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献给离开我们30多年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时，享年76岁。再过两年，我也到了母亲生前的年龄。
母亲从小生长在农村，一副劳动妇女所特有的大骨架。早年缠过脚，后来放开了。
我家所在的小山村背山面坝，坡上是阶梯状分布的旱地，坝上是明镜般的水田。当地有个不成文的分工，女人只做地里的活，不下水田，因此流传着一句俗语，“女人下田，做一年吃半年”。这其实是对妇女特殊生理条件的照顾性安排，不像外面的一些地方，插秧、收割水稻全是女人的事情。
女人不下水田，不等于就一定比男人轻闲。白天，妇女们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早出晚归。收工后，男人们坐下来吹闲牛、抽叶子烟甚至早早上床睡觉，女人则不然，丢下地里的活，马上拿起家里的活，做饭洗碗、喂猪、推磨舂碓、缝补浆洗。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家务劳动一般看不起眼，似乎也不太费力，但是每一件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熬更守夜是常态。多少农村妇女，被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累得勾腰驮背，一身病痛。
不论地里活还是家务活，母亲都是一把好手，特别是那一手针线活，村子里鲜有人比。我家七八口人穿的单衣裤、棉衣裤和鞋子等，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做针线活大都安排在业余时间特别是晚上，并不因为做针线丝毫减少所承担的农活和其他家务劳动，只有下雨或是农闲的冬季，母亲才能白天做针线。那时家乡没有电灯，全靠桐油灯照明。晚上，母亲洗罢碗筷、喂好猪、洗完衣服，便点燃桐油灯，飞针走线，常常半夜醒来，还看见她独坐在如豆的桐油灯前。多少情，多少爱，被母亲深深缝进密密的针线里。
小时候没钱买鞋，都穿自家做的布鞋。为使鞋底耐磨耐穿，就用粗麻绳在鞋底上密密匝匝地缝针，叫做“纳鞋底”。家乡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家都烧火炉。入夜，一家人围着火炉烤火，母亲在炉边纳鞋底。为了节省桐油，她不点油灯，就着跳动的火苗照明，一边纳鞋底一边摆“龙门阵”，或是讲动听的故事，或是说些谜语给我们猜。火苗跳动，哔剥炸响，欢乐而又温馨。鞋底一般10来层布、近两公分厚，纳鞋底费力费时。母亲将穿有粗麻绳的大号缝衣针在前额的头发里擦两下，用力戳进鞋底，然后用戴在右手中指上的金属顶针，将针顶到鞋底的另一面，顶针顶不过去时，就用牙齿咬住针尖使力往外拔。第一针缝好后，同样将针在头发里擦两下，再缝第二针。如此一针又一针，针脚整齐有序，横竖成行。一支成人鞋底千来针，常常缝断好几颗钢针，有时甚至连钢铁顶针都被顶破。全家每人一双鞋，老人冬天还要穿棉鞋，光纳鞋底就是两万多针。几多艰辛，几多苦累，全在这一针一线之间。
儿女最知道父母的苦累和付出。为了节省鞋子，寒冬以外的季节，我们都尽量打赤脚。黄昏，太阳沉到松柏葱茏的山后，我们提着母亲千辛万苦做的布鞋，去到村旁的小溪边洗好脚，穿上鞋子蹦蹦跳跳地回家。第二天，将布鞋整齐摆放在门后，继续光着脚板，徒步上学，上山放牛……
秋去冬来，农活减少，这是母亲集中时间做针线的好机会。她不仅为自家做，还常常应邀上门帮助左邻右舍做。家乡的冬天是很寒冷的，母亲用两条高凳子支起一块门板，门板上面摆放布料、熨斗、剪刀和针线兜，门板下生一堆炭火，在简易工作台上裁、剪、缝、熨，一坐就是一整天。帮人缝衣服都不计工钱，而是换活路；你帮人家做针线，对方帮你做农活，一天换一天。过年在热切期盼中一天天临近。母亲白天照样出门帮人家做针线，晚上回家给我们缝衣服，还要抽时间做过年吃的甜酒、米花、黄糕粑和腊肉、香肠等。虽然家境贫寒，但是每到过年都能穿崭新衣服，吃可口美食。乡村过年的欢乐和喜悦，至今铭刻在心，难以忘记。
姐姐的婚期选在秋天。从县城请来的手艺高超的木匠，为姐姐做包括捶衣棒、洗脸架在内的全套家具。一个亲戚将脚踏织布机搬来家里，唧唧复唧唧，日夜不停地织布。母亲和针线活同样很好的邻居大婶夜以继日，为姐姐缝制嫁衣和床上用品，有的还外加刺绣和扎染。那被面上的牡丹，雍容华贵；帐帘上的鸳鸯，栩栩如生；门帘上的双喜，红的耀眼。枕头上的“happiness”，我当时自然不认识，后来姐姐把一个枕头给我带到中学使用，学了英语才知道那是“幸福”。
日日夜夜，夏尽秋来，母亲白天绣，夜里缝，手不离针线。姐姐出嫁那天，我为她送轿。高吭的唢呐声中，抬花轿和搬运嫁妆的队伍，逶迤走过弯弯小河，走过村庄与集市。人们目睹那些精美的嫁妆，无不啧啧称道。
送走姐姐，母亲心里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但是却从此少了个做针线的帮手。我们几兄弟一天天成长，屋里屋外，大事小事骤然增加，母亲更加辛劳。1960年冬天特别寒冷，农村从开始缺粮到最后完全断粮。为有口饭吃，母亲动员父亲外出修铁路，自己留在家里，带着我们吃糠咽菜，苦度岁月。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悄然发现，母亲夜里做针线时，头距离桐油灯更近了，身子勾得像张拉满的弓。
后来，我远离家门，只身在外漂泊，从此很少看到母亲在桐油灯前勾腰做针线的身影。母亲60岁时，我把她接来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城里自然不需要再为儿孙们做衣服鞋袜了，但她还是针线不离手，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大多用来买布料，不停地裁这样，缝那样。我虽然心生疑问，但是又一想，做针线是老人家几十年的习惯，短时间难以改变，再说初到城里难免寂寞，找点事情做也在情理之中。
转眼已是古稀之年，母亲坚持要我送她回老家。帮助她收拾行李时蓦然发现，老人这些年默默缝制的，原来是她和父亲百年后穿戴的寿服（家乡叫“老衣”），有寿衣寿裤、寿鞋寿帽、寿褥寿被等。
我禁不住眼眶湿润，心头泛起难以言状的阵阵酸楚。
带着自己缝制的“老衣”，母亲回老家去了，并且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她临走时给我留下一件亲手缝制的围裙。几十年来，我文物般地珍藏着它，时不时系在腰间下厨。
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桐油灯前勾腰做针线的身影，当初看到时是淡淡的忧伤，现在想起来是深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