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历程
（麦德生回忆录）
1、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麦跃云，又名麦登衢，于1908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小榄镇。当时还是清朝晚期（清光绪34年），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民国时期小榄街区一角，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小时在家乡的麦氏小学读书。【编者注：麦氏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名称为“麦氏高等小学堂”和“麦氏两等小学堂”，1913年改称麦氏学校。1952年由镇人民政府接管，后改称“滘口小学”或小榄镇中心小学】
小学毕业后，父亲在广州市就读中学，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1926年更名为中山大学），在法律系就读法律【编者注：当时为国立中山大学设立的法科学院】
父亲就读大学期间，国家战乱不断。正值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北伐战争，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经济环境十分困难，父亲在学校边读书、边教学，用业余时间教学得到的微薄薪金来维持大学的生活开支与学费。本科毕业后在多所中学任教。
父亲于1931年与母亲林若雄结婚，母亲是福建人，曾就读于广州市师范学校。父母结婚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十人，我排名第三。
父亲和母亲，民国时期的大新百货公司
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主要来源是靠父母教书的工资来维持。在我童年时期，家里的生活及其困难，日子过得很艰苦。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辛劳的，为了使一个十多口人的家庭生存下去，父亲不得不一身兼几职，同时担任好几所学校的教学，勤奋辛劳地奔波，默默地付出。
我深深感受到他伟大的父爱和承担起整个家庭经济重担的责任心。由于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父亲积劳成疾，中年便患了高血压和心血管等疾病，但他仍旧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一所补习学校的校长，还先后担任广州市北区政协委员，越秀区人民代表等职。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中被定为“右派”。后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父亲又遭到抄家和被遣返回乡的命运。父亲遭受多次打击后，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他从1957年后的近十年间多次失去工作，但因家庭开支困难，还是不断为工作而劳累和奔波。
父亲辛辛苦苦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把我们十个兄弟姐妹都养育成人。他像燃烧的蜡烛，照亮了我们，却耗干了自己，他的高血压病三次入院，最后一次因脑溢血突发，住院后不治，于1967年8月8日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当时他年仅59岁。
我的父母及十个兄弟姐妹合照（我在上排右二）
我的母亲林若雄福建厦门泉州人，生于1907年，从小热爱读书，16岁来到广州就读于广州职业学校商科，后考入广州市师范学校专科。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这样的学历属于有较高文化修养的阶层。
广州是辛亥革命后华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24年之前的广州，妇女就学就业的机会很少。据有关资料，当时全市的女性教育工作者、女医务人员只有200多人，全市女学生也不过6000多人。从国共实现合作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广州妇女开始接受国际妇女运动的影响，1924年在广州举行中国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此后，广州的妇女教育和就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母亲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广州就读。
母亲热爱工作、爱看书报，她聪明、勇敢，为人诚恳和善良。是一位贤妻良母。
母亲对父亲十分体贴，对子女非常疼爱，她既兼职工作，又在家里照顾我们那么多子女和打理一切家务，十分辛苦。但她从无怨言。
她对我们管教很严。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很少在家。我们的幼年的启蒙教育，大多是在母亲的循循善诱下进行的。她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独立和有知识的人。
她一心企盼把十个子女抚育成人。为了子女们的健康成长，她把家庭一切劳务都揽在自己身上，烧饭，洗衣等，忙个不停，十个手指关节都磨肿了，但从未叫过“苦”字。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把我们从小培养大，维持一个十二人的家庭是多么不容易啊！她的付出真的是太多了。
在父亲失去工作期间，仍有几个子女还在中小学读书，家里的日子过的十分艰难。虽然我们大些的子女有些已经参加工作，但工资都不高，只能寄少许钱补贴家用，家境仍很困难。
在母亲已五十多岁时，她仍勇敢地挑起家庭经济的重担，与二姐一起出去打石方（把石头打成碎粒，一立方三元钱）帮补家用，以度过那艰难的日子。她这样的年纪仍然要做如此繁重的劳动，令人敬佩。
1967年父亲去世后，由母亲一人来维系我们这个大家庭。虽然子女们陆陆续续找到工作，各立门户，但大家庭中任何人遭遇病痛或遇到高兴的喜事，都告诉母亲，母亲总是无微不至爱护和关心我们。
记得我在罗家渡常患病到广州医院住院治疗，身体十分虚弱。有一次我病得很重（血色素只有4克），从乐昌坪石的罗家渡来到广州住院，在广州的母亲当时已年近七十，每天或者隔天早晨五点多钟起床排队买白鸽，亲自炖好送到医院给我吃，并常常开导我，要我专心治疗。
若不是母亲的精心护理，我能否活至今日，也很难说。在母亲的引导下，我们十个兄弟姐妹都十分团结友爱。谁有困难，大家帮助，谁有病痛，大家关心看望。
我们最敬爱的母亲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农历四月十九）因病去世，享年85岁。
2、我的童年回忆
我生于1935年4月19日（新历），据母亲说，由于我是在德政路出生的，故起名为德生。
母亲怀我只七个月，未足十月我便哇哇出生了。因怀胎只有七个月，我刚出生时的体型像小猫那么大，母亲当时以为我活不成了，并打算放弃掉我这个婴儿。
父亲得知后，很心痛地把我抱起，说：要尽一切努力把我养大。
我能活到今天，要感谢父亲的坚持。自从我出生后，一生多病，母亲说这可能是由于先天不足（即不足月生）所致。
我幼年和童年时期，正值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军从1937年8月开始空袭广州，被炸死伤的居民达1万多人。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占领广州之前，我们全家被迫离开广州。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及当时海珠桥一带
我们逃难到广东后方的茂名一带，当时母亲在茂名的一所小学任教。我6岁时在茂名的小学里读一年级。
那里虽然偏僻，还是常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每次一听到警报声，父母就把我们姐妹几个连拖带抱，跑到附近比较安全的山沟里躲避。在茂名的这段时间，我们虽然躲过了炮弹，但也有时看到有人被炸死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我们全家返回家乡中山市小榄镇。
在中山小榄，我们兄弟姐妹由一个远房亲戚王伯母照料，父母则回到广州教书，我在小榄镇的建斌小学读二年级。
民国末期广州市内街景
大约一年后的1946年，我11岁。父母把我们从中山小榄镇再次接回到了广州。
日本侵略战争严重摧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虽然我们回到了广州，但由于战后生活困难，父母收入微薄，不得不把我和麟弟、标弟都设法送进孤儿院养育。本来二姐和四妹也送去，但因二姐年纪超过孤儿收容的年龄，而四妹耳聋，孤儿院均不收。
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母亲的妹妹我们叫六姨，认识孤儿院的某工作人员，六姨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几个姐弟妹已经没有父母（有父母是不收的），要求孤儿院收容我们。
去孤儿院前六姨反复交代我们说：“到孤儿院后，如果工作人员问起有没有父母时，你们一定要说没有，只有阿姨”。
到了孤儿院后，真的有人向我们发问，结果我们都按照六姨传授的话去回答，随后孤儿院便收留了我和两个弟弟。
我和标弟在同一个孤儿院，而麟弟在另一个孤儿院，无法见面。
当时标弟只有六岁，被安排在小班，而我也只有十一岁，被安排在同龄大孩子的那个班。
我这个班的管理员姓范，在我们进入孤儿院的第二天，母亲和六姨来看望我们，还买了一罐饼干交给范管理员保管。
起初，因年纪尚小离开父母不习惯，我和弟弟天天早上哭着站在管理员的房门口，管理员见状就将母亲留下的饼干每人分两三块给我们吃，天天如此。
直到吃完那罐饼干，我们还是天天哭。就这样，也不记得何时，我们慢慢习惯孤儿院的生活而停止哭闹。
然而，标弟年幼，不能离开我，但我白天需要劳动，不能经常陪他在一起，终于，弟弟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卧床不起。
若不是母亲和六姨来探望我们，与院方商量把标弟接回家，若不是及时治疗他可能就不能活着出来孤儿院了。标弟被接回家后，在这个孤儿院，家里人就只有我自己了。
解放前的孤儿院经费也十分奇缺，经常吃不饱饭，饿着肚子还要去劳动。后来从报纸上读到，有不少儿童在孤儿院病死。
实际上，我所在的孤儿院班级，我的年龄算是最小的，有许多把我称呼为“姐姐”的同伴在孤儿院其实已经住了很久，年龄有些都已经15-18岁不等。
由于年龄的差别，班级又分为好些个组（通常十几人一个组），我虽然在组里年龄最小，但要与比我大好几岁的姐姐们做一样的体力劳动。
一般以组为单位工作，例如擦地板、挑水、烧大锅饭、种菜种萝卜等。
起初我只能挑起两个小半桶水，一段时间后就挑起两桶满满的水了。孤儿院因人数多，都用很大的锅煮饭。我烧饭的时候因人不够高就站在小板凳上，很费劲地挥动大锅铲去翻动锅里的米饭，使其不会烧焦。
烧饭的任务每组轮一天，想象一下要烧整个孤儿院人员吃的饭菜，这需要多大个锅啊，具体锅有多大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劳动强度很大，每个人都做的很辛苦。
由于我的年纪较小，大姐姐们都很关照我，干最重的活她们每次都是汗流浃背。
然而，我们每顿饭都是吃不饱的，比我大几岁的孤儿常常去捡野菜回来，然后用砖头搭起简易炉灶烧来吃。
但这是孤儿院不容许的，“老师”或管理员一旦发现不仅没收所有东西，不允许吃，还会打骂、罚跪。甚至有时整个大班的孤儿都要跪一两个小时，理由是某些孤儿院犯了某一条规定（具体什么规定我也记不起了），罚跪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在那个时候经常使用。
我还听说，个别孤儿偷着逃跑出去后，又被捉回来，而且受到惩罚和被打，令人恐惧。
在孤儿院住了一年多后，十分想家。有一天，我也鼓足勇气私自偷跑回家。当时的围墙并不严密，我偷跑回家后站在母亲面前，失声痛哭。我对母亲说，在孤儿院里常常吃不饱，恳求母亲把我留下。
由于那个年头家境实在困难，我们子女太多，即便在家里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劝我还是回孤儿院。家里不让我留下，我更是嚎啕大哭，不愿再回去孤儿院，而且回去后还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父亲见状赶忙安慰我，并耐心说服母亲让我留下，最终也让母亲心软了，同意把我留在家里。
就这样，我从此告别了孤儿院，但很久都不敢出家门，因为生怕被孤儿院的工作人员人发现，抓回去惩罚和打骂。
我和母亲（左）及解放前广东某处孤儿院（右）
孤儿院里有几件事是令我最难忘的：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和一些孤儿到河里洗澡（孤儿院向前百多米就是珠江河，通常孤儿们都在河里洗澡，有些孤儿会游泳，我也是在那个时跟着同伴们学会了游泳的。
有一次，在河里洗完澡，当我起来上岸换衣服，去草棚时，见到一老妇人有气无力地走进我们换衣服的草棚里。
她一进去就瘫坐在地下，就像几乎站不稳要倒在地上，而这草棚内的地下是沙泥，到处都是蚂蚁，我们换衣服时都要很小心，不然踩着蚂蚁窝，蚂蚁就会爬到腿上，十分可怕。
当时我见她伸手向一些孤儿要饭，可是，我们这些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孤儿，那里有剩饭给她呢？
我很可怜她，但又毫无办法。我担心她被蚂蚁咬，便跑到她跟前告诉她这里很多蚂蚁，叫她到草棚外边坐（草棚外边是一条水泥路），但她似乎不理会我，仍坐在那里。
天慢慢黑下来了，我们一群孤儿全部回院睡觉，但是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是记挂那老妇人。
我心想，那些大蚂蚁一定会爬到她满身都是，被蚂蚁咬一定很可怕，再说当晚不停的下着大雨，雷电交加，使我心里更是不安。
直到天快亮了，我才迷迷糊糊逐渐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时，我快步跑去看那妇人，出到孤儿院门口不远，就听到一群人细语说话，原来说那妇人全身一丝不挂，已经死在离那草棚不远的地方。
我跑过去看到如此状况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心里难受极了。
这件事在我童年时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深深的烙印，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每每想起来此事就十分悲伤。
长大后才知道，在解放前的旧社会，像那老妇人一样，因饥饿和病痛惨死在街头的何止一人。又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话的含义。
第二件事是关于孤儿院里的两个姐妹的故事。
那位姐姐经常带些罐头食物给她妹妹。有一次，她们家带了两罐很大很大的黄豆罐头给她。
姐姐以为自己了不起，瞧不起其他孤儿，因为其他孤儿家里不是无人就是有人来也没带东西到孤儿院。所以当姐姐的那人常常傲气十足，还常骂人，孤儿们都很怕她。
一天，下着大雨，珠江河水猛涨，珠江支流的河面很宽，水流湍急。我当时正在河边附近玩耍，那个当姐姐的忽然跑到我的身边，说要同我打赌。
她说，若我能游过河对面，她把她家里留给她的五角钱给我，我看她那样高傲，回答说：赌就赌，便纵身跳下河去，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游过对岸又游了回来。
左图是位于广州东山的两广浸信会孤儿院。（编者注：文内提到的孤儿院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从考究，根据文中所叙的“游过珠江对岸又游了回来”可能指的是二沙岛北面的珠江支流。
她看的目瞪口呆，只有乖乖的把五角钱给我。此后她对我便没那么高傲了，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话梅，分了一些给其他孤儿吃，大家都十分高兴。由于孤儿们从没有吃过零食，这还是第一次呢。
第三件事是关于歌咏比赛，当时所有孤儿院组织了一次广州市歌咏比赛，我们孤儿院组织一个歌咏队，我也是队员之一。
歌咏比赛结束后，大会宣布我们孤儿院得了第一名，全院上下都高兴极了，院长开会表扬我们，拿出糖果饼干请我们吃，我们从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高兴极了。
记得我们表演时发了一条蓝色连衣裙，我也是第一次穿连衣裙，其他孤儿都交回院里了，我想留着不肯交，要“老师”送给我，我的理由是“因为我是歌咏队最小的孤儿”。
教歌的老师很疼爱我，但也不能违反规定，最后只答应给我穿三天。
我长大后每每想起此事就觉得好笑，孤儿院的东西老师怎能给我呢，说明我年纪还小，不懂事。
第四件事是关于我们的一位“老师”
孤儿院的一位老师叫王秀渠，她怀孕了，要在家生孩子不能上班，后来由她的妹妹王秀叶替代她上班。
王秀叶当时27岁，未婚，但她已有对象，这位新老师对我十分好，经常叫我到她房里去玩，她对我好像母亲一样，别的孤儿说她像我的干妈，我像是她的干女儿，她听了也不语，好像默认了。
可能是我年纪小，也可能是她在孤儿院那里自己也觉得孤单，而我在孤儿院里也很孤独，两人心心相印。所以她对我好时，我感觉很幸福，很开心。她叫我帮她做什么事都很乐意去做。
但好景不长，她只工作了几个月后，因为单位裁员被裁走了。虽然和她一起只有几个月，但她的离开令我哭的像泪人，一连哭了好几天。
她离开时把我交给另一个来接她的女老师，叫她照顾我，可那新来的老师很凶，我没去过她的房间。
不久我生病了。一天，王叶秀老师不知因什么事又回到了孤儿院，得知我病了，把我带到街上，买了两个番石榴给我吃，我特别高兴。
解放后，我一直想念她，就带着标弟去她家（她留给我的地址是小北路小石街24号），但找不到她，说没此人。可能她已结婚随夫住在别处了吧。
但“王秀叶”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生根，忘不了，我一辈子也很想见到她和感激她啊！
离开孤儿院后，我在广州24小学读四五年级（1948-1949年），我学习成绩很好，父亲叫我别上六年级了，直接跳班升初中。
随后考进了广州私立民教速成中学，这间学校一年半的时间要学完初中三年的所有课程。
由于我没有上六年级，直接升初中又是速成的，所以学习非常艰苦，成绩开始下降，特别是数学，几乎跟不上去。1951年春，毕业时成绩只是学校的中下水平。
我想如果不跳级，不读速成中学去上普通中学，我的成绩一定是优异的。因为我四、五年级时，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其实对我这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实际上从小学到初中，一共只读了六年半。如此短的时间毕业成绩在班里处于中下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3、广东省公安干部学校
广东警官学院的前身是广东省公安干部学校，创办于1949年11月，现在是广东省公安机关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省级公安民警培训基地、公安部警务实战训练基地和外警培训基地。
1951年8月我考入了广东省公安干部学校，当时这所学校已办了两期，1949年开始招生，我成为该校办学以来的第三期学员。
这所学校是公安部队编制，所以我们入校后就发给了军服，记得当时因女军服不够，后到校的女学员只能发给男军服。
我们在四分队（分三分队和四分队），女的全部是发男军装，我们也只得照穿了，在那时穿军装是很光荣的，人民群众对解放军非常尊重，在街上走着，人人看到都很羡慕。
艳芳照相馆（左、中）及我穿军装的照片（右）
我穿上军装照的第一张照片，神气十足，非常好看。广州著名的艳芳照相馆觉得我这张照片照的好，就把我的相片放大，摆在门面的玻璃镜框上给路人看，作为他们照相技术的宣传。
由于当时照相馆没有征得我本人的同意，我亦不知情。后来朋友发现告知后我才取回，不让他们继续展示。那个时候比较守旧，思想尚不开放，女子在外面摆出自己的相片抛头露面会被认为是“放荡”。
我原本留了两条长辫，但父亲说，你现在是解放军了，长辫子穿上军服像是个“小姐”（当时被说成是“小姐”指的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子女，一切都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化才是好的）。
我从小到大都是流的长辫，竟然父亲说把辫子剪了，我真的很不舍。但在那个时代的确没有穿军装还留着长辫的，咬咬牙我还是把心爱的长辫剪掉了。
参军真好，那时军人寄信都不用钱，是军邮！直到结业时，公安学校取消了部队编制，改为公安系统编制，随之军邮也被取消，但仍然发放军服。
我初到公安学校时年纪为16岁，在学校里我还是属于年龄比较小的。
学校作息全部采用部队的做法，早上5点多起床操练，几分钟内要把军服和军鞋穿好，不准迟到。
吃饭以组为单位，规定时间吃完，十分紧张。最初我无法做到这种军队的生活，还哭着对分队长说“我要回家”。后经过分队长劝导才安心留下来。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我，也真可笑。记得有一次上课，所有学生都要坐在小板凳上听课和做笔记，我们组的位置上有一张特别新的板凳，于是我与另一位同学争着要这张凳子，争不到凳子还哭了呢，16岁的我仍然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特别简单，也不懂事。
我一向喜欢唱歌跳舞，善于表演，学校里的老师总要我在分队里教唱歌，甚至上课前还要我出来指挥唱歌。
后来还推选我和几位学员为文体委员。学校为了将我们这些文体委员的人选公布于众、广为宣传。晚上用灯光照出我们头部的侧影，然后画在纸上，张贴出去。
学校组织文娱活动还是挺多的，我参加了许多节目的表演。最记得的是我与另一位学员表演过的“兄妹开荒”【编者注：兄妹开荒是当时著名的秧歌剧，1943年由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延安时期创作】，但许多其他节目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五十年代，社会上兴起穿着半筒皮鞋，公安学校里看到有两个女同学穿上了，我们其他学员都十分羡慕。
一次我回家时，鼓足勇气要妈妈给我定做一对（当时定做这种鞋要每对7元，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
母亲说太贵了，不肯订。但我仍旧不断恳求妈妈，说我真的是很想要。父亲听到我们的谈话就说，“给她订一双吧！”，我高兴极了。
父亲是最疼爱我的，听母亲说我小的时候，约五岁，当时父亲参加中山大学业余蜚声，经常在业余演出时把我带去，并要我出来表演唱歌。并说我小的时候歌唱得很好，被誉为；“小明星”，并奖了一幅写着；“小明星”的旗，这面旗子母亲收藏了很久呢。
所以父亲一直就很疼爱我，从小到大从没打过我一次。父亲很会唱粤曲，拉二胡，弹洋琴、小提琴、吹笛等样样精通，歌喉很好，我一向喜欢唱歌，而且歌喉也不错，可能有父亲的遗传因子吧。
4、首个工作岗位
年轻时期这一段时间在公安干部学校的培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不仅学到一些公安方面的知识，紧张的部队式学习生活也得到很好的锻炼。
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共四个月，于1951年12月27日结业，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公安厅劳改科的下属单位，即广东省第二监狱（位于韶关市黎市镇的农村）工作【编者注：现在为韶关监狱，初建于1942年6月，前身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二监狱，1950年7月被接管并重新扩建，1951年正式收押和改造罪犯】。
我们从广州出发，登上开往粤北的火车，当列车停站后，才知道学校里同时分配到场部的共六人，除了我以外，还有吴志明、陈英芒、陈鸿斌、叶锦佩、任秀儒。这些人当中，除吴志明，叶锦佩认识外（在公校时同一分队），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我最初分配在总务部上班，以后在劳教部工作。当时的黎市农场的场长是陈俊峰，副场长是郭子余。
监狱犯人监仓是一个十字仓，这个监狱过去是国民党监狱的旧址，所以警戒设施比较齐全，是全省监狱中监仓设施最好和最规范的。通往犯人监舎的仓门全部是铁门，通道有中铁门和大铁门。犯人一旦进去后是无法逃跑出来的。
记得当时总务部的部长姓孙，五十多岁，他为人很和蔼，像父亲一样关怀爱护我们，另外还有会计李先群和藏福生，他们比我们大十多岁，加上我和陈鸿卿新分配的，全组共五人。
因为我刚到新的单位什么都不会，李先群和藏福生就教我和陈鸿卿学打算盘，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几个月后我被分配到总务组属下的供应站，在供应站做了几个月又把我调到劳教部做内勤，组长是彭新润，姚振刚。
1953年5月由蔡书声（团支书书记）和陈鸿卿两同志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现在的广东省韶关监狱（地处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