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孟子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今天有许多朗朗上口的熟语、成语，其实都出自孟子之口。周杰伦风靡一时的歌曲《双截棍》，里面有这样几句歌词：“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意思是，习武之人不要总想着怎么把武功练强，总想着凭武力打败敌人，要记住：仁才是最强的武功，仁者没有敌人。
“仁者无敌”这个成语，正出自孟子之口。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人人都渴望得到天下无敌的“武功秘籍”，国君们都很欢迎四处游说的士人们来访，期盼着有出色的士人能教授自己“绝世武功”，让自己的国家又富裕又强大，从而像擂台上的高手一样，把敌人一个个打倒，征服全天下。于是孟子一来魏国见梁惠王，梁惠王就充满期待地问：“您老人家这么大老远赶来，是不是有什么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好主意呀？”谁知道孟子一听，就给了一句他无情的质疑：“大王为什么非要说利呢？我只有仁义的道理罢了。”要知道，在当时这个盛行游说的时代，“欲扬先抑”的表达方式可是大家惯用的游说技巧之一。如果一上来就顺着国君的话平铺直叙，就多少显得有点平平无奇，用这些游说技巧让国君发现事情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就更容易一鸣惊人。归根结底，所谓游说，就跟现代美国总统竞选似的，技巧占了大部分。士人们求的也只是借助游说获得重用，然后显贵乡里。苏秦以合纵的策略游说函谷关以东六国，佩戴六国相印后荣归故里，曾经看不起自己的嫂子向自己跪倒在地。类似的事迹在当时很多，激励着很多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上至君王，下到这些策士，讲求的正是一个“利”字。没有看得到的利益，就没有人感兴趣。孟子上来却开篇就说没有利益可言。梁惠王没有将他立即轰出门去，看来已经是很克制了。这也就更能显出孟子的不同之处了，他竟然是真心实意来教梁惠王做事，批评、规劝梁惠王的。他解释道：“如果作为君王的，问‘有什么对我们国家有利’，作为大夫的，又问‘有什么对我们的家有利’，士和平民也问‘有什么对我们自己有利’，那么，大家都希望得到利，利从哪里来呢？只能在别人身上夺取，那国家岂不是乱了套？”他进一步举例道：“在拥有超过万辆马车的大国，杀害君主的，都是拥有超过千辆马车的大夫，在拥有超过千辆马车的国家，杀害君主的，都是拥有超过百辆马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国家里，能占有十分之一的势力，已经不少了，但他们还是想要更多的利益，于是杀害君主来夺取利益。这就是因为他们把利益放在仁义前面。只要把利益放在前面，不夺取他人的利益，他们是不会满足的！如果把仁义放在前面呢？没有重视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没有重视义的人会不顾自己的君主。大王，谈仁义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说利呢？”孔子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直接主张只谈仁义，把注意力从利益上面移开。孟子这番话可谓振聋发聩。他不仅是在打梁惠王的脸，抨击他所在的那个重视利益、忘记道义的世道。我们现在读来不觉要脊背发凉。当时的君主们就好像现在那些着急着想要考上名校的孩子们。按说真正考上名校，成为栋梁之才，最需要的应该是长期刻苦的努力积累，掌握真才实干。但是长时间下功夫太艰难了，而且在巨大欲望的对比之下，一点一滴的变化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于是，大家把精力集中到了抄近道，寄希望于各种据说能短时间提升智力的“补品”。从家长到老师，只追求高分数，不追求真能力。孟子正是看出了当时世道急功近利的浮躁，更坚持为正道发声。可惜孟子一生奔走呼号，最终似乎也没有叫醒一群装睡的人。不仅在当时他的主张被受到冷落，现如今的社会分明也没有听取他的教诲。几千年，大部分人的认知高度一致，利益至上。傻子才不谈利益。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孟子讲的。孟子告诫说，不要像宋国某个人那样，他种庄稼，老嫌弃它们长不高，看着心里着急，便灵机一动，到地里把它们一棵一棵往上拔，忙了一天，筋疲力尽回到家，骄傲地跟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呢！”结果他儿子到田里一看，苗都死了。在孟子看来，那些为了表面上的利益，着急抄近道的人，就跟这个宋国人一样愚蠢。因此，孟子不断提倡要重义轻利。他所提倡的义，就是要明白你想追求的东西背后正确的道理，只有遵循正确的道理才能真正达成你的追求。就好像一个想要变得聪明的人，却懒得思考，通过抄别人答案来得到高分，获得赞扬，他在赞扬声中，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在“义”上来看，其实并没有。对于君主们来说，坚持仁政，才能让国家真正地强大起来，而不是通过压榨百姓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也不是通过侵占他国的土地，屠杀他国的百姓来获得。通过后者强大起来的国家，看起来很强大了，但在“义”上来看，其实并没有，这是无法长久的。就如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曾和孟子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据说有一个叫北宫黝的人，很注重培养自己的勇敢，遇见什么都能保持神色不变，眼神不会有丝毫闪躲，好像有一点点气势不如别人就像受到了羞辱一样。别人对他恶言相向，他必然会反击。在常人的眼里，这就是勇敢。在孟子看来，表面上的刚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没有坚实的内核作为支撑，只能撑个场面。不是通过仁义获得的强大，都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不过，这个道理要让国君明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他们不是不能明白，只是不想明白。图：孟子见梁惠王图｜图源网络孟子在竭力解释仁政有多么简单的时候，看出了梁惠王其实并没有施行仁政的意愿，便突然问他：“难道大王你要发动战争，让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的国家和各个诸侯国结怨，心里才愉快吗？”梁惠王连忙否认道：“当然不是，这有什么愉快的呢？我只是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追求我最大的愿望罢了。”孟子问：“大王你最大的愿望，我可以听听吗？”梁惠王却笑而不语。孟子一连串问道：“是美食不够吃吗？是衣物不够轻便保暖吗？是舞蹈音乐的享受不够吗？是近臣不够用吗？大王，你的臣子们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这些要求，所以你当然不是为了这些。那我就知道大王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了，你想扩张国土，统一诸侯国，让八方来朝。但是，想通过你的作为，追求你的愿望，就好像想顺着树木找到鱼一样啊！”孟子解释道：“你想通过征战的方式统一诸侯国，相当于想用你一个国家打败这么多国家，以少敌多，根本是不可能胜利的。但如果你推行仁政，天下所有的士大夫们都想在你的朝野任职，农民都想在你的田地耕种，商人们都想在你的集市买卖，远方的旅人都想来到你的国家，天下间不喜欢他们国君的人都想来找你。以这样的阵容，统一诸侯国，谁能抵挡呢？”孟子在长期的学习和思考中领悟到，“仁政”才是管理国家的正确道路。“仁政”能收获民心，只有得民心的政权，才能得天下。孟子主张的不谈利益，并不是要人们抛弃利益。他最终的目的也是利益，只不过他以为，取得这些利益的途径应该是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是取之有道的“道”。可惜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各国君主，还是现在的我们，都没有这个耐心。大家都指望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这在孟子眼里就是揠苗助长的蠢人。据历史记载，商鞅在见秦孝公时，刚开始讲的是圣人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二次讲的是王道，秦孝公依然不感兴趣，第三次见面就改讲霸道。果然得到秦孝公的认可。苏秦刚出道时，先是到了秦国，推销自己的连横之术，得不到认可；后来才跑到东方六国推销合纵。在战国，纵横天下的策士，大多并没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只要能得到重用，他们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改变自己的方略，前后矛盾，甚至是截然相反，也未尝不可。孟子却不一样。他咬定坚持推销自己的仁义思想，到了执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