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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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肆意挑起了全面内战,解放战争爆发。
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了”、“胜券在握了”,就叫嚣着“3——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
蒋介石的信心是有客观依据的,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实悬殊。
首先是兵力优势。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达到了430万人,而解放军只有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4:1;
其次是武器装备优势。国民党军队约有1/4为美械或半美械装备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拥有解放军所没有的坦克、重炮、飞机和海军舰艇等。
同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而共产党军队控制的,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
在蒋介石看来,优势全在国民党一边。
可现实偏偏事与愿违,内战打响后,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实现蒋介石的妄言,反而节节失利,逐渐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随着战争的进行,“胜利天平”逐渐不可逆的倒向了共产党一边,国民党在大势所趋之下全面溃败。
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无奈地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天,随即登上了去往台湾的飞机。此时的他,终于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无处藏身、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黄粱一梦......真是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最让他想不通的是:自己一开始占据如此之大的优势,为什么还会输给毛泽东?
当然,关于“国民党为什么输给共产党”的话题,早就经过了社会各方的讨论,原因能罗列出几十个。本文不做过多的延展,只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人。
在《孙子兵法》中,一开篇就讲到了“经五事”——道、天、地、将、法。其中“道”是排在第一位的: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所谓“道”,就是在政治上能与广大人民思想一致、上下同欲。这样,人民就能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不会惧怕危险。
孙武认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但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只有一个——人。广大人民支持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获胜!
同样,在《孟子》中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
各类经典的智慧都有相通之处,它们都认为“人”才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与蒋介石叫嚣着“3——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产党军队”相对应的,毛主席也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做过预言。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采访了毛主席,她对于共产党的局势非常担忧,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很强,共产党该怎么应对?
毛主席回答:“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
在毛主席看来,任何军队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其本质都是“外强中干”,无非是无根之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已。因此,毛主席在此次采访中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论断: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从说法上看,毛主席的论断与《孙子兵法》、《孟子》等名著有着相通之处,那么“人”的因素具体是怎么决定解放战争胜负的呢?
咱们要仔细分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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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国共双方领导人的战略方针完全不同
在整场解放战争里,双方的战略方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蒋介石以夺取地盘为主要目标;毛主席则以保存自身实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简而言之:蒋介石要地,毛主席要人。
蒋介石的想法是,对付解放军,要从“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下手。
解放军跑得再快,也赶不上火车汽车,无论靠什么山川险阻也经不起飞机的轰炸。要倚仗自己的兵力优势打通交通线,夺取了解放区许多重要城市。
一旦得逞,那么即使解放军拥有广大的正面,也会被国民党军队分割、截断,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毛主席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的战略目标不是地,而是人。
具体来说,就是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毛主席认为双方有生力量对比的消长,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既然国民党占领了大片城市区域,那么在这一大片广阔的区域里,必然存在兵力薄弱的地区。这时候解放军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其实同样的打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出现过——日本的硬伤在于兵力不足,越是深入到中国广袤的腹地地区,就越容易出现“兵力分散”的情况。
于是,敌军在中国国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一定会留下很多薄弱、空虚的地方,这便为共产党打游击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早在1938年5月写成的《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就对这一情形进行过描述——
“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
“‘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在解放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内,解放军就以放弃几十个中小城市为代价,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还使他们差不多半数的兵力从进攻部队转变为防备部队。
蒋介石拿到了地盘又怎样?关键是长期守不下去啊!
在1947年3月的“延安保卫战”中,中共高层就决定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在撤出延安之前,毛主席还做了内部思想工作——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延安保卫战”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损伤惨重,连中共指挥中枢的毫毛都未能碰到。
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即使占领了地盘也守不住,最后还是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延安保卫战”只是国共双方不同战略方针的缩影,事实上这种差异性几乎贯穿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到了1947年6月,解放军已歼敌共112万人。国民党军队到处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应付局势。
到了1948年11月,“量变”已经引起了“质变”,毛主席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写道——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此时蒋介石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
想当初,自己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尚未消灭解放军,何况现在自己兵力占据劣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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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国共双方对于军队的思想工作完全不同
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只有127万人,第二年末上升为280万人,第三年末上升为400万人,大陆解放后已达550万。
同时,在整场解放战争中,我军伤亡人数高达130余万人。
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之大的伤亡率面前,为什么我军人数反而越打越多了呢?
事实上,新增兵力除了广大人民群众之外,还有很多原本属于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历时3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敌军投诚63万余人,起义和接受改编114万余人。
为何如此呢?这与国共双方对于军队的思想工作息息相关。
在国民党内,与高层享受出身名贵、锦衣玉食不同,绝大多数底层官兵和天底下的苦难百姓一样,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不少人一开始看不清形势,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是被“抓壮丁”才来到国民党军队的。
同时,国民党军队里等级森严,普遍存在着打骂士兵、喝兵血,甚至残害士兵的行为,这使得广大底层官兵心生怨气、敢怒不敢言,战斗意愿急剧下降。
当战场上出现了大量俘虏时,我方就开始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这些人愿意加入解放军呢?
经过认真的研究总结,我方开展了一场“新式整军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开“诉苦大会”。
解放军召开“诉苦大会”的目的,是让国民党士兵把苦水倒一倒,发泄心中的苦楚,明白旧社会的残忍,看看天底下穷人的苦难都一样,参加解放军就是为了解放穷苦老百姓,让他们不再受欺负。
在“诉苦大会”上,很多国民党士兵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平等对待,终于有了人格上的尊严。他们不再为了吃粮而当兵,要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而战。
同时,解放军还让这些人追究苦根,探究自己的苦究竟从何而来。
几千年来,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民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土地!农民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也是土地!正是因为没有土地,所以才有这么多苦难,才会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谁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就跟谁拼命!谁满足了他们的土地需求,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追随。于是,共产党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打土豪,分田地!
共产党所做的思想工作,就是要让所有的士兵都明白一个道理——我既是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战,也是为切身利益而战。
电视剧《亮剑》中就有这么一段,政治部主任赵刚开“诉苦大会”劝降俘虏,给了他们足够的尊严,让他们倒了不少苦水,现场有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然后赵刚直戳他们的痛点,说你们在解放区的家里都分了田,可蒋介石想抢回去,怎么办?
俘虏们立刻群情激奋,纷纷表示要参加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
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评价“诉苦大会”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他认为,这样的集体诉苦比指挥员或是政委的任何说话都更有感染力。
经过诉苦教育后,约有一半国民党俘虏兵加入解放军,双方兵力差距大幅度缩小。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搞起了土改,很多国民党士兵因为是贫农,给国民党当兵是被拉壮丁,人民政府照样给他们分了田地。这些人打听了消息后,立马带枪投奔解放军,连军服都来不及换,便掉转枪口向反动派开火。
在败走台湾后,蒋介石曾说过“国民党军队已经失去了灵魂,没有灵魂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经常是打着打着,自己的士兵就莫名其妙跑到了共产党的部队里。
长此以往下去,国民党军队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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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国共双方在各自区域的民生工作完全不同。
国民党高层的人员结构,就注定他们代表了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在维护“民国四大家族”的利益。
就在解放战争厮杀正酣时,国民党内却集体腐败,各级官员只顾着往自家钱库里“刨银子”。
《孙子兵法》中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说法,意思就是长期在外作战必然导致国家财用不足。打仗是非常烧钱的事,时间拖得越久,财政压力就越大,百姓就越贫穷。
只是,国民党高层官员却一点不穷,反而一个个富得流油。承担战争恶果的,反而是国统区的老百姓。
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一直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到令人发指的地步——100法币只能买4粒大米,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蒋介石对于老百姓而言,那真是现实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老百姓对于蒋介石而言,那真是现实版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国民党为控制通货膨胀,推行金圆券改革,由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在上海推行了“打虎”的反腐运动。
可蒋经国顺藤摸瓜,一路捋下去的时候,发现背后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大老虎”里有太多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其中一只“老虎”是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另一只“老虎”是自己的表弟,原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
如果继续往下查,那国民党的高官几乎全部逃脱不了干系,甚至连孔祥熙、宋霭龄、宋子文、陈立夫等人都要牵扯其中......把这些“大老虎”全打了,整个国民党不就成了空壳子了?
当蒋经国将困惑告知父亲时,蒋介石感叹道:“反,亡党!不反,亡国!难啊!”最终,这次“打虎行动”只能不了了之......
到了国民党败局已定时,蒋介石曾派遣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寻求支持,却遭到了断然拒绝:美国不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政府!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每次资助之后,你那些蒋家、宋家、孔家亲戚开设的私人账户里,就会凭空多出巨额资产?”
这一问,使得宋美龄哑口无言!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附上了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认为,造成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美元不充分”,而是腐败。
比如,国民党军队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而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他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他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
与国统区一片衰败不堪的民生景象不同,解放区却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民生景象。
中共中央根据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特点,分别制定和实施了因地制宜的土地改革政策,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举措彻底激发了人民的活力。
毛主席曾说过:“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如潮水般涌入了人民军队,并竭尽所能保障解放军作战,共产党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前线战事吃紧的情况下,经常会有很多老百姓自动自发地组成“支前大军”,用肩挑、背扛、小车推等方式,为作战部队源源不断的输送战争物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试问,在国共双方对于民生工作如此之大的差异下,胜负还有什么悬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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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大道至简”,一旦我们深入看历史,就会发现决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走向的核心原因往往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
关于“国民党为什么输给共产党”的问题,我们能罗列出几十条原因。但万变不离其宗,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字——人。
虽然解放战争的现实过程非常复杂,但如果要概括起精髓的话,用两幅画就能说明。
解放战争开始时,国共两党的情况就像第一幅画表现的那样——左边的树代表共产党,右边的树代表国民党。
从地表来看,国民党的规模远大于共产党;但深入来看,共产党的根在土里扎得够深、够广,规模远大于国民党。
早在抗日战争之时,毛主席就在《论持久战》中说过要进行“全国人民总动员”。那时蒋介石明明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却又无法效仿,就是因为国民党的“群众基因”先天性不足。
在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的这段时期,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就已经比国民党好得多,打下了坚实的“根系”基础。
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这棵树就开始疯狂向外界生长,争夺更多的阳光空间;共产党这棵树则是不断向内扎根,脚踏实地地争夺更多土壤空间。
随着战争的进行,国民党发现根系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腐烂的现象,越来越难以支持外界的生长。无论一开始向外扩张了多少空间,到后来也不得不逐渐缩小,直至枯萎。
用一句话概括: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共产党则相反,即使短时间里向外生长并不明显,其内部根系却在不断发达、强壮,不断抢夺了另一棵树的根基空间。当战争打到一定程度时,共产党就依托强大的根系而疯狂生长,以难以匹敌的速度争夺到了外界的所有阳光空间。
用一句话概括:九尺高台,起于垒土!
解放战争的结局,就如同第二幅图中两棵树的结局一样。
影响一棵树生死的因素有很多,但决定性因素就是一个字——根!
影响一个政党生死的因素有很多,但决定性因素就是一个字——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