息。她和纺织部商定异地安置，回到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这里有她许多的老战友，虽是多病之躯，却也精神愉快，安度晚年。
2012年7月22日，妈妈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