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对生活的思考，是人类生来便无法抗拒的本能。心与物（宇宙万物，包括社会）的关系，是宋明儒家学说最核心的命题之一，也是社会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这一命题并不牵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学术争议中，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心与物是如何发生关系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没有不与社会发生关系的人。厘清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能解释历史的和当下的社会现象，进而构建未来的社会秩序。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章句上》）后，人们普遍接受一个观点：心是身之主，思想决定行动，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头脑。故此，具有身和心的人，与物的关系，其实就是心与物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物”包含客观存在及其运行过程——物和事两个层面的内容。
心与物，有否关系？如何发生关系呢？假如心外无物，感知之外的一切事物都与我无关，那么人会怎样行事处世呢？是否会把人导向善我者善恶我者恶，与我无利益攸关者，管它水深火热还是洪福齐天的孤岛主义。假如心外有物，感知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可能与我存在关系，我是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可能在遥远的地方或未来，掀起一场滔天大波。这是否会让人们心存敬畏，慎始如终？
杨氏宗族有一个堂号“四知堂”，出自东汉名士弘农杨震。《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公元108年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得杨震到来，晚上悄悄去拜访，并带十斤黄金作为礼物。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无知者。”杨震立即生气了，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而出。“四知”乃成为千古美谈，其后人以此为宗族堂号。
这个故事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与物的关系，王密认为“幕夜无知者。”他感知到的，只有你、我和黑暗。杨震感知到除你、我和黑暗，还有天地和神灵。站在逻辑思维的角度，你、我、黑暗、天、神，都是被感知而存在的，物在心中，只不过这个心有大有小，杨震的范围大，王密的范围小。于是争议就出现了：故事中的天与神，是客观存在还是感知存在？如果是客观存在，心外有物，但它们并不能进入王密的感知范围，影响他的行为，这样的客观存在对王密有意义吗？如果是感知存在，因为没有被王密感知，所以它们并不存在，故心外无物。
以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为核心思想的陆王心学，有一个“南镇花树”公案，同样提出了事物的客观存在与感知存在的问题。《传习录》记载，（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源于南宋的陆王心学，从其发展历程看，是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对道高于人的理学的反动。程朱理学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头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宇宙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理，理即包含着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也包括人类社会的伦理规则。同时，“理一分殊”，万事万物又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人们，用心去认识、遵守。“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八）在社会伦理范畴内，符合理的心，是善的性，不符合理的心，是恶的欲，故应存天理而灭人欲。“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从程朱理学的基本定义可以看出，宇宙不是遵循心、而是遵循理的秩序的存在，在理、心、物三角关系中，理是原点，形而上的理即在心之外又在心之中，形而下的物也一样，即在心之外又在心之中。
按程朱的思想，“理”是超然的本来存在，类似道家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理学是对“理”的正确描述和解释，在社会秩序领域，君权天授，君臣分别，天子牧民，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在这里，不是先本无，却待安排也。”（《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等级尊卑也因此天然存在，“君臣之间，君尊臣卑，其分甚严，若以势观之，自是不和，然其实却是甘心为之，皆合于礼，而理自和矣。”（《朱子语类》卷二十二）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学说的“理”只是对作为道统的“理”的一种解释，它的正确性来源于朝庭的册封，属于政治正确性，政治正确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假如程朱之“理”是正确，是否意味着帝制君臣终究将重返人间？
心学最大的进步性在于，人，再次进入了儒家伦理主体的视野。但心外无物的观点，又把社会秩序构建导向“致良知”的方向。既然人有“良知”，就有“非良知”。也许有些人心中有、有些人心中没有“良知”；也许同样一个人，心中的“良知”和“非良知”都存在，且是变动的。既然心是感知物与理的主体，那么，作为心的载体的身，就必然存在，融合身与心的人就必然存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则没有超越人能感知的普世价值，世间善恶美丑，均在我的一念之间。必然存在的人，具有不确定的“良知”，在心的主导下，身就会行出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的因果。用心学的观点重新看“四知”故事，故事发生的前提是二者“良知”度的不同，假如“良知”度相同，故事就不会发生，或以另一种方式发生。把这个故事进一步剖析，会发现杨震“心”的有限性：王密这些黄金是哪来的，靠俸禄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贪来的；王密是杨震举荐提拔的，现在发现举荐提拔了一个贪官，杨震应该怎么办？揭发吗？显然没有。心外无理，很明显，杨震只想自己当个清官，至于官场的红与黑，不在他的心中。对话“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可以这样解读：“作为老熟人的我是了解你的（喜欢钱），你却不了解我（不喜欢钱），为什么呢？”“心”里了解王密本性的杨震，依然举荐提拔了王密，又是出于怎样的“心”呢？
也许，理学和心学都是对的，宇宙万物自有其运行的道，以十年计的个体思考，放在以千年计的人类文明、以亿年计的宇宙中，只不过是瞎子摸象。程朱和陆王，只不过是把摸到那一块东西表达出来，可能一个人摸到的是头，一个人摸到的是脚，因此争论不休。
也许，理学和心学都是错的，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基于有限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无法代表事物真实的面目。如果宇宙万物真有理，则这个理，不必定是程朱之理；如果芸芸众生皆有心，又怎知，心心皆能致良知。
也许，万物有理，众生有心，心外有物，心中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