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疑惑谜团：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长达2500年之久苦苦思索无法破解的【凤鸟河图】 李国超

中华孔孟学会会长陈夫子做出光辉论断：“周易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的智慧之结晶。……”

只要提到伏羲，立马就会想到三王五帝。而且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左传》、《管子》、《周易》、《庄子》、《国语》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伏羲的记述，在正史中，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历史地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和对远古各部族研究的进展，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可见早已扎根华夏后人思想之中。

 三皇五帝，含义有二：1.指历史人物。三皇，指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人皇：轩辕。五帝，指金帝：颛顼，木帝：帝喾，水帝：尧，火帝：舜，土帝：大禹。

伏羲（中华上古人文祖神）

      伏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三皇之一，亦是福佑社稷之正神，同时也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创世神。

              风姓，又名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史记中称伏牺，后与太昊合并，在后世被朝廷官方称为“太昊伏羲氏”，亦有青帝太昊伏羲（即东方上帝）一说。

   燧人氏之子， 生于成纪， 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伏羲是古代传说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是中国医药鼻祖之一。

   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占卜八卦，创造文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发明了瑟，创作了曲子。伏羲称王一百一十一年以后去世，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

    姬昌(周文王)

           姬昌（前1152年―前1056年），姬姓，名昌，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岐周（今陕西岐山）人。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西伯昌四十二年，姬昌称王，史称周文王。在位5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周文王在位期间，“克明德慎罚”，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收附虞、芮两国，攻灭黎（今山西长治）、邘（今河南沁阳）等国；建都丰京（今陕西西安），为武王灭商奠基；旧传《周易》为其所演。除此之外，创周礼，被后世儒家所推崇。孔子更是称文王为“三代之英”。

    周文王五十年（公元前1056年），文王崩，葬于毕原。

    公元前1046年，姬昌嫡次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 ，追尊姬昌为文王。

周公 

(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

    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贾谊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公元前544年9月28日―公元前478年4月11日）[1-2] ，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属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属山东省曲阜市。[4]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千古谜团：凤鸟河图

    【风鸟龙马卦序河图】六十四卦序的排列，它是由两种结构所构造成的，无怪乎几千年都打不开【周易】奥秘！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逻辑思维在上古时代就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因为具体的证明不但太长而且太专业太枯燥乏味

       周易河图的介绍：

       一、周易本义河图介绍

       一提起河图马上就会联想到《易经》或《周易》中的由黑白点组成一张图。在学术界一致公认为由朱熹注释《周易本义》为经典，我们把这张图称为《本义河图》。

       二、【风鸟龙马卦序河图】介绍

        它是完全符合如下的历史的记载

       【论语·子罕】云：“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尚书·顾命】日：“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周易·蘩辞】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礼记·礼运】言：“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

       风鸟、龙马、六十四卦序、加以图腾化，并且将其联络成书。即【络书】“络”通“洛”，【洛书】。有了【河图】【洛书】迎刃而解！

以下是关于非【风鸟龙马卦序河图】大论战！

   关于《河图》、《洛书》历史的回顾：

       在中国的《周易》发展史历史中，从学术界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学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汉代以前的《周易》学属于象数派，自魏晋以后，王弼三国魏国易学家王弼(0226-0249)一扫象数，开创义理派的学说。从此，《周易》学发展史呈现出以义理派为主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宋代，由华山道士陈抟扭转了这种局面。他将失传两干多年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传于后世。因此，象数从此大肆宣扬，图书派崛起，在宋代形成一个《周易》高潮。而后由朱熹将象数、义理融于一炉，把图书三大家融合一起，(邵雍《先天图》一家，周敦颐《太极图》一家，刘牧《河图》、《洛书》一家)并首置《周易本义》前，加以宣扬，从此确立了图书派在《周易》史上的地位。图书派的出现，就遭到了疑古派的打击和非难。从此，河洛之争拉开历史大战。

王弼（曹魏经学家、哲学家）

王弼字辅嗣，生于公元226年（魏文帝皇初七年），死于公元249年（魏齐王嘉平元年），三国曹魏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县）人，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1]  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老子指略》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陈抟（871年—989年），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白云先生”、“希夷先生”，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养生家，尊奉黄老之学。

       唐咸通十二年（871年），陈抟出生于亳州真源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或云普州崇龛县，今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1]  。唐文德元年（888年），陈抟受皇帝召见，赐号“清虚处士”。五代吴越宝正七年、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陈抟去京城洛阳应考进士，名落孙山。后唐清泰二年（935年），隐居武当山九石岩，决意从道。著有《龟鉴》、《心相学》等相术专著。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937年），返古蜀，拜邛州天庆观都威仪何昌一学锁鼻术。著有《胎息诀》、《指玄篇》等专著。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游峨眉山讲学，号“峨眉真人”。著有《观空篇》等。并拜麻衣道者为师，从事《易》学研究，著有《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注》、《易龙图序》、《太极阴阳说》、《太极图》和《先天方圆图》等，现流传的著作托名者居多。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陈抟同麻衣道者隐居华山云台观。常游历于华山、武当山之间。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受周世宗柴荣召见，任命“谏议大夫”，不仕，赐“白云先生”。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赵光义召见陈抟。北宋雍熙元年（984年），太宗再次召见陈抟，赐“希夷先生”称号。北宋端拱初年（988年），仙逝于华山张超谷，享年118岁。

邵雍（北宋哲学家）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生于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天圣四年（1026年），邵雍16岁，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卜居于此地。[1]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邵雍30岁，游历河南，因将父母葬在伊水（河南境内南洛水支流）之上，遂而成为河南（今河南洛阳）人。[2]  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定居洛阳，以教授为生。嘉祐七年（1062年），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自号安乐先生。出游时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熙宁十年（1077年）病卒，终年六十七岁。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

周敦颐（1017-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 号元公，因终生未离开濂溪，所以号濂溪先生，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曾任江南东道南康军刑狱。文学家·、哲学家，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子全书》）。

    孔颖达(574-648)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字仲达，一作仲远或冲远，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生于北朝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

    孔颖达系孔子嫡孙，其编订《五经正义》，排除了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他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李鼎祚是唐朝中后期资州盘石（今属四川资中县）人。其生平不详，官至殿中侍御史。在位期间积极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安史之乱，他进《平胡论》，为讨伐安禄山等人出谋划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防止叛乱，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学术上精于经学，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

    郑玄（127年8月29日－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潍坊市）人，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

    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家贫好学，终为大儒。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

    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贞观年间，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宋代时被追封为高密伯。与晏婴、刘墉并称为“高密三贤”，后人纪念其人建有郑公祠。

       《尚书·顾命》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汉代孔安国为此作传云：“《河图》八卦伏羹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礼记·礼运》曰：“故天不爱其道，地不不爱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

       唐代孔颖达云：“河出马图，接《中候握河纪》尧时受《河图》，龙衔赤文绿色。注云：‘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又龟书，洛出之也。”

       《论语·子罕》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易纬·乾凿度》曰：“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按：．此言九宫数，同《洛书》之数。

       《大戴礼记·明堂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按：此亦九宫之数，《洛书》之数也。班固《西都赋》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品方。”注云：“七略曰，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宫。南出明堂象太微。”

       扬雄《核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太玄经》又云：“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尤j五与五相守。”按：此《河图》之数也。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 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汉书·五行志》曰：“《易》日：‘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班固《五行志赞》曰：《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由叙。”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刘勰（文学评论家）

     刘勰（约465年—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l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左思《魏都赋》曰：“河洛开奥，符命用出，翩翩黄鸟，衔书来讯。人谋所尊，鬼谋所秩……。”

    郭璞《山海经》曰：“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1]  ，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卜筮，擅诗赋，是游仙诗的祖师。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西晋末为宣城太守殷祐参军，晋元帝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后为王敦记室参军，以卜筮不吉阻敦谋反，被杀，后追赠弘农太守，宋徽宗时被追封为闻喜伯[2]  ，元顺帝时被追封为灵应侯[3]  。

    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长于赋文，尤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曾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葬经》作注，传于世，明人有辑本《郭弘农集》。

    裴度出身河东裴氏的东眷裴氏[4]  ，为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进士。宪宗时累迁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支持宪宗削藩。视行营中军，还朝后与武元衡均遇刺，武元衡遇害，裴度亦伤首，遂代其为相，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亲自出镇，督统诸将平定淮西。元和十三年（818年）淮西平，拜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封晋国公，世称“裴晋公”。后历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数度出镇拜相。晚年随世俗沉浮以避祸。官终中书令，故称“裴令”。开成四年（839年）卒，赠太傅，谥号文忠。会昌元年（846年）加赠太师，后配享宪宗庙廷。

    裴度坚持与权奸、宦官、藩镇割据势力斗争，并辅佐宪宗平吴元济、李师道之乱，实现“元和中兴”。他坚持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为将相二十余年，荐引李德裕、李宗闵、韩愈等名士，重用李光颜、李愬等名将，还保护刘禹锡等人。史称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被时人比作郭子仪。

    裴度在文学上主张“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反对古文写作上追求奇诡。他对文士多所提掖，时人莫不敬重。晚年留守东都时，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借吟诗、饮酒、弹琴、书法以自娱自乐，为洛阳文事活动的中心人物[5]  。有文集二卷，《全唐文》及《全唐诗》等录其诗文。

       唐代孔颖达给《尚书》作疏曰：“《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当孔子时，必有书为此说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歆亦如孔说，是必有书明矣。《易*系辞》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图》也。而此传说言《河图》者，盖《易》理宽弘，无所不法，直如《系辞》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图》也。且《系辞》又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若八卦不则《河图》余复何所则也?王肃亦云《河图》八卦也。”王肃，三国，当时有名的经学家。

 唐代孔颖达给《尚书》作疏曰：“《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当孔子时，必有书为此说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歆亦如孔说，是必有书明矣。《易*系辞》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图》也。而此传说言《河图》者，盖《易》理宽弘，无所不法，直如《系辞》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图》也。且《系辞》又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若八卦不则《河图》余复何所则也?王肃亦云《河图》八卦也。”王肃，三国，当时有名的经学家。

    刘歆，字子骏，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向之子。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改名刘秀。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东海郡郯县 （今山东郯城西南） 人。三国时曹魏著名经学家，王朗之子、司马昭岳父。早年任散骑黄门侍郎，世袭父亲兰陵侯爵位，任散骑常侍，又兼秘书监及崇文观祭酒，屡次对时政提出建议。后历任广平太守、侍中、河南尹等职，曹芳被废，他以持节兼太常迎接曹髦继位。又帮助司马师平定毌丘俭之乱，再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甘露元年（256年），王肃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卫将军，谥号景侯。[1]  唐代时作为二十二先贤配享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09年），追赠司空。

    王肃师从大儒宋忠，曾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意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撰《孔子家语》等以宣扬道德价值，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

       除以上历史记载外，还有书《汉书 艺文志》记有《图书秘记》十七篇。《隋书 经籍志》有《河图》二十卷。注：梁有《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录》一卷。《河图龙文》一卷。注梁有《老子河洛谶》一卷。

  河图洛书两大学派内部自身的分歧

      宋代《周易》学家朱震在其《进周易表》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这是宋代图书传授表。以后支行派衍，千条万绪皆从此出。

     图书派内部的分歧焦点，一个以图九书七为说，另一个以图十书九为说。始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其认为《河图》数是四十五，《洛书》数是五十五。另一个之说是宋代以朱熹、蔡元定为代表。他们认为《河图》数五十五，《洛书》数四十五。亦即，一个以图十书九为说，此是汉以来的旧说。

      刘牧在《易数钩隐图》曰：“《河图》以五为主，六、八为膝，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或问《洛书》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曰《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耦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且虽则陈其生数，乃是已交之数也。下篇分土王四季，则备其成数矣。且失《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

    而后王湜、朱震、郑樵、朱元升、李筒、张理、薜季宣等皆承刘牧之后说。

     王湜《易学》曰：“《河图》数谓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心腹，纵横数之皆十五。”

    朱震《汉上易传》曰：“《河图》刘牧传于范谔昌，谔昌传于许坚，坚传于李溉，溉传于种放，放传于希夷陈抟。其图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纵横十有五，总四十有五。”又云；“《洛书》刘牧传之，二与五合而为六，二与五合而为七，三与五合而为八，四与五合而为九，五与五合而为十。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十即五、五也。”

     朱元升《三易备遗》曰：“《河图》、《洛书》天授之，圣人以觉斯世者也。图之数四十有五，书之数五十有五。夫子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之谓也。”

      郑樵《六经奥论》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为主，此《河图》四十五数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等，此《洛书》五十五数也。

       李简《学易记图说》曰：“《河图》九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纵横皆十五，伏羲观《河图》而画八卦者此也。”“《洛书》之位，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居北，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居南。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居东。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居西。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居中。”

      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曰：“《河图》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为腹，总四十五，纵横数之皆十五也。天五居中央，圣人观之遂定八卦之象。”“《洛书》数：《河图》之数四十五，盖圣人损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数，独天五居中而主乎土，《洛书》则有土十之成数，故水火金木成形矣。””

      以上是刘牧一派之说，另一种则以图十书九为说，宋代以朱熹、蔡元定为代表。即《河图》数五十有五，《洛书》数四十有五，此说上承汉代之说。

     《易学启蒙》曰：“蔡元定曰：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关子明、郡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赐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

      朱熹《书河图洛书后》曰：“世传一至九数者为《河图》，一至十数者为《洛书》，考之于古正是反而置之，予于《启蒙》辨之详矣。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此九数者为《洛书》。”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1]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易学启蒙》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夕邵子日：‘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

       由于朱熹将图书置于《周易本义》篇首，此说乃大行，宋、元、明、清以后，皆以此说为主。元代易学家胡一桂《启蒙翼传?刘牧易置图书之疑》也驳刘牧之说。其云：“《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关子明、陈希夷、邵雍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至刘牧乃以己意易置以九为图，十为书。托言出于希夷，与诸儒旧说不合，而不知希夷《龙图序》固有以十数为《河图》也。今观刘牧云《河图》、《洛书》皆出于羲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蕴、纵横合天地自然之数，《洛书》则唯列五行生成之数而已。伏羲但则图画卦以垂教，而《洛书》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

         刘牧图九书十之说，当时影响很大，但后来因袭者不多，明代喻国人撰写《周易辨正》，仍祖其说。

     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宋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1] 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宋代叶适承欧阳修之说，在其所著《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太极两议之说也发出非难，他说：“《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性命，谓复见天地之心，言神于《观》，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子《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

      疑古派们的反对，并没有使图书派动摇，朱熹和蔡元定，不担坚持图书派的立场，而且为此宏扬。他们在《易学启蒙》中，不但进一步阐述《河图》、《洛书》的内含，而且明确指出《河图》数五十有五《洛书》数四十有五，并将其冠之于《周义本义》篇前。从此图书在《易》学之中，占有了首要位置。

       朱熹《杂问答》云：“夫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圣人制作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规模，必有最亲切处，然初未尝有数也。至于《河图》之出，然后五十有五之数，奇偶生成粲然可见，此其所以深发圣人之独智，又非况然气象之所可得而拟也。是以仰观俯察，远求近取，至此而后两仪、四象、八卦之阴阳奇偶可得而言，虽《系辞》所论圣人作《易》之由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后决也。来喻又谓熹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此亦有说矣。数之为数，虽各主于一义，然其参伍错综无所不通，则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则纵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离也。若于此见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说不得也。若论《易》文则‘大衍之数五十’至‘再扐而后卦，’便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与佑神矣’为一节，是论大衍之数。自‘天一至地十，’却连‘天数五’至‘而行鬼神也’为一节，是论《河图》五十五之数。今其文间断差错不相连接，舛误甚明，伊川先生已尝厘正。《启蒙》虽依此写而不会推论其所以然者，故览者不之察耳。”“来教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来教必以为伪，则未见有以指其义理之缪，证验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悬断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从而不得不辨也。况今日之论，且欲因象数之位置，往来以见天地阴阳之造化，吉凶消长之本原，苟于此未明，则固未暇别寻证据。今乃全不寻其义理，亦未至明有证据，而徒然为此无益之辨，是不议于室而噪于门，不味其腴而咬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图真伪，端的不差亦无所用，又说未必是乎愿且置此，而于熹所推二图之说，少加意焉，则虽未必便是真图，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有欢喜处，而图之真伪，将不辨而且明矣。”

   朱熹以他大学者的风度，耐心细致对疑古派提出批评，并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开导持不同意见者，同欧阳修相比，自是高上一筹，不愧大儒之称。

    宋代另一位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对《河图》、《洛书》做过一番研究之后，在其《河图洛书义》中云：“孔子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必出于河，而洛不谓之图。书必出于洛，而河不谓之书者，我知之矣。图以示天道，书以示人道故也。盖通于天者，河而图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谓天，故龙负之，而其出在于河。龙善变，而尚变者天道也。中于地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谓人，故使龟负之，而其出在洛。龟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圣人于《易》所以则之者也。”

     王安石不但肯定《河图》、《洛书》，而且对它的分析，也是中肯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在此，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大文学家苏轼对欧阳修的说法也十分反感，曰：“夫《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耳。《河图》、《洛书》，岂足怪哉？”

      苏轼为欧阳修之门人，能不苟同，人云亦云，而敢独发己见，直言不讳，实后人之楷模。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元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元代的陈应润也作《周易爻变义蕴》一书，同欧阳修一样批驳图书派。元代的胡一桂《启蒙翼传?欧阳公图书怪妄之疑》中驳疑古之论曰：“欧公不信图书，以为怪妄。又因图书之疑并与《系辞》不信，以为非夫子作。愚尝观温公《通鉴》魏明帝青龙间，张掖柳谷口，水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唐氏曰：‘《河图》、《洛书》之说，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观此图与《河图》、《洛书》亦何以异?惜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可胜叹哉!’愚亦恨不使欧公见之，以祛其惑也。若夫《系辞》乃象数之总括，义理之渊薮。《易》无《系辞》犹天无日月，人无眼目矣。其可哉是何?欧公无见于此也。”

      元代吴澄针对疑古派的见解，做了一次有益的分析，不失为一家之言。其云：“大抵周后汉初，儒家专门之学，率是口耳授受。故有文辞可记诵者，有传。无文辞不可记诵者，无传。五经皆存，而独《乐》之一经亡。三百五篇诗皆存，而独笙诗六篇亡。盖以无文辞可记诵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止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是以魏、晋、唐、宋初之儒，不见图书。”.

明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明代疑古的代表有刘濂等人，刘濂撰写《易象解》四卷，《四库全书提要》评论他“袭欧阳修之说，而益加甚焉……勇于自用者矣。”

     清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清代的河洛之争，继宋、元、明以后义形成个高潮。疑古派的代表是胡渭、黄宗羲、黄宗炎．归有光、毛奇龄等人。由于清代《易》学研究更为深入，特别对经学的研究整理，汉《易》学的兴起，使《易》学得到空前发展，从而使推崇河洛与否定“则之画卦”的争论也异常激烈。

    胡渭（1633－1714）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

    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黄宗炎（1616～1686），明末清初浙江馀姚人，字晦木，一字立溪，学者称鹧鸪先生。黄尊素次子，黄宗羲弟。与兄黄宗羲、弟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

    黄宗会（1618-1663）字泽望，号缩斋，又号藤龛，学者称石田先生。明末清初学者，经学家，余姚（现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东林七君子黄尊素第三子。黄宗会与兄黄宗羲，黄宗炎并称“浙东三黄”，三人也是明清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汉族，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人。明代官员、散文家，著名古文家。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六十岁时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故称“归太仆”，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1571年）病逝，年六十六[1]  。

    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又与胡友信齐名，世称“归、胡”。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

毛奇龄（1623—1716）清初经学家、文学家，与弟毛万龄并称为“江东二毛”。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齐于，号秋晴，又号初晴、晚晴等，萧山城厢镇（今属浙江）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明末诸生，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时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寻假归不复出。治经史及音韵学，著述极富。所著《西河合集》分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共四百余卷。

    毛万龄（1642—1685）字大千。浙江萧山人。清代文学家。顺治七年贡生，仁和县儒学教谕。与比他大19岁的哥哥毛奇龄并称“大小毛生”。 毛万龄善画山水，画风颇似董其昌，著名画作《看竹图》。并著有《采衣堂集》。

      胡渭《易图明辩》云：“《易》之为书，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画，上画为天，下画为地，中画为人三才之道也。默成于心，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遂为六十四，所谓兼三才而两之也。言八卦，则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观下文所举《离》、《益》、《》等皆重之卦可知也。夫子言羲皇作《易》之由，莫备于此。《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河图》之象不传，故《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起稿，则又旨本图书，次原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见《易》矣。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又曰：“今欲明《易》，八卦具在，焉用《河图》?欲明《范》，九章具在，焉用《洛书》?宋人崇尚图书，自以为补苴罅漏，张皇幽渺，若非此则无以明《易》、《范》，遂成千古笑柄。然《河图》、《洛书》三语，实出于夫子，又不可如欧公辈斥之以妖妄，故不得不一核其源流。侏儒问天高于修人，修人日：‘不知，’侏儒日：‘子虽不知，犹近于我。’孔安国、刘歆修人也。陈抟、刘牧侏儒也。天高几许，岂修人所能知?然必无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况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无非梦呓，又安得不舍侏儒而从修人邪?”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云：“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然欧阳子言其怪妄，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后之人徒见图书之说，载在圣经，虽明知其穿凿附会，终不敢犯古今之不韪，而黜其非。”又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俯察于地也。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厄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风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黄宗炎在《图学辨惑》中也有此言，其他学者皆据《易》未遭秦火．，经传具有，何以唯图书失没二千年?认为河洛诸图皆道家练丹养生之图，与作《易》无关，或曰只是画卦中虫之一事，面非则图画卦云云。

       同时，崇尚河洛的一派，在河洛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释河洛的著作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其中以李光地《周易折中》，胡熙的《周易含书》，江永的《河洛精蕴》等为上乘之作，并把河洛学渗透到其它领域，使河洛之精之蕴，日见光明。茌破译此二图的奥秘上，其收获之大是前人所不能相比的。

       民国至解放后这段时间，两派的斗争依然持续，破译、解释河洛的名家有杭辛斋的《易学藏书》，黄元炳的《易学探原》等书。黄元炳《易学探原》有三书、一曰《经传解》，二曰《河洛象说》，三曰《卦气集解》。其中阐述河洛之意，多前人所未发，可谓《易》之功臣也。杭辛斋乃民国《易》学巨擎，其《易学笔谈》中有《先后天八卦平议》、《河洛平议》，此二二文批驳疑古派之论最详，鞭辟入里，如斧开薪，实叮谓真言妙语，读之令人叹服。其《先后天八卦》云：“元明以来，聚讼纷纭，尤以清初之顾亭林、黄梨洲按：原文王梨洲，王应改为黄。毛西河及胡东蕉、王引之诸氏为甚。毛之阅览既博，又雄于辨论，河洛先天，既为驳斥无遗。而胡东樵又厂毛意，更著《易图明辨》，全书十余万言，专为攻击朱邵，并推及纳甲纳音。自谓扫荡一切，扩清伪学，为《易》学之功臣矣。无如《易》之有象，经既明著之。《易》之有数，孔子既明言之。《易》既有其象数，则由象推数，以数合象，自有确定之范周，详密之数理，而数往知来，又均各有其微验，决非以一人之私意可改易，崇宠之空论所能驳斥也。先天之图可驳，先天之象数终无以易也。河洛之名义可改，而天地之定数无可更也。彼驳斥者，亦非不知康节数理之精密，无懈可击也。特以汉宋门户之不同，攻击朱子，不能不兼及于邵子，而又以邵说之确有根据，其象数又悉出于天然，不加造作，于是不得不为平情之论，曰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可也，不当列之经首以为结案。夫既知其妙矣，自应广为传布，令人人皆知其妙，则列之经首，又何不可?此外之毛举细故者，则以《乾》一。《兑》二之数，《乾》南《坤》北之位，及《复》、《姤》生卦等说，以为皆圣人说卦所无，谓六子既生自《乾》、《坤》，何能更生于《复》、《姤》?此所谓吹毛求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者也.孔子明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若《易》之象数，必纤悉皆载于《易》，虽百倍其《彖》、《象》之辞，亦不能尽。必一一详举于十翼，虽千倍《系传》、《说卦》诸传，亦未能罄也。况言各有当，若不论辞意之所在，但断章取义，为以矛盾之举，则孔子之《系传》亦将体无完肤。如既曰八卦成列矣，是八卦皆同列也。何得又以《乾》、《坤》生六子?经文明明以龙为《乾》象，《说卦》何得《震》为龙?若此者，盖不胜枚举，汉学家之攻击先天者，大类乎此。承学之士，震其名而眩其说，其为《易》学之障也，非细故矣。然则康节先天之说，固无可议乎?曰是又不然，康节以先天为伏羲八卦、后天为文王八卦，而朱子仍之，此说窃有疑义，夫无先天后天则已，既曰先天后天，则一体一用，同源共贯，如形之与影，如灵魂之与躯壳，当然不能相离。伏羲画卦，当然先后天与六十四卦同时并有，使伏羲而仅画先天八卦，将何以施之于用。而炎黄之《连山》、《归藏》，又何以经卦八而别皆六十有四乎?”杭氏此段论述可谓一语中的。其在《河洛乎议》中云；“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子《系传》固明言之，而河不出图，又见于《论语》，天球《河图》，亦陈于《顾命》，是《河图》、《洛书》之非妄，与圣人作《易》之取则干河洛，虽苏张之辨，不能蔑其说也。”在本文的结尾，杭氏对针对黄梨洲之论分析云：“余姚黄氏《易学象数论》，其排斥河洛先天及《皇极经世》诸说最力，为毛西河、胡东樵诸氏之先驱，实则黄梨洲先生违心之论焉。盖先生非不知象数者，少壮之时，泛滥百家，于阴阳禽遁等学，实有心得。至晚年学成而名亦日高，恐平日之研求术数，近于小道，足为盛明之累，故撰此书，极力排斥，以存大儒之身矣。是以言之甚详，斥之正所以存之也。即毛氏、胡氏之书，虽极端辨驳，然所断断以争者，亦仅于名称。而其援引之博，考据之详，且适是为河洛先天之疏证。较宋学家之崇奉河洛。而空谈性理，恙无故实者，力且倍蓰焉。于是知天下事物之理，愈辨驳则愈精，究其真理所在，则颠扑不破，天地鬼神所不能违，而况于人乎?然人之知识，本极有限，又蔽干物欲，惑于习染，遂明明真理当前，亦膛乎莫辩，是则读书之大患也。”杭氏论述《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很多，此外不便多引，读者阅之便明。杭氏在《河图洛书》一文中对《河图》《洛书》的破译有突出的贡献，其《二八易位图》与《二五构精图》，图说精湛，言千古所未发，不愧为《易》学之大家，其论足以津逮后学。

       这段时间最大的疑古派是顾颉刚，顾氏不但对河洛有所评击，在中国古代许多问题上，都不同于世人，可惜往往有错，故世人称其为“疑古过勇”顾氏在《三皇考?河图洛书的倒坠》一文中，彻底宣叛了《河图》、《洛书》的死刑，并企图用此来结束这场持续九百年的河洛之争。他说：“清代自然也有为《河图》、《洛书》辨护的，例如江永的《河洛精蕴》，就期很费心力著成的一部书，然而可惜他的精力白用了。如今我们不特否认《易》书是圣经，并连伏羲、大禹是否有其人，也问起来，那末他们画卦作《范》的事情，自然更属悠谬难稽，何况怎样的图，怎样的书，这些说法出得更后呢?所以这个问题在今日，已达到“不了了之”的地步，再也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了。”

     孙中山先生认为，使用“革命”一词比用“起事”“暴动”更合适也更有意义。从此，“革命”一词便成了一个极其醒目的政治术语，被人们接受并广泛使用。与此同时，“革命者”“革命党”“革命党人”“革命群众”“革命烈士”等词语也相继流行开来。近读史料得知，当时孙中山先生还对“革命”一词的出处作了诠释。他说：“‘革命’两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周易》一书，又称《易经》，殷周时代诞生于河南安阳羑里城。它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占筮用书，对450卦易卦典型象义和相应吉凶进行揭示和判断，但至今无人能真正通晓其全部涵义。《周易》提出自然现象是“日往月来，月往日来”“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的屡迁过程。它认为，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向其对立面转化，即是“革”，“革”犹如水可以灭火、火可以使水蒸发一样。《周易正义》解释说：“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曰革也。”这种变革的观点，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改制革新。“天地革，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原来，古人早就将改朝换代称为“革命”了。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1]  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2]  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3]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4]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5]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3] 

    特别是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文，全面阐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紧密联系。

      顾颉刚（1893.5.8-1980.12.25），汉族，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但是，历史又与这位大历史学家开了个玩笑，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发掘了西汉汝阴侯墓，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个“太乙九宫占盘"。据《简报》云：“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小圆盘过圆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按：此正是《洛书》布局。“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也与《易纬．乾凿度》相合不背。

       太乙九宫占盘的出现，使河洛之争被历史的铁证所兑现，从而结束了无数《易》学家剪辨河洛之真伪而持续九百年的争论，否定了历代疑古派对《河图》《洛书》的种种见解，确立了《河图》、《洛书》为中国文化之源的理论。

      至此，似乎《河图》、《洛书》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而实际上有许多问题还须要解决。比如《洛书》有了出土文物的见证，而《河图》还投有。再则《河图》、《洛书》的真正来源是什么?其内含都包括些什么?等等……。，

      以上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结构中心理论及中华民族思维结构原型是【凤鸟龙马卦序河图】和【洛书】作了历史性的回顾

       "这就是中华民族为此奋至少进行了长达3000年之久苦苦思索的【河图】!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也是中华民族撼人心灵奋斗了将近10000年的历史 及30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有多少位圣贤者呕心沥血的奋斗……

     现在来谈谈中国文化发源源头这一问题

      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之源是【风鸟龙马卦序河图】！其它图是不能解释【周易】的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因为它们必须直接通过风鸟龙马河图观象！当然上面所提的【周易】文化是3000年史无前例的，因为早在孔夫子前就已经亡佚，后人在解释卦爻辞时，发现忽而说这、忽而说那;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让人摸不着头脑。就不得不采取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方法.例如【明夷】卦六四爻辞：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它是不能用象数理论和义理学说来解释的，只能通过【河图】直接观象。单独就这一条辞爻，已经喋喋不休上下争论了几千年！……

        所以【河图】只能是【风鸟龙马卦序河图】，简称【河图】。严格的逻辑和抽象分析工具已经证明它的唯一性。亦即，能解释周易的【河图】只能是【风鸟龙马河图】，其它的河图与【周易】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辞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决不是【周易】的【河图】。

   【风鸟龙马卦序河图】六十四卦序的排列，标志着中华民族的逻辑思维在上古时代就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上古中华民族文化创造者们能够把风鸟、龙马、六十四卦序、加以图腾化，并且将其联络成书。即【络书】“络”通“洛”，【洛书】。 有了【河图】、【洛书】迎刃而解！

上海 李国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