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奋进红后—— 成都红后艺术团庆祝建军95周年故事讲述活动
（编者语）谈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话题度比较高，大家也非常了解。但是对于建国初期一段艰苦卓绝、饱含着血与泪的悲壮历史——剿匪斗争，除了一些红色年代的艺术作品之外，人们很少谈及，大家也知之甚少。就在我们生活的巴蜀大地上，七十多年前就曾是充满着血与火、生与死的剿匪斗争主战场。今天，我们推出我团原理事长李海同志的父亲、开国将军李文清于1989年撰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川北剿匪》供大家惠阅，以重温历史、缅怀先烈、颂扬英雄。
用歌声演绎昂扬奋进；用朗诵播撒铿锵军魂；用文字描绘先辈事迹；用诗词传送激扬人生……
我们红后人汇聚一堂，用不同形式讲述父辈和我们自己的故事，抒发共同心声：传承红军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愿党旗永驻我心，愿祖国繁荣昌盛！
策划：李宝川 贾远征
图文整理编辑：李慧
回忆川北剿匪
作者：李文清
1950年1月5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四川境内全部解放。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军区相继成立。“天府之国”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终于回到了四川人民的手中。
可是，人民大众欢庆解放的歌声还未落，盆地上空就响起了土匪暴乱的枪声。垂死挣扎的反动势力聚集起他们最后的能量，疯狂地向人民发起了反扑。1月14日，我5兵团首脑机关赴蓉开会返回途中遭土匪袭击，数人伤亡；2月5日，我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在成都东郊石板滩遭伏击遇难；紧接着，我46、47师两位供给处长及随行人员在押运军需物资途中被劫，人员全部牺牲，价值2亿元（旧币）的物资被抢。土匪毁公路、拆铁路、堵水路、炸桥梁，捣毁我区乡政府，组织“暗杀团”、“放火队”、“放毒委员会”，到处破坏，肆意骚扰城镇乡村。一时间黑云滚滚，阴风阵阵，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当时在川北军区任副司令员，亲身经历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潮难平。
（一）
当时的川北地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35个县及1个直辖市，约9万平方公里，1750万人口。北邻陕西、甘肃，米仓山、大巴山横亘东西，东南面紧靠华莹山。全境大部是丘陵起伏地带，山高林密，草深路险。一些地方终年云遮雾障，人迹罕至。由于地形复杂，偏僻闭塞，封建帮会盛行，历来是土匪活动较严重的地区。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专门培训了一批“游击骨干”，利用川北一带险峻的地理条件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与我军开展所谓“大陆游击战”，“苦撑待变”, “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军反攻大陆”。筹组以特务、匪首为领导的，以交通警察纵队及部分匪军为基干的，以地主、恶霸、土匪、袍哥等反动封建势力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武装”。并为其划分了各自的“游击区”，布置了“游击武装”的任务，制发了“建立根据地实施办法”和“扩展游击工作纲要”等反革命文件，统一规定了匪特武装的番号和行动纲领。川北解放后，这些敌特分子反动势力利用我忙于接管城市，接收改造投降起义部队，建立革命政权，人员、精力极其紧张之机，乘隙而起，恢复组织，沟通联系，集结力量，到处活动。随着我征粮、建政、禁用白洋等工作的开展，触动到封建势力的根基，特务、“游击骨干”分子更与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收罗散兵游勇，协迫群众为匪，煽动起义部队叛变，掀起了公开的武装暴乱。
川北军区一成立，即确定了以征粮剿匪为中心的工作任务。1950年1月下旬，部分部队进入匪特活动较严重的地区剿匪。由于开初对国民党预先布置、组织匪乱的内情掌握不多，对川北地区封建势力的雄厚基础认识不足，加之部分干部、战士进入城市后滋生了享乐情绪，存在着轻敌麻痹思想，认为“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消灭了，几个土匪有啥了不起”，“土匪再厉害也不敢攻打城市”等等。不注意分析研究匪情，屯兵城市，消极等待，对土匪东来东挡，西来西阻，比较被动，未能及时有效地给土匪以打击。匪特武装活动则日愈猖獗，其人数从开始时的52股2.3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161股3万余人。其中500人以上的大股匪有15股，1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股匪50余股，100人以下的股匪90余股。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杀害和打伤我人员72名，抢劫公粮212.4万余斤。仪陇县一个恶霸勾结土匪在几个乡同时放毒，使2800多人中毒受害。土匪甚至在川北军区驻地南充市公开活动，纵火烧毁地区行署大楼。刹时间，谣言风起、物价飞涨、交通阻塞、工作停滞，一些起义部队反水，一些伪地方武装蠢蠢欲动，人心惶惶不安，社会秩序异常混乱。
面对严峻的形势，1950年2月28日，川北军区党委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了全面进剿计划。决定由野战团担任剿伐任务，由地方武装担任守备任务，对匪情较严重的地区和较大的股匪进行全面围剿，并划分了各军分区的进剿范围和任务。南充军分区，以进剿武胜、岳池地区之穆琨嵘、周庆云、周宗琪等大股匪为重点。该分区以警卫第1团为主组成一“剿匪指挥部”，负责对武胜、岳池地区之股匪进剿；以543团组成一“剿匪指挥部”，负责对蓬安、南部、营山和仪陇地区之股匪进剿；分区直接指挥其直属部队及县区武装，对西充、南充地区之股匪进行围剿。达县军分区，以进剿通江、南江地区之张应候、靳延元等股匪为重点。为首先肃清腹心地区之匪，该分区第一步以547团一个营、548团4个连进剿达县地区之股匪；第二步再以548团和549团分别对通江和南江地区之股匪进行围剿。遂宁军分区，以进剿潼南、安岳、乐至地区之蒋正南、何克强、陈洪模、吴松林等大股匪为重点。该分区以541团组成“南线剿匪指挥部”，负责对潼南、安岳、乐至地区之股匪进剿；以542团主力组成“北线剿匪指挥部”，负责对中江、盐亭、射洪等地区之股匪进剿。剑阁军分区，以进剿青川、平武、旺苍等地区之雍子固、陈廷辉等股匪为重点。该分区以546团位于旺苍、苍溪、阆中地区，以545团位于江油、北川、平武地区，以544团位于剑阁、广元、青川地区，对股匪实施全面进剿。此外，542团一部与547团主力作为军区之机动部队，置于三台、南部地区。
3月10日前，各部队按照预定部署进入剿匪位置。3月中旬，打响了全面围剿的战斗。
部队展开后，剿匪斗争进入了紧张、艰苦、尖锐的阶段。土匪利用旧有的社会基础和人、地熟悉的有利条件与我军周旋，像一条条溜滑的泥鳅，窜到区与区、块与块各剿匪部队的空隙之间藏身，并乘隙袭击包围我小部队。匪特分子以“抗粮保命”、“反共保粮”等口号，操纵、煽动封建会道门不明真相的人进行破坏活动，砸仓抢粮、围攻城镇，制造全民皆匪的局面，模糊我进剿人员的视线。我剿匪部队打得极其艰苦，为了咬住土匪，常常不得不远程奔袭，有时要连续行军数百里。一双新解放鞋，不到一天就磨穿了，战士们就光着脚翻山越岭追剿敌人。某团二营，得知一股土匪在平武县骚扰，火速赶到时，土匪已窜到几百里外的松潘漳腊地区。二营一刻未停，紧追不舍，一天两夜未吃饭睡觉，昼夜兼程，翻过雪山，进入草地，将土匪歼灭。某部三排，被数百名土匪包围，苦战三天三夜，直到大部队赶来共同歼灭了这股匪徒。剿匪部队在荆棘丛生的深山荒野里艰难跋涉，水里趟，泥里滚，刺里钻，衣服被划成了布条，脚底板打满了血泡，周身血迹斑斑。但一双双深陷的眼窝里，却始终闪射着顽强、钢毅的目光。
我剿匪部队虽然英勇顽强，不畏艰苦，但由于经验不足，情况不熟，摸不准土匪行踪，加之大兵团正规作战思想还未扭转过来，仗打得很不顺手，出击敌人常常扑空。某部7连，出击了15次竟有7次扑空。有时发现了土匪，包抄上去时却又被其溜了。许多仗打成击溃战，不能全歼，剿匪的成效不大。至3月底，虽歼匪6千余名，但土匪总数却有增无减，气焰仍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人人通匪，无法去根”的看法，对能不能彻底剿灭土匪信心不足；也有一些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匪特消灭干净，因而发生了乱捕、逼供、打骂匪属、乱杀俘匪等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还有一些人员在分散行动的情况下，不遵守群众纪律，影响了我军的声誉。这些情况的出现，给我区的剿匪斗争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二）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匪特武装，川北区党委冷静分析了部队前一阶段剿匪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改变了五个指头按跳蚤的平分兵力的打法，针对土匪活动的特点，提出“以分散对分散，以集中对集中，以伪装对伪装”、 “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西南军区“实行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4月15日，成立了以胡耀邦为主任、韦杰为副主任、李文清为战斗指导组组长的“川北区剿匪委员会”。组织和动员川北地区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力量，结合人民生产，全力进行剿匪斗争。随后，县、乡、保等各级均组建了有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参加的“剿匪委员会”。 一些地区还成立了由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 随着这些组织的逐步形成和建立，大大统一与加强了剿匪斗争的力量，把剿匪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剿匪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将打击的目标对准最顽固、最嚣张、危害最大的股匪。当时匪特活动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川北、川东交界处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角地带。这一带有大小股匪15股，近万余人，以盘踞安岳李家街、园坝、天林等乡之匪首蒋正南为指挥中心。蒋正南是伪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亲自委任的“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匪部成员多为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残军，武器装备好，战斗力较强，行动十分狡猾，手段也极其阴险残忍。他们蛊惑匪众的口号是：“专打解放军、不打起义军”, “专打北方人、不打四川人”, “打倒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等。其战术特点是：时而集零为整，时而化整为零，与我军进行游击战，并控制操纵当地群众与我军为敌。其活动区域，东起武胜之龙多山，经潼南、安岳，西至乐至之倒流镇一线，形成一个马蹄形的态势，并以这只马蹄为依托，与腹心地区股匪、散匪相配合，逐渐向其周围扩展，企图控制遂宁、壁山等军分区所辖的腹心产粮区。
为集中力量打击此股顽匪，我川北军区与川东壁山军分区组成“第三联防指挥部”，以我区为主，抽调近四个团的兵力，在川北军区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同志统一指挥下，对嘉、涪、渠三角地区之蒋正南匪部实施正面围剿。遂宁军分区以一个营的兵力进至遂（宁）、乐（至）、安（岳）三角地区，从侧翼配合对蒋正南匪的围剿。其余各军分区也组成若干联防，对川陕交界地区、渠江沿岸、巴中、南江等重点区域和腹心地带的股匪实施围剿。
为了造成匪特活动的困难，便于我军进剿，我区担任守备任务的各部队，在匪特活动区域的各关隘、要道修筑起守备据点和碉堡。仅在“第三联防区”内，就设置了40多个守备据点和70多个大小碉堡，形成格子网状，使匪特陷于重重包围之中，大大压缩了其活动范围和回旋余地。
接受前期剿匪中的经验教训，这次围剿中，不但注重军事打击，而且注意宣传发动群众。各进剿部队每到一处，就和地方政府一起，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群众大会和城乡有威望人士的座谈会，采用个别访问、安抚受害群众、召开匪属座谈会等等形式，揭露匪特的谎言和阴谋，表明我军剿匪的决心，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在剿匪重点地区还设立了军事法庭，及时处理匪俘，惩办元凶，处罚帮凶，宽大随从，鼓励自新。并将处理结果印成布告到处张贴，在政治上造成剿匪的浩大声势。随着我军政治攻势的展开，笼罩在老百姓心头的疑云渐渐散去。群众逐渐相信我们剿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同时也看到了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剿灭土匪决不罢手的决心，日益接近我剿匪部队。一些和土匪有关联的人，悄悄把我军的政策转述给土匪，劝其向政府缴枪自新；一些匪属主动叫回尚在为匪的亲人，一些群众积极向我军密报匪情和带路捕匪。由于有了广大群众的大力协助，我军逐渐变得耳聪目明，随时掌握股匪的动向，对股匪的打击更加及时有力。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剿匪热情，也给土匪以极大的震慑，股匪内部日趋动摇分化。抓住时机，我们加强对那些还具有一定实力，但感到继续为匪前途渺茫的，由旧地方势力控制的土匪的分化瓦解工作。利用各种关系与匪首的亲属和子女接近，进行宣传。并派出人员直接进入土匪控制区内，当面向匪首阐明我方的政策，敦促其早日投向人民。为尽快平息华莹山一带的匪患，我带着一个警卫班进到盘踞在华莹山上的土匪头子尹子琴家中，与其坦诚相交，共处数日，终于说服尹子琴带着百余名土匪和数百条枪枝，携夫人及子女投向我人民政府。尹子琴的归降，使其他匪首看到了出路，一些匪首纷纷效仿。蒋正南匪部队长杨文治、何克强匪部大队长邱绍清等数十名匪首，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先后投向了人民。许多散匪感到当土匪已无出路，纷纷向我人民政府缴枪自新，有时一天中就有数十名匪众自动投向我军。
三个多月的全面进剿和重点围剿，给股匪以沉重打击。全区歼匪4.9万余名，（其中2.48万人是政治争取过来的）。土匪气焰大大下降，腹心地区的股匪基本被清剿干净。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开始畅通，人民生产、生活转入正常，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三）
残余的土匪，分散成小股四处逃窜。有的逃到深山密林隐藏起来，有的窜到偏远山区苟延残喘，窥测动静，伺机再起。随着匪特活动方式的改变，我区由大规模集中进剿转入适当分散驻剿、抉剔阶段。各区域建立的剿匪格子网进一步扩展，向边缘地区延伸；各部队组织精干剿匪小分队，专门搜捕匪首和残匪，同时，抽调出大量人员配合地方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政权，巩固剿匪成果，扩大地方武装，进一步扎牢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根基。这一年，在川北地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彻底根除了川北一带历史上从未绝迹的匪患。川北地区的人民，真正开始过上和平安宁的新生活。
岁月的年轮旋转了四十个春秋，把我们这些当年虎虎生风的铁骨汉子送入了暮年的轨道。四十年了，不知英烈们的后代、大巴山的子孙们，用这些年的时光，在父辈们洒满热血的土地上描绘出了一幅什么样的生活画卷？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壮美吗？我们这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想去看看，很想去看看。
1989年5月于成都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