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丁香花】-2-5
3岁我上幼儿园了，地点是在小学校隔壁的白楼。白楼是科研的第一幢办公楼，后来几乎废弃，传说里面死过人。我第一次有了集体的概念，知道我属于一个幼儿班，幼儿班的领导就是阿姨。我也第一次有了黑社会的概念，知道我还要服从两个孩子王——赵司令和安司令。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白楼闹鬼的故事，带来的恐惧一直笼罩着我整个幼儿时代。
可能因为幼儿园真的闹鬼，我们幼儿园搬家了。新的幼儿园是一栋漂亮的平房，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搬来的第一天我们到所里的木工房去领桌椅板凳和玩具。新幼儿园有一部很漂亮的滑梯，上边的铁皮增光瓦亮。我们登上滑梯的最高处，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在读小学之前的3年里，我和妹妹一直呆在这里，我们没有正式的课程，每天就是睡觉、做游戏。到了新地方，原来的组织架构被打乱了，我们的司令没有来上新的幼儿园，从此我们进入了群龙无首的战斗状态。不过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了外面的世界。有一批和我们同龄但不读幼儿园的孩子自然承担起了新的黑社会老大的角色。当我们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他们隔着高高的栅栏向我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世界。我们从他们那里知道：马毛毽子上的马毛是他们骑上马背用剪刀剪的；知道了柳笛的制作方法；知道了他们坐过实验牧场的马车和拖拉机；他们甚至去过北湖游泳和钓鱼……我们的世界被大大地打开了，开始幻想不再做笼中之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去看外面的世界成了我一生的追求，这种想法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
幼儿园不但没有课程，连收音机也没有，我们又找到了获取知识的新渠道。相隔几百米就是小学和中学，学校的大喇叭成了我们最好的伙伴。充满阶级斗争的口号使我们血脉喷张。老师在喇叭里大声训斥着那些倒霉的学生，竟然给我们这些小孩带来了一种快感，原来还有比幼儿园学生更大的倒霉蛋。
1976年的某一天，是个天气忧郁的日子，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大喇叭里哀乐低回，播音员语气凝重。幼儿园的阿姨们哭得背过气去，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严厉的阿姨们也有柔弱的一面。我们去研究所大楼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花圈铺满了整个四楼大礼堂。没过几天，大喇叭又在批斗一个叫邓小平的人，尽管我们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这是个大坏人。我们问阿姨，啥叫反击右倾翻案风，阿姨竟然目瞪口呆。
1978年的某一天，也是个天气忧郁的日子，幼儿园外的土路上开来了一队大卡车。每辆车的最前面都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囚犯，胸前挂着大纸牌子，上面还画了大叉子。大喇叭说他们是反革命、杀人犯、强奸犯……大喇叭里说有个人因为偷了单位的一个棉门帘被判刑20年。我们偷偷跑出幼儿园，在外面的孩子的带领下随着一队囚车来到作为法场的北湖大沙坑看整个行刑过程。随着一阵阵砰砰作响，革命的阶级敌人应声倒地，脑袋扎到了前面的沙坑里。站在沙坑外围的黑社会同伙身穿黑色风衣，脖子上系着长长的白色围脖一拥而上，把一件蓝色的球衣迅速地裹在死人头上，像拖着一条死狗一样把他甩到大卡车上，然后绝尘而去。
我的童年没有风花雪月，只有怕鬼的恐惧、被囚禁的无力、对大人世界的不解和对非主流权力的崇拜。随着法场的那阵阵枪响，我的幼儿园时代戛然而止，我要上小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