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蒋浩宇
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者，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一直与时代同频：4岁登基为古老国度的皇帝，7岁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下通过一纸《优待条件》继续他的皇帝梦，13岁上演一出复辟闹剧，27岁被日寇拥戴为“满洲国皇帝”，41岁被列为“战争罪犯”锒铛入狱，55岁经毛主席特赦转变为新时代公民。这样一个历史传奇人物，他前半生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阅毕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才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溥仪是清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和权臣荣禄之女苏完瓜尔佳的长子，1908年被摄政的西太后慈禧立为储君，同年因慈禧和光绪的暴毙而登基，年号宣统。从小生长在帝王家庭里的溥仪常和他的兄弟姐妹和小太监嬉戏喧闹，伴于左右的是他的乳母。溥仪长大后，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成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依据民国政府和紫禁城订下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得以在禁城里运作他的小朝廷，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庭院深深的紫禁城里，溥仪读书看报，学习四书五经，有时还在外教庄士敦的教导下学习英文，却挡不住外面兵戈相见。1925年，军阀冯玉祥占据北京城，逼迫小朝廷退出故宫，溥仪与一群遗老遗少和他的亲戚搬进天津的租界。后来，他怀揣“光复大清”的想法，与日本法西斯集团勾搭成奸。日本军队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日本在东北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皇帝”，看似是“最高元首”，实则处处受日寇摆布。一件件经由他手签订的“法案”，残酷凌辱着东北黑土地上的爱国人民，俨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东北地区的代言人，与正义对抗，背叛了自己的同胞。1945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溥仪这个日本侵略者的“提线木偶”也惨遭抛弃，被认定为汉奸战犯，登上远东军事法庭。他认罪认错，供出日寇暴行，成为污点证人，最后被关进抚顺监狱接受改造14年，直到1959年大赦反革命罪犯，溥仪回到故乡北京，参加文史考据工作，同时组建了新家庭，还获得投票权，真正成为国家的新公民。
纵看溥仪的前半生，不难发现他心理的矛盾。他是大清天子，享尽荣华富贵，吃御膳、穿绸缎，一次出行有几十多人随从，语文老师进士及第，还有专属外教带他“开眼看世界”，一群小太监则为他竭力服务。在这种封建意味浓厚的生活方式下，他自然拥有唯我独尊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自己是人上之人，而孙中山等民主先锋是破坏他九五至尊地位的“奸佞”，拥护共和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是“贰臣”，用他老师陈宝琛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本朝二百多年深恩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大清”，复辟君主统治。可溥仪又何尝不想成为民国的“新公民”呢？他崇洋逐新，给自己取了英文名（Henry），还曾经剪过辫子，穿上西服，坐汽车、逛大街，流连于西方租界之间，并且渴望出国留学，为此还和外教庄士敦秘密商定了逃出宫禁的计划。他阅读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大家的著作，也写过新体散文；他常骑单车，为此把宫里门槛统统锯掉；他看书多了眼睛近视，所以戴上了时髦的圆框眼镜；还为引入西方新事物大兴土木，建设网球场、装电话机、建停车场，使得多年不变的故宫呈现一派新气象。他既想恢复心心念念的祖业，又愿意追逐潮流，当一个“时髦的皇帝”。
私以为，这样的心理矛盾是时代影响的必然结果。溥仪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华民国时期，那时，大清沦亡，只保留了紫禁城的高度自治权，城内依然保持皇帝的封建统治，以君臣相称，文武百官照常上朝，仍以清人自居；而宫外的北京城已踏步进入民主时代，社会风气发生根本变化。1840年后，西方列强纷纷以战争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带来了与中华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溥仪闲暇时也常常出宫游玩，自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认识到“大清已不再”，封建制度必然消亡，而民主平等才是世界的航标。他懂得了自己“公民”的身份，渴望不再被封建礼教束缚，融入开明的西方文化。在被冯玉祥赶到天津之后，溥仪失去了皇帝身份，他对先进文化、思想、科技的崇拜就更深了。在外界“民主、自由、人权”“天下为公”等新潮思想的影响下，贵为末帝的溥仪，也逐渐抛下了“重登九五”的复辟邪梦，愿为这民主先进的国度中的一分子。只可惜，在遗老遗少的洗脑下，溥仪原本成为“新公民”的机会转瞬即逝，他与日本人狼狈为奸，最终被日寇利用，留给人们的只有哀叹。
好在，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十四年劳改，一朝特赦，令溥仪终于圆梦。他已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事实上，溥仪从没有真正将“恢复大清当皇帝”作为他的梦想，他还是想当个平凡人，能够自由、快乐地生活在巨变的世纪潮流中。再回故乡，溥仪忽然明白，一切荣华均成历史，当初“看不起”的“德先生、赛先生”才是引领未来、让他实现内心深处人生愿望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