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李良
母亲名字叫王健,属马，今年91岁了。仍然独居在自己的房子里，吃喝拉撒全部靠自己。
母亲是山东济南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刚刚满19岁的她，和一帮风华正茂的同学一起弃笔从戎，南下到了福州，从此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和家。
母亲是家中的老大，除了大弟弟王禹跟随她一起南下（后因病英年早逝在福州）外，其他几个弟妹又有三个在她动员姥姥首肯下先后参军，两个在地方工作（其中三个也在福州）。她不间断地给姥姥寄钱贴补家用（在我的记忆里，姥姥是个十分要强的中国传统妇女，虽然不识字，但却十分开明达理，精通女红，一双小脚支撑着不知疲倦的身躯，姥姥独自把七个子女全部拉扯成人），母亲她也继承了姥姥的许多中国妇女特有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自己的方式减轻姥姥的负担，以尽一个如母长女的义务和孝道。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和许多同学的父母一样，都是从北方来的南下干部，是福建省的“接收大员”。母亲到福州接收的第一个单位是福州海关，当时他们就区区三个人，刚刚解放的福州海关也是百废待兴，白天忙忙碌碌的事情，到晚上她一个女孩子要在一座大楼里值班，在当时匪特尚未肃清的年代，也是挺害怕的。
母亲在济南商专学的是会计专业，在当时大小算个知识分子，她先后在省市的商业贸易等部门和部分企业都工作过，朴实无华、默默奉献，直到1987年从省商业集团离休。
母亲对弟妹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甚至有点苛刻，几个弟弟妹妹对她虽是敬而远之，但都能够独立自强，摒弃歪门邪道，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奉献。
母亲对我们兄弟三人也是关爱有加，严格要求，虽然不乏打骂，但言语之下，大多数都能够让你心服口服。求上进、走正道，不投机取巧成了我们毕生的选择。三兄弟都入了党，都在处级的岗位上退休。这也成了母亲时常挂在嘴边引以为豪的话题。
儿时有一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吃不饱饭，哥哥带着我和同大院的发小李敏中（曾任漳州市委书记）逃学，到街上的高级饼店捡饼渣吃。此事被母亲发现了，我想肯定难逃一顿打。出乎意料的是，母亲不仅没有打骂我们，还煮了一大锅美味的萝卜汤，让我们饱餐一顿，而后又给了每人两毛钱，让我们去看电影。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母亲的心要承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那个年代，母亲常常开会到半夜才回来，她常常把睡梦中的我们唤醒，把饭盒里舍不得吃的加班点心分给我们吃。不知咋地，儿时的记忆中那种美味如今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记得那个年代母亲得了严重的水肿和静脉曲张，小腿上一摁一个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她长期舍不得吃导致的营养不良。
母亲最喜爱的物品是当年父亲专门找人给她买的一台缝纫机，用这台缝纫机她不知道为我们制作和缝补过多少新衣旧服。我们有多少个夜晚都是在她的缝纫机声中进入梦乡。她甚至教会了我使用缝纫机，那些年我还真的用这台缝纫机为自己补了不少衣物，制作了不少鞋垫。直到前年，这台缝纫机才因为买不到配件而“寿终正寝”。
除了工作，母亲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照顾父亲。父亲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身上有许多伤病。他们两个年龄差距不小，但是在我们眼里却相当和谐恩爱。母亲是这个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只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才叫父亲出面。记得每次家里杀鸡改善生活，两个鸡腿一定是父亲的。那年弟弟去当兵，母亲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想吃一个鸡腿。这件事母亲说了无数次，不知是不是一个母亲心里难以释怀的内疚。
文革期间，父亲也遭受了冲击，无论是去学习班还是五七干校，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去陪伴，千方百计给父亲增加营养。他们如此患难与共、恩爱一生也在当地老干部中传为佳话。
到父亲1980年安然去逝，迄今已经40多年，每到父亲祭日，母亲总不忘嘱咐我们买来鲜花， 亲自布置在父亲的遗像前。每年的清明节，她也要亲自率领我们前往文林山祭奠。
母亲做事果敢，对人对事爱憎分明。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父亲带我们一家人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找到了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姑姑（父亲参加长征后，姑姑在家乡也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堡垒户，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母亲和姑姑姑嫂两人互敬互爱，母亲曾经专门把姑姑接到福州颐养。父亲去世后，母亲毅然做主，把父亲的遗属抚养指标给了姑姑，使她晚年经济上有了更好的保障。
姥姥一百岁那年，母亲亲自到济南把姥姥接到福州体检过百岁生日。姥姥回去一年后得了糖尿病，病重期间母亲又专门赶赴济南，看到姥姥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的痛苦表情，母亲毅然作出决定，签字请医生拔去所有管子，那一夜，姥姥在母亲的怀里十分轻松得睡了一觉，第二天与世长辞。
这件事对母亲触动很大，她很早就跟我们兄弟约法三章：一不要担心她自己晚上一人住会出什么事，如果真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也很好，因为活到这么高寿已经没有遗憾了。二是假如她成了植物人也不要插管治疗，因为那样一来公家花钱，孩子劳累，自己心里也很痛苦。三是假如得了不治之症也不要动手术。该吃吃、该喝喝，快快乐乐地度过最后的日子。若是生命到了尽头也不要送重症监护室强行抢救。而要躺在孩子们的怀抱里，听着孩子们声音幸福归去。
20世纪90年代初，刚刚离休的母亲一方面因突然闲下来而感到怅然若失，另一方面经常因思念父亲而黯自伤感。几位老战友劝她学习绘画以舒缓心情，充实生活，并力邀她参加省老艺协。在家人的一致支持下，她决定要试一试。
画什么好呢？她想起了自幼年时就喜爱和欣赏的植物是梅花。，在她的山东老家，每到寒冬腊月时万物萧索，唯有红梅傲雪而立，在严寒中绽放芳华，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因此她下定决心“就画梅花，只画梅花，一定要把它画好”，就这样，零绘画基础的母亲买回一叠画册来临摹，自己从课堂上听得到理论琢磨画梅技巧。刚开始学习的那年尤为艰难，用完无数卷画纸，磨坏无数支毛笔，可画出的作品还是不尽如人意，但她没有气馁。
为了把画练好，她经常去参观许多画展，和同道们交流，让好的作品激发她的灵感，同时从这作品中汲取绘画经验，为了对所画之物有最细致的了解，她还经常去森林公园等地观察梅花，把它们拍摄下来，回家仔细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作品慢慢有了艺术感，并一次比－次画得好。在她的家中，到处挂满了自己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对比这些作品，会很明显地发现其绘画技艺的进步，从最初略为生硬稚嫩的画风，到现在日臻纯熟的笔墨运用。
2009年，王健出了他的第一本梅花画册，老朋友们，老同事们看到这本画册都感到很诧异，大家谁也没想到她能画得这么好，渐渐地，母亲擅长画梅的名声在朋友圈里传开了。不少人慕名前来索画，她都欣然提笔，免费替大家作画。而这些精彩的作品则被挂在许多单位办公室的墙上，这也让她感到无比自豪。休闲时老太太最大的乐趣仍然是画梅花。她说每次画梅花都会感到灵魂的升华，而且每次作画要握笔站着几个小时，对身体根有益处。她过画册，办过画展，还被当做精品挂在不少办公场所的墙上，赢得不少点赞。亲朋好友向她素要墨宝，她也总是乐意赠之。我姐夫、将军书法家杨苏海还专门为她题写了“以梅为伴、其乐无穷”的牌匾。
记得一次，母亲向老年报记者展示了她的最新力作，只见画纸上满树的梅花傲然明艳，仿佛有香气扑鼻而来，其枝干道劲浑朴，疏影横斜极尽风流。后来记者描述道：王奶奶画梅何尝不是在画自己？坚韧、执着、乐观、豁达，充满正能量，这不正是他们那一代南下老干部最真实的写照吗？
母亲酷爱古诗词，特别喜爱那位老乡女词人李清照的那首《临江仙.梅》：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玉瘦檀清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
母亲有她自己的生命观。对生活、对工作都充满热情。她说人应该活在当下，不要在乎活多少岁，活一天开心一天。自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她都在尽义务。80岁那年她参与了编撰《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名录》，四处奔波，5000多份信息都是从来信及档案资料里手工采撷来的，《名录》出版后，为了方便老同志联系，她又从资料里找出每个人的电话号码，誊抄在名录上，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奇怪的是，她身体却越来越健康，而且每次外出都是骑自行车，尽管大家都反对，她却依然如故，一直骑到85岁。
母亲老了，不再骑自行车，不再作画，不再踏缝纫机。。。。。。可她在我们眼中还是那样的伟岸，那样的不知疲倦。
和我的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