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培欣
美国想把自己的衰落归咎于中国？
这个锅中国可不背！
这句话来自一个加拿大大学教授——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 :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University of Manitoba
他和白求恩一样，不远万里来过中国，他如此深邃的研究中美，研究没有马克思的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如此深刻的分析提出“修斯底德陷阱”当年的斯巴达和雅典与今天中美的不同。
他不认为中美不能避免一战。重要的是美国要认识到，目前中美的矛盾，不是中国崛起引起的，而是美国衰落引起的。只有美国重新认识中国才是正确和解决之道。中国从来没有想称霸世界，美国你错了！
现代的西方仍然有马克思主义，但此马克思主义已非当年的彼马克思主义，所以现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解答不了现代的资本主义新问题。尤其解答不了已经帝国主义化的美国资本主义。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解决。他的观点支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以为上述的观点将成为越来越多的第二、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赞同的观点。我曾经创造了一个词：“资本社会主义”。今天随着历史的发展，如更准确一些的表述美国——我会用“资本社会帝国主义”。绕口些，没法再简略。
在美国没有解决帝国主义的弊病之前，中国也不可能解决国家主义的问题，美国一直称自己是世界的领导和老大，现在需要拿出老大的勇气远见的时候了。阿兰弗里曼如是说：
我引用两位美国前总统的话——军事工业复合体（英语：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MIC），中文简称军工复合体。此名词，由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1月17日发表的总统告别演说中首创。他演说中说， ......直至最近的一次世界性冲突之前、美国仍没有军事工业。美国的犁铧制造商们在必要时也能制造剑。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以临阵磨枪的方式承担国防上的风险；我们已被迫创建一个规模宏大的永久性军事工业。此外，350万男人和妇女直接服务于国防机构。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超过了美国所有的公司的纯收入。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军事工业相结合，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全部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个城市、每座州议会大楼、每一联邦政府机构内都能感觉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绝对必要，但我们不应忽视其重大的影响。它涉及我们的人力、资源、生活，乃至我们社会的结构。在政府各部门，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目前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另外一句前总统的话大家都知道是谁说的：“笨蛋！问题在经济！”
如依艾森豪威尔将军所言，美国在二战前尚无军工体系，那么，美国可以说是一个较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少量的军工产品起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逼迫清政府签署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二是参与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共签了丧国辱权的辛丑条约。三是用三艘军舰打开了日本市场。
但二战以后，美国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预言的，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收缩，而且发展到今天，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巨大力量。
军工复合体能够通过政治献金左右政府，离不开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就是改变了政治献金制度。政治献金制度简单变化如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虽然如此，变革也在缓慢发生。
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害，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而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使得美国进入“新献金时代”。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不公开信息的非营利组织成为资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介，过去十余年，数百万美元甚至数千万美元的捐款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最近巴里·塞德16亿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时代的“里程碑”，不仅将政治献金的数额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还意味着超级富豪与利益集团将更多“借道”非营利组织，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但在另一方面，在美国逐步演变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从 1935 年起到 1965 年，美国从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异化成为一个资本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 1929 年美国发生重大经济危机人民面临绝望边缘，政府担心发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美国到欧洲，主要是到德国学习社会主义福利制 度，美国从 1933 年开始实行自己的创新的福利制度。
美国从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开始还逐步实行了以下的社会主义的政策： 实行广泛的甚至是超国家“负荷”的医疗、教育、失业、低收入、 残疾等社会主义福利制度；通过终生税收和终身后的遗产税来和平的剥 夺富人；实行企业的股份制和上市成为公共公司，使资本家的企业公众 化；实行社会互助性质的广泛的社会保险服务，这些保险公司最重要的 大型公司不是上市的大众公司，就是政府扶持或控制的公司；实行政府 主导的扶持个人房贷市场，实质是国家对个人的变相补贴，与政府组屋 政策、老年公寓政策、直接对低收入群的房屋补贴政策相配套；以及政 府制定出一整套鼓励富人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政策等等。美国的国 家社会主义福利范畴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曾经的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
中国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步入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进程，至今已有 36 年。中国这个以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起家的共产党政权，在完成了以革命方式建立国家的过程以后，修正了自己的路线，迈上了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除了土地私有化等以外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的和市场经济的制度。
在经济体制层面，引进了市场经济基因，发育成了一个较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已从从剥夺资本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能産生世界最大企业家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保护私有财産逐步私有化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已从输出革命的国家转变为输出産品、旅游人口和资本的国家。
而今天, 如果西方把自己已成功解体的苏东和在苏东解体后主动改革开放的中国还列为敌对势力，北约和美日韩继续同“风车”大战，把中俄“逼上梁山”合伙，东西方肯定都没有赢家。
正如阿兰弗里曼教授所言，美中必有一战的鼓吹是危险的，美中未必必有一战。原因是美国应当认识到——笨蛋，中美的矛盾，问题在美国的经济衰退，而不是中国的崛起。美中都有相互学习的过去，美国强大一个世纪，要想真正认清战略上的问题，需要时间和足够的教训。船大掉头难，希望有能避开冰山的船长。和平共处和市场经济是社会赤字的唯一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