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教授学术与事功记实
文 /牛宏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副校长、陕西省政府参事、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在古农学与农业史领域卓有建树，农业教育研究和教学管理职绩传为口碑，参事议政和社会智力帮扶中并建功德。张波善学勤思富于创新精神，凡上诸项成就中，均辅有理性认识成果，集成著作二十余种计七百余万言。著作内容切事笃实有格局，命题独特新颖发人阅读深省，篇章逻辑结构严谨，而文字雅洁尤具学术品位和特色。为人治学及道德文章颇为学界关注，其书入陕西图书馆专柜珍藏，其人为图书文献系统膺列“陕西学人”谱录。他在回应网群贊誉时诚恳表白：“关于学人，道也平实天然。学人就是学习之人，年轻时人称学生，而后读书、研书、写书总归一介书生；今且耄耋年迈之人，休管冠名何据何义，既称学人亦无不可。”片言只语，即见其大本境界不减当年。本书作者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少帅”之称为题，报导张波率本室老中青团队，叱咤农史学界的少壮风采。作者本人服膺其学识久矣，年轻时常去古农室请益，引以为私俶。时越二十余年，有幸参与古农学课题组，同德共襄往圣绝学；耳濡目染中对古农学理法增进认识，进一步理解复兴古农学深远意义。于是在上次撰稿基础上，以“学人”和“薪传”为主题词，更深度地报告他在古农学与农业史领域的学术思想，兼及其高校行政治理方面的建树。
一 砥砺躬耕
（一）张波毕业于本校1969届农化专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唯能得之母校。时逢失却教学常规的特殊年代，幸得人文学科老师私相辅导，兼自刻苦修练而成才。他常对自己学生说：“我是西农土生土长的古农学与农史专业者，西农恩我的人很多，我要感恩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确乎肺腑之言。文革年间，他以属笔之长而入校宣教平台，在报刋编辑部得以文字砥砺；虽称小报，却系学校意识形态主要媒体渠道。指导老师邹德秀，来自马列教研组，年富力强正当春秋，为提高报纸宣教理论水平，教导张波学习马列毛著理论；同时也常泛及西方人文科学知识阅习，这在当年实为大不易之事。如是数年情如单兵教练，受教者理论思辨和写作能力加速进步，学会多种体裁和时势文章写作。时过境迁张波常忆说：在不学无术的年月，邹先生是我真正的老师，实属“蒙师”，人文社科启蒙之师；我也是邹老师最真诚的学生，实为传统师徒学缘关系。后来所以敢于开设农史研究法课程，斗胆写点农史理论文章，自信底气皆源于邹师之传教。” 诚哉斯言！张波成才的学术道路上，每在关重时节，总是得到邹先生背后有力的肩挺支持；今先生年且九秩高龄，还坐轮椅察问农业哲学和古农学复兴近况，鼓励赞许曰“你是对的！”。邹先生人如其名，德高望重而博学多能，长于哲理思维和言简意赅表达，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张波颇得其心法心传，并誉其名为“举一之师”。邹张師生传道系典型的跨界学缘交融，如此完美的成功教育方式，曾成为校中人文佳话。邹先生八十诞辰时，张波献布履和竹杖，效法“杖履”古典；并作《秀竹赋》，礼赞先生道德文章，赋辞饱含正能师生之情，风化为感人的校园故事。
（二）张波砥砺成长道路上，石声汉先生为之正向指津，有一语千钧之重，可谓高人大师点悟提命。石声汉是学界著名泰斗大家，人称古今、中外、文理学科兼容贯通，为天才式学者声誉国内海外。石先生所在植物生理学，当年隶属农化系，文革中后期又与农化69班合编。同在农化学门，师生多年朝夕相处，学子们亲炙石先生高论学识，引为“先师”。张波毕业前夕，极左风气稍得宽松，石声汉先生欲其染指古农学；为舒解农化学生缺乏文史基础之虑，特发“大其心”之言：“什么基础都不要紧，只要你一辈子干这件事，就能成功！”邹德秀老师闻言发明告诫，“这话很重要，可不简单，一定要记住！”果真数年后改革开放迎来科学春天，而古农学因辛石去世而青黄不接。邹先生首先旧话重提，促请学校组织部门连发调令，将张波从陕北某县商调入古农学研究室。古语曰“得一言而受用终身”，如今张波年且耄耋，著述等身成就斐然，忠实践行了先师的“一言之教。”他在《盍为往圣继绝学》的跋文，真情地表达了师恩图报的良知之心。
（三）通往古农学之路并非坦途，张波虽经邹先生人文社科教练，在陕北也自修文史书籍，回校后便可选作农史课题。然而古农学并不同于农史，乃是以校勘学和文献考据为核心的学问，慨惜辛石两先生已经逝世，张波虽进古农学之室而不得其妙道成法。还是邹德秀和冯有权先生知情纾困，即请示学校师资人事部门，联系北京师范大学以进修方式，派遣张波学习相关学科知识。这是其学识大提升的天赐良机，从此而真正进门入室，才得以领悟古农之学。
北师大文科向以传统语言文字学见长，时恰首开全国训诂学培训班，在这里他又遇到许嘉璐先生精心指导，可谓有“命中贵人”之传教。当时许先生四十多岁已成训诂大家，学科内推为国学章黄学派新一代传人，代劳前辈大儒组织培训工作。许先生自言素来服膺石声汉教授农书校注结论，得知来意随手便拿出案头石注《四民月令》，声称定要为西农的人才培养尽心尽力。许先生筹划指导张波攻读《诗经毛传》和《说文段注》的农事名物。读古籍必从秦汉传注作起，离经辨志，而毛传等为较早释经文献；清儒以小学通古书，《说文解字》为训诂必读，而段注最称精典。选定两书，足见许师传道惟精惟一；又为张波定位农事名物考据方向，堪称把向施教。先生耳提面命，学生字酬句酌以日程功，结业修撰成《读诗辩稷》《段玉裁说文注农事名物考证》两文。许先生极力推荐，令参加全国训诂学术会交流。张波遂后又接连发表《周畿求耦》《周易农事披拣录》《农业起源河土辩》《绿洲农业探源》等十余篇同类论作，热传农史界。文献考据功力渐长，方始明白石声汉先生所重小学和校勘知识，实为古农学核心学术；近年张波作《高山狭缝道通天》一文，鈎玄索隐石先生治学精微之奥妙；又计议筹撰《古农学》概论一书，全面揭示辛石冷门绝学之心传心法。
张波以石为先师，称许为经师，两大师虽无一面之交，而为古农学培养人才的期愿不谋而代传。许先生还命张波兼听北大、北师院、中华书局等国学大师讲席，诸老多为章黄学派嫡传，皆耄耋之年幸遇盛世布道乾嘉学术，实属千载难逢之机遇。张波中途因过度劳累而休学，许先生亲函告假，诚请西农待其病癒再派复学。此期间师生往来书函授受辅导，张波至今保留着多封来信，并准备交存校挡案室保全。许嘉璐后任国家语委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亲炙西农人才教育培养的手泽，故当作长期存照传校。
（四）关于张波上世纪80年代初，幸受训诂学强化修炼的实际效果，已故首任陕西训诂学会会长、西北大学语言学教授杨春霖，特为西农破格提拔人才作郑重评章，现选摘杨氏对张波训诂代表作鉴定语以分享：“余尝谓整理我国古籍，务必实现各门科学专家与语言文字学专家合作。苟能有兼具众长，一身二任之学者从事于兹，尤为理想。今读张波同志论文，深感昔日梦寐以求者，已赫然在目。此道得人，其有利于我国学术文化发展大矣！”“论文两篇内容不同而造诣相埒，并为运用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知识，发掘、分析、鉴别、表彰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杰作。引用资料丰富，归纳裁断精当，表述细致明确，无多年惛惛沉潜之刻苦钻研，不能道一字。实为鹤立鸡群之优秀论著。”“ 读古书自来苦于草木鸟兽、名物制度、山川地理等名称之混淆错综，真相莫明。昔人亦有治之者，但难免治丝益棼令人又堕五里雾中。张波同志之作，剖析入微，证据可靠，很有说服力，千古疑案，当可了结。登堂入室，取精用宏，十分难能可贵，虽专治文字者亦不过如此。”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英国皇家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先生称，张波是“结合农学与声韵训诂学，开拓学术新路子的独辟蹊径的学者。”日本汉学和农史学家渡部武“拜读了他的几篇精彩论文”，1987年9月来中国访问，曾对张波专访长谈，并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赞扬。渡部武回国后，在日本“农业文化振兴会”学刊上载文，介绍了张波的考据方法和研究风格，声称从张波论文中看到了“中国农业史的新气息” 。
二 修治农史
（一）正当张波调整基础知识结构向古农学发力时，80年代初高教改革国家制定学科目录，农史学科成显学而崛起，并列入研究生学位教育系列。西农为强化新兴农史学更立专门研究室，张波以年富精进，势所必然地参与其中全力拼搏。遂后又执事农史室主任，创开农史研究法等门课程，科研选题多转向农史项目；大约直到90年代，张波顾全大局坚守农史岗位，其成就主要在农业历史学科研领域。
《西北农牧史》是张波首部成书，学界称“拓荒性”地区农史著作，出版不久即获“中国图书奖”为陕西出版界首得殊荣。本书学科跨度大，适应专业广，既有西北农牧史基本情况的概观与详析，又有大西北农牧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发展规律的阐释。发幽钩沉，析宗明义，正本清源，是不可多得的创通之言。上海胡道静先生赞之为“一部非常有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力作，亦可见尽瘁殚力于调研考索工作矣。”“堪为清代张穆《蒙古游牧记》之续。”
兹书动意写作的背景适当改革初，中央提出西北地区大开发号召，校内相关专业师生亟待了解西北农牧历史沿革；史学改革也提倡历史研究重心下移，改变以往只重通史论著的偏颇。张波抱着农史专业责任感，心怀初生牛犊的探索精神，八年勘踏考察又穷搜史籍而成著。为西北开发昭明农牧业历史基础知识，更为新兴起的农业地区农史探索出理论方法。张波主要学术结论是：治地区农史必突出其地方特色，《西北农牧史》既要昭彰关中农业的得天独厚领先发展的地位，也要体现其特色即“牧”字，必须“农牧”并题；唯此可与全国各地农业史截然区别，充分体现本地区农业精致细作和游牧业的粗旷广袤。张波躬亲实践的经验方法概为：从自然环境变迁，考农耕演进资源禀赋；从农牧业现状，反溯其历史发展；从少数民族部聚历史，综研地区农牧社会史；从文献研究到实勘调研，再回到文字著述等。这套理论方法十年之后，即新世纪初全国性“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故能成竹在胸大显其学，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开发战略提供学术著作。首先选招高水平博士后，即今成为历史地理学大家的王双怀，教学相长，学而研之。将研究范畴深化扩广到十二省区，再强强合著而成就为七十余万字《中国西部开发史》，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有联句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博后高台而立史乘。
（二）“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是张波90年代初，申报获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选题并非本人主攻方向，盖为解决研究室经费用度，履行室主任之职维系研究室事业发展。项目启动初始，即遇两大根本性难题：首先是主题概念不清，通常人们口语虽说“农业灾害”，但内含和外延并无理论界说，所有字典词书未见这一词组，更无明确的农业灾害定义。盖因按现代学科分类，农业灾害分割置于气象、水利、植保、水土保持等专业，更未与农业经济和普通灾害等学，形成综合交叉的学科领域。为破解农业灾害概念不清，虚玄空名的首难问题，张波组织本校相关学科专业，创编出版八十余万字的《农业灾害学》。按着又与中国农大等校，研讨共商缩编为《农业灾害学》教学版，作为全国农业院校统编教材通行。张波为农业灾害立学，成功地构建了科学的农业灾害概念和范畴体系；形成了学科理论方法系统；论述了农业灾害分类和知识结构；进而展现农业成灾、防灾、抗灾、救灾和减灾全部系列过程。张波主编的《农业灾害学》既有现代农业科学基础，又有广泛农业历史知识的依据；邓云特（邓拓）1937年编写的《中国救荒史》给予它创通新学科，以极大的信心和启迪。
农灾项目进一步推动中，接着遭遇第二个基本难题，农业灾害历史料范围和资料选择问题。我国自然灾害频仍，外人鄙之灾荒国度；虽数千年农业灾荒史不绝书，然欲加汇编却无法穷尽。各种史志记录架床叠屋，综合或分部、漫记与孤载、大小与轻重之灾情，还有所谓灾度和标准，根据极其简要历史记载实难判断。张波提出以经史典籍为范围的农业灾害汇集法：先秦经史书所见农灾必录，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四史“灾异志”中涉农之灾为主体，汇总“古代农业灾害史料集”。自称之为文献划线法，解决多年集灾无处下手，不得适从之阻障。可谓执简御繁，四两拨千斤。张波为此说连撰数篇论文发于全国图书文献刋物，论证两千年连续不断经史灾志，基本廓清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型农灾。又证明各时期方志和实录等记载，正史皆有过精选；对与全国无大影响和地区性小型灾害，经史已做过筛选汰除。此观点颇为学界认同，故七十万字农业灾害史料集，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传用。掌握农史资料就如获有米之炊，再加上述科学灾害学体制纲领如同鼎釜；《中国古代农业灾害史》历经整三十余年的煎熬，终将梁米烹成熟饭，不久可望正式出版。国家出版部门高度重视这部百万字巨著，列为“十四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又给予大力支持。张波选题战略性极强，多年先后3次获得国家五年规划重点图书项目。
（三）为共和国农业树史立传，为数亿万农民歌功颂德。新世纪伊始，张波又启动本校科研项目“当代农业发展史纲研究”。通古今之变是历史学大本主旨所在，而史学著作昭示的古与今概念却参差不同；但一般总以当代为今，与古相区别，形成“生不立传”和“今事不入史”等传统观念。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当代史学理论为学界欣然接受，将1949年建国以后历时归之为当代史。反顾农史界在研究重心下移与后移改革中，虽突破古代史下限，开辟出近代农史和现代农史领域，并有大量论文和著作现世。然遗憾的是人们对当代农史关注不够，尚无完整系统的专著问世，这便是他动念涉入当代农史的初衷背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波在全国农史会论谈当代史的学科意义，后又撰发题为《当代农史—中国农史研究的制高地》学术论文。基本观点是：农史研究主要依靠古代史料，建立对农史过程和规律的认识；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应在当代现实社会，古代农史发展认识必须能与当代农史对接；所谓通古今之变，古为今用方针，要重在当代史这“最后一公里”或谓“临门一脚功”。检讨纯古代农史所以难为世见用，近现代农史研究常难得其要领；正是缺乏当代农史认识之制高地，故而无以高屋建瓴贯通古今，又如何考究宏观天人之际？张波自新世纪初年即保研招录两名硕博连读研究生，定位专题研究当代农业史和著作编写。他特为两位硕博保研生，编写九万字的讲稿单开小灶，面命耳提，诲之不倦。讲稿主要分为当代农史发展过程九阶段及划分原则，构成全书提纲；贯穿全书有八大农政理论命题，为全书灵魂所在；可喻之为著作的任督二脉，学生认识一旦打通，虽大课题也能担当。《中国当代农业史纲》历时15年打磨，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刊行过半，出成果亦出人才，诚为教研结合典范。
（四）《农史研究法》是张波创开的研究生课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近年既成著作刊世流通。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将要翻译出英文版向国外发行，参与“丝路书香工程”，广扬我国农史研究经验。在《农史研究法》中，他系统提出了农史学科的对象、性质、任务、价值等基本属性，论证其层次结构、理论方法体系和学科体制化建设等重大命题，并从具体方法以至方法论高度训练研究生。他还注意教学相长，使他自己对古农学和农业史的学科认识，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化的高度。
回顾这部35万字的讲稿，曾经多次增删修订，直到退休后才姗姗出版；用他的话来说，乃是自己的实验田，是根据自身教研需要自垦自种的领地。由教学的需要到研究方法的需要，以至学科建设的需要，必须通过研究法教学环节试证其可行性。他还根据农史学科及研究生来源的特点，进行了“文献—文字—文章”的三阶段培养法试验与实践，对我国农史研究生培养提出完整理论和方案。然而这些又无不得益于他长于宏观思维、综合研究的能力，以及理论思维的能力。他发表和出版的诸多论著，皆为深思熟虑所得，绝无粗制滥造之作，每篇都有其创新之点。他的文章主题新颖，充满诱人思辩的魅力，结构严谨精巧，给人科学之美；论说雄辩，充满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给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学者专家皆知，一般说论文要写出可读性，实大不易；然而他的文字和笔法却独具风格，遣词用句力透纸背，议论风生，笔下常带感情。读他的文章，总令人欲罢不能，读后总有荡气回肠之感和绕梁余韵。
（五）善为理性思维，诚方法论和传统功夫论者。如果说张波治农史及古农学研究得益于前辈传承成法，那么他对该学科理论方法的探索研究，不乏筚路篮缕创通之功。自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构筑中国古代农业历史学的学科体系，推论这门学科的出路与走向，高屋建瓴地勾勒出农业历史发展的未来蓝图。他参与过80年代农史学科研究生方案的规划制定，当年他以青年学者的勤谨耐劳，在纪录、整理、起草、上报方案工作中得到先觉历练。故对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通史、农业历史文献和遗产整理等学科方向设置，皆聆听过学界老前辈的高见。先后发表了《我国农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农史研究的对策》《论农史学科主体意识和体制化建设》《论农史学科层次结构和理论方法体系》等论文。中国农业考古首席大家、《农业考古》杂志主编陈文华欣然向学界推荐这一系列论文；认为此类文章的问世，标志着农史学科已渐向成熟，逐步迈入理论建设时期。
（六）“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是我校获国家批准的自设博士学位教育点，意在将农史学科与国内外新兴的发展学结合起来，为践行中央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做出农教探索。申请论证报告中，张波提出“历史是经历了的发展，发展是发生着的历史”的观点，论明二者同是农业和农村社会运行基本状态，可以同台互教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国家学位部门以为“言之成理”，遂将本属经济社科类的学科特批于农史单位。张波即行搜集有关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资料，策划编著学科概论以便教学；为亟应当年新招生需要，遂先作急就篇《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导言》。导言论说新设学科性质、学位培养模式、论文定题写作三大课题；又根据农业与农村时政大事开讲《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陕西农业与农村改革发展》等四大专题。在新世纪初期火热的农村社会变革中，这个自选学科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研究生人才，本单位博士生大都出自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学科。
农业与农村社会四大专题，学术观点和理论认识，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关于三农问题的实质、土地和粮食两大关键问题、三农深层次二元结构问题，结尾还提出农民理论问题。他认为建立科学的农民问题理论，必须遵循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基本理论，而非照搬马恩总结德法和欧洲农民问题的具体观点；应当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历史实际即中国化的理论，这正是具有普遍科学真理意义的农民理论。提出研究农民问题理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既不能麻木不仁，也不能妇人之仁。”他对新农村建设研究倾注极大激情，礼赞为“亲民政治的花果，居功至伟的民心工程；与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制，并为惠农裕民彪炳史册大实业。”西部大开发专题在校内外宣讲，后来拓编成巨著出版；陕西农业与农村改革发展专题内容，多融入給政府的数十篇调研报告之中。四大专题内容极其丰富实际，教学之外还以游讲方式，向市县乡镇干部农民宣传，绛帐布道总计逾百数次。
三 古农薪传
（一）古农学是西农特色优势学科，辛树帜石声汉教授首立研究室机构而独树一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农古农学研究室驰誉国内海外；然新世纪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经如日中天的学科归于寂寥，不无沦落为冷门绝学之虞。作为曾经职管这个研究室，后又入学校领导层者，张波自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成为他晚年必须全力救赎的心事。其实，张波搞农史和职行政事中，未始将古农学置于耳旁脑后，前辈们的正向传教，时刻在提斯其耳。当年全力支持调其回校，继承古农学的老师们时刻警言：“古农学不敢丢！”。他在研究中，也尽可能选择古农与农史两方面的课题，以古农学为基础，以农史为前沿应用。考其所撰《贾学之幸》《夏注习读札记》《辛氏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定律提纲手迹》，以及为于、辛、石诞辰纪念会起草的大量文字，即见对前辈高山景行之忱。当年他急切招收古农方向研究生，甚或犯言相争盖源于此；学生入册后又坚命其务必作《古农书概论》课题，晋升博士之后，又坚命作《史记》农业名物与农史考论选题。近年该开门弟子独立担当编写《齐民要术》导读的国家课题，师生随时授受交流古农书校注问题。现今这位弟子，已成熟为新一代“古农学与农业历史学家”，故在日前武汉召开的全国古农书研讨会作首席主题演讲。从某种意义而言，古农学“虽寂而未绝”，这也是他内心最大的慰藉！
（二）倡言复兴古农学并非易事，个人意志或师徒传授虽如上言，真正从体制上做研究机构的建与撤，其事就很不简单。从历史上看古农学研究室亡而复兴都有大的背景，几次重建都扰劳中央领导动问。例如60年代初李维汉电告、70年代胡耀邦的专函，今兹倡兴也是在习近平关注冷门绝学，以及西农“双一流”建设中迎来契机。其实张波早在退离校领导职务后，即要求回归原室重启古农学研究，而后来的安置却使之远离古籍书库，以致束手无策。游离时过十余年，新一届领导为重建冷门优势学科，为之创造必要条件，支持帮助恢复研究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成效。
张波重兴古农学思路，曾向校院有关领导汇报，建议采取“专兼职结合”方式，稳妥而有成效的推行促进。专职者，即在有关学院建立古农学研究室，纳入学院教学科研编制，列为冷门绝学特色学科建设。兼职者，以离退休人员为主；少数确有专长在职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前提下自愿参加，科研院予以必要支持和指导。从近五年实践效果，说明此法兼善可行；专职方面正在积极筹计谋虑，而兼职方面已经大见成效。兼职研究古农学本是辛石时代形成的传统，退休人员无事一身轻而余热尚存；非退休者学术兴趣所至，除正业尚有余力。初闻复兴古农迎风而至者，前后数十计，近五年相关出版著作逾数十种，而论文尚不及计，将问世的成果会源源不断。不难理解，像古农学这样特殊学科建设，只要坚持专兼职结合，且尤重退休人员乃至“民间”力量，便不会再遭中断厄运而成绝学。古语云：礼失求诸野，春风吹又生。数十年古农学起起落落复又起起，显现的正是这个笃实朴素的事实和道理。
（三）新时期复兴古农学，必须将恢复与创新结合，与时俱进地同“双一流”的学科建设相统一。张波组织退休者为主体的古农学课题小组，探索研究古农学创新建设问题。他首先引导研讨古农书与古农学同异关系，分清古农书的文献性质与古农学的学科属性。古农书指上古以来，记载农业生产技艺知识的书籍文献，自《汉书·艺文志》记录为“农家”类目，历代农书体例相传有范。王毓瑚著古农学书录，对农书技术为本的性质规定极为严格，学界尊为圭臬了无唐突之见，故不赘述。至于古农与农史的基础与大用地位关学，则学人皆知不必动问。然而古农学之“学”，是以学科概念委之于古农也，这便大大提升和规定了传统农技的现代学术品位，也是近代西学东渐中习见现象。古农学以古农书为坚实文献资源基础，自称为学尽可安之若素。唯多年对古农学本体性质和学科功能，却缺乏反思与进而完善。换言之，古农学到底学什么，是何样知识体系？古农学何以为学，何能安身立命现代科学之林？这便是“西农之问”，也是课题组近年逐步破解的难题。
（四）古农学首发其声出自民国初高润生《尔雅谷名考》，张波80年代初从许师作“辩稷”课题即参考此书。他读书得间，从扉页篆刻丛书印章中发觉“古农学”三字；又从书末两篇不过数百字附论，察知高氏筹计的“笠园古农学丛书”消息。高润生系晚清进士，民初寓京闭户著书。清民间都参与续修四库总目提要，作古农书构想庞大惜之未能展现。唯书中附论要言不烦，和盘托出丛书纲目，古农学宗旨大义尽在其中。张波断之为古农学发端之作，著文《我国农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并在全国学会论讲。但在改革初叶时势下，高润生及其学术尚无条件公然研讨；大约又因此书刊于民初，王毓瑚先生古农书录以例不载，致精读细考其中古农学科大义者甚少。最近张波组织力量加以校注高书可望新版，将作为复兴创新古农学的基本参照。
张波认为与时俱进的古农学复兴创新事业，要在“精深”与“博广”两点上着力。关于前者石声汉先生作骨干农书校注成果和校勘学家法，既成共识后学们正奋力钻研实践。关于后者博广拓展研究领域问题，高润生古农学纲领可谓先驱之见。高氏按古籍经史子集列出的“群经农事考”“中华农事历史”“农事旧学新研”“农事风雅集”四大纲目，道尽古农学科名义宗旨、大纲子目、结构系统等顶层格局；同时罗列农事中还推出“学科”概念，列举现代农业15个学科门类，表明高氏古农学中隐含现代科学的词语、理路和思想。
课题组以此为学术根据，明列创新型古农学将设置经、史、子、集、现五个分支，囊括古代文中涉及农业生产力知识和农事技术经验，突破以往唯以古农书为范畴的观念。事实上西农古农学研究室以往研究中，曾也默契到高氏所论内容，除子部古农书外，经和史两部农事研究皆有成就；辛树帜先生晚世遗嘱还“要把集部古农学搞起来！”回顾古农立“学”的历程，高润生有首发先声之功，随之齐鲁和东南学者有著述襄助之力，而西农辛石立古农学研究室后来居上，成就凿空树帜之业。现代学科确立必要科研力量，还要有研究机构设置，故五十年代西农古农学科，终于独立于我国科学之林。
（五）古农学范畴领域拓展，需要相应学科拱卫。张波依靠教务处和有关学院开设“国学通识课”，自著《国学两谭》，为上述古农“经史子集现”五部分普及基础知识；同时提出文科生要“打上国学的底色”，给校园增强传统文化濡染力。他又开启“关学农道”和“石学”（石声汉学术思想）研究项目。前者之理念是“为关学开农道，为古农启哲思”，并在马列院成立“关学农业哲学研究室”。后者目的则是“精研辛石，创新古农”，吸纳国内外多学科新观点。例如对古农学核心学术校勘学，与当下热传的西方现代诠释学对接交融问题，为此他支持帮助西农语言学院，开展古农史方面的著作翻译，继承石声汉先生农书外译的传统。
古农学实为文献实践之学，农书校注是解读古农书必由之道，西农近年已着手多种古农书的校注出版，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
张波现身说法著述多种，其中以《知本提纲校释》和《修齐直指评》校理，最为精湛而有创新意。古农学中史部拟定《中国历代农政通鉴》，思路是以古代大型系列政书《十通》和类书中农政部分为渊薮；按照现代农业政策特点折衷古籍，创制全新体例进而组织编写。最能体现创新古农学以别开生面者，是课题组关于集部《中华农业史诗》设想。中国农业有近万年农业起源和发展演进的历史，农史文献和研究的资源亦称汗牛充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若说成就中华全民族史诗，与农业院校固有距离；然创作中华农业史诗，专司其业者责无旁贷。课题组计议先拟出庞大的农业史诗大纲，然后以校内师生为主吸收校外善诗者，特用中国古代格律诗形式编纂出史诗大作。为此张波撰写简明速成的《格律诗之渔》，向师生爱好者传学格律诗写法。良苦雄心，闻者感佩！
四 教化善果
（一）张波效力母校西农数十年，约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校行政工作，先后任图书馆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兼省政府参事等职。但并未完全脱离古农学与农史研究教授本色，自言常用学 术研究的习惯思考，以治理教学管理事务，两者相谐倒有事半功倍效果。进入校领导岗位前在国家教育行政院培训中，他以善学之长，修习大量国内外教育理论著作，以及高校管理学知识；对教育旨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教育政治原则，以及教育论、课程论颇有心得。当时正值改开初高校由苏式体制，向当代欧美教育转变过程，他特别钻研苏式专业教育与欧式学科教育比较论题，并在学院交流互动；由此而后渐入高教理论研究领域致终身受益，还传授本校教务管理的及门弟子，使农业教育理论研究在西农有以传承。学科理论在西农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下古农学科创新中，皆可大排用场。读者可从《农史研究法》看出他对学科理论的系统认知，包括传统学科人才观念，以及现代学科体系化建设、学科队伍和人才培育、学科创新驱动、学科治理的现代化、学科制度和体制化、乃至学科文化建设等，都结合农史学科实际进行过深入研究。在他办公桌玻璃板下，总有一张国颁学科目录表，虽烂熟于心又常看常新。他说自己行政工作的心思，不在热热闹闹事务中，而在于轰轰烈烈的思考间。
（二）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是世纪初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的高校办学思想，作为主管教学者很注意因时灵活处理三者关系。大约在西北农大时期，他强调“质量第一”的协调发展原则，要求教师要“熟翻课本”、“深耕课堂”；教学管理干部要“围着锅台转”、“一针一线”做好教学服务，当“好媳妇”。教师要以课堂教学为第一要务，认为教学出众者一定是高水平教师；科研好者教学也不会太差劲；注意个别“差者”或是科研奇才，更当以名师尊重。
但进入农林科大时期，即转变为“规模带动发展”的指导思想，霸气提出涉农专业应有尽有，农林水牧经“全农道”，学科一个不能少！招生规模校内自家言，“撑不破肚皮就吃！”并校之次年策划招生由三千剧增之五千，打造在校本科生猛超至两万人、研究生近万人的大型高校 。此后20年至今日学生基本维持如此规模，而办学思想又恢复重视教学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方向。亲历由西农大到西北农林科大十多年，以坚守在教学管理立场上，他对学校产学研办学方向情有独钟。当年他从中外高教史和西农校史情状，全面探究研产学研理论和实践；曾到荷兰瓦格宁根大学考察，也关注近年高校相关资讯，对此模式仍然一往情深。几十年始终认为：西农当永远坚持产学研办学方向，这是本校永恒的主题和永续的使命。
（三）参与校政十多年，他还分管学生处以及教学相关的附助处场站等。然睿智多能者倒不觉辛苦，反言“管事多则资源富饶，好为教师和学生方面作综合配制，多多益善！”学生工作他也有精明简言：“学工之道，一管一教”。主张制度管理要规范严峻，思想教育要理情先行。教育为主导的学生管理思想，为后来分管学工的领导继扬。
教学教务也强调思想工作，从不主张强硬管理，重视教育治理体制和教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识，提倡大行治理之道。即创新教育思想理念，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综合治理各种复杂难题，谨举其“治考“的典型实例。当年高校一度普遍出现学生考试作弊歪风，为破解此题许多学校采取隐秘 “抓弊”手段和严厉“处罚”措施。但是他在西农提倡“爱生监考”举措，办法是每场增加一名监考老师，明确监考的“责任名单”，以随时提醒杜绝学生不良倾向为专责，出现疪漏首先问责监考人。在此严规考纪之下，若出现大面积学生不及格，则问责代课老师是否出难僻题，或把握题目难易失度，或及格率失控等责任。另一方面又在有自律觉悟的班级推行“免监考”，大力奖励遵纪守则的先进班级带动作用。爱生治考妙道一招，神奇的彻底地解决了难治不癒的考风问题。
张波还长期分管本校成人教育，同样积累丰富经验。我国高校除基本教育还兼有干部培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等，各种教自有管理和经费渠道。随着社会教育需求变化，生源兴衰之变总有某些教育难以为继，若无统筹之策难免一个个相继而亡。张波提出干、职、成、自四教统为一院，资源共用抱团发展，“东方不亮西方亮”，在西农找到四者持续发展途径。在职业教育及其师资培训方面，曾提出“职教是经济与教育的结合部；重点高校职教以师资培养为己任”，其理念和观点为教育部有关部门采言。
（四）本世纪初张波受聘为政府参事，先后效职五任省长均有建言在绩。谢任副校长后全力用心参事，为陕西农政谋略献策。他遍走全省所有县市，考察调研颇有独特个人风格。每至一地，必先调阅市县方志和档案资料，然后再做实地调查研究。所得结论既有历史渊源依据，又富有现实指导意义。作为参事室农业组长，调查报告属笔则事必躬亲，从可公开的少数篇章中，颇见其学者型参政风格。
在退休前数年，他最后以参事职分，献智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事业，可称功德圆满，为参事生涯划一清秀句号。咸职院为仪祉农校、乾县师范、彬县师范等四所中专合并而成。起初由中等学校乍升为大专，又分散在各县或乡镇教学，招不到学生办不下去，市政府有关部门请其帮助解决。他联络有关高校教务处长，以调研组形式力排前议，破解两个问题：一是将咸职院因循原有“师农科”定位，改新为“理工科”型学校，以适合咸阳工业和文化性办学资源。转型策略是“以新作大”，创新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尽可能让原教师队伍转型提升而不丢饭碗。二是坚定步伐走进咸阳市，堂而皇之开办大理工式学院。初期缺教师就先从西咸区大学和企业借教，无教室住房先在市内就近租用。卧薪尝胆，苦度自强，终于感动市府，划地千亩建成大型职院；现成为本省学生规模和办学质量名列前矛之名校。张波被聘为该校高级顾问，常面向全校教职工做办学报告，有极高威望。本文作者曾到咸职院访问当年创业之事，首任和第二任书记及教工们回顾张波貢献，饱含着感激敬佩之情。称赞他智慧胆识过人，懂教育有理论水平，有清晰战略思路，不愧为省府参事和秦陕学人。
（五）学术性智力支持，多方面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先后兴起文化热和国学热两大潮流，张波自80年代就从传讲《易经》农业问题，遂后与时俱进成为自觉的文化意识；热衷普及传统农史知识，为社会文化事业奉献学识智慧。谨举一例，以管中窥豹。张波为《筹建中华农史博览园的建言》，发论于上世纪90年代之初，经某地区著名大学教授辗转传播于世。他提出“打破硬体室内图文展播模式，归农事于田园自然“的主张，并附具体方案文本传播，令人心悦诚服。遂后农业博览园在各地相继涌现，今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博园最负盛名。他一向对农史展览实业满怀热情，70年代曾为国家农博馆，收集关中农具实物不遗余力；为中原黄河农业博物馆建设出谋划策，千里驱车相互往来不计数次。当然为本校农史馆布展方案，更献精准指导并获实施。令人惊异的是在农博方面近有创新之举，年初在西安子午镇扶持建立“中华古农学耕读园”，将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传统农业知识学习、耕读传家教育理念等，三者融为一体成农博新模式。新生事物，前景可期，然其自言曰：题名献策，善举无私，但开风气而已矣！
小结语：本文作者与张波教授亦师亦友，当年以励志为主题，报导过他少壮年的学识业绩；本文则以学术思想为主题，总结报告他的道德文章和学术创新成就。二十多部古农学和农业史著作，不言而语，已为之立言立德；十多年治教育人和参事议政的事功，不胫而走，已传为佳话故事。据凭等身著作和事功口碑，即见其学科知识面博广，“学人”之称名至实归。然功德圆满之际，老骥伏枥，仍在为辛石含古农学创新竭精尽粹。他的知友原西北农大副校长安宁教授，特绘《雄鸡图》，题句“含辛抱石，鸡鸣不已”；课题组老先生们以“继往开来，鸿志必成”“含辛自甘，抱石不曲”相唱和。张波则以“修古当己任，抱石辛自甘”作酬答，即见枥志境界不同寻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