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谋清：东张西望
1，
20世纪，有两样东西给人类带来超常体验，一是足球，一是电影。
洪辉煌是球迷，我是影迷。我们肯定有话可说。
可是，最近，出了一部寓言电影《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一个小岛，一个酒吧，两个好兄弟，喝咖啡，聊天，天长地久。突然，一方提出，断交，不要问为什么。如果非要问为什么？就剁给你一个手指头。说到做到，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扔在你的门上。
这很陌生吗？
刘志峰早就写过一首诗：我是你的距离。
什么是对话的终止？
走了两位球王贝利、马拉多纳，最近封神的梅西才35岁。足球的话题不会终止。
泉州电影票房却让人不寒而栗。我们能不能直面现实？
说实话是一种疼痛， 我们敢不敢刮骨疗伤？
说真话，伤人，是一种终止。不敢说真话，不终止也终止。
乍一听你不一定相信：泉州电影是从专业化起步，却身不由己地走向草台班子。
吴子牛《欢乐英雄》《阴阳界》《大英雄郑成功》，黄建中筹拍《双镯》，黄玉珊拍《双镯》，还有《人生一台戏》，这个起步难能可贵。
对话自然有议论，说人或被说，我把自已定位为作家，是定位在被说，不敢说人。可是，既然对话了，哪能不说人？
最近发现，我说人居然被人听见了。
刘庆邦《北京三刘的由来》发《文艺报》，刘庆邦说：“从我所保存的报纸资料里看，第一个在文章里说到“三刘”的是作家许谋清。”他还说得挺具体：
许谋清写“北京三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2月13日《北京日报》副刊“广场”的头条位置，题目是“《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刘恒、刘震云的一些作品后写道：“有人说叫‘二刘’也可以，说叫‘三刘’也不是不行。热心的读者在刊物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个刘庆邦。他的年龄比‘二刘’还大一点，正在走向不惑。一个作家的成熟，不能简单的以年龄而论。”
我的“北京三刘”的说法还被传开了，从北京传到外地，《作家》因此组了三刘的文章。
又有杨早《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美》，他评汪曾祺《受戒》：
《受戒》最终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汪曾祺的《受戒》，说《爱情的位置》是“提出爱情的问题”，《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是“写爱情的永恒”，“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
还有高芾《评<受戒>》：
《受戒》最终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受戒》，并评论说，刘是“提出爱情的问题”，张“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写爱情的永恒”，“刘心武敏感，捷足先登；张洁写苦涩，这女人恶；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1993）
这两段小有出入，谁先谁后不重要，居然都说是“有人总结”，而这个人是许谋清。这高帽子戴得我好生惶恐。
阮晶京《不愿碰触的沉重——记侯一民两幅历史画学术解析展》：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延续了《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的创作思路，即将群众与领袖一并刻画的有血有肉。作家许谋清曾说，在那个年代数以万计华丽的领袖题材画中，画家在画毛主席时把心血都耗尽了，其他人物就都画成简单的符号，唯有此画令他流连不已。
还是许谋清在《寻找大师》中说“假如有机会，我要把这两幅画并列印在同一本画册上，到那时候，我们才算真正告别过去。”
《<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算什么类型文章，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到的汪曾祺》《寻找大师》写的是人物印象，应该是散文。有的我也当小说发表，算毛边文学吧。我都是不小心议论了，谢谢厚爱。
我一再地把自已抬起来，是不是想说明我已经有发言资格？
不是。
我读了一篇评论家的短文，那话说得准说得狠，让我半天回不来神。他说鲁迅是“文学革命”，王蒙是“革命文学”；他说王蒙的文化斗争不过是“铁和铁的碰撞”，而王朔却是“一种酸，消蚀一切”。我自知站脚门外，对真正的文学评论保持敬畏之心。
我只是感觉到，而好的评论家是认识到。
《基督山伯爵》里有一句对话印象很深：问，在大海上你想做什么？回答，沉默。
既然沉默了，还说什么？
好坏自然有标准，尽量向专业标准找齐，如蓝翎所说“不是打着地方的文化旗帜”。心里容得下世界，世界也就容得下我们。
2，
对话，但不是问答。
更不是一唱一和。
可以各说各话，南辕北辙，甚至背道而驰。
我和洪辉煌前边有过6部对话，目的不是造就两个半拉子评论家，回归初心，推向两极，让洪辉煌去攀登评论阶梯，许谋清还是退守作家本分。对话的意义是都为对方打开一个窗口。
这次对话的主题是电影（电视）。
进入21世纪，我看电影电视超过看小说，我喜欢电影。
21世纪80年代，北京电影资料馆经常举办电影周，能弄到票的就到那里看，票很宝贵。有个电影叫《火之战》，讲原始人故事，原始人自然有点动物性，马列主义老太太就给上边写信，“救救孩子”。当时是突破一个一个禁区，也碰到一个一个雷。也许因为这样，看电影像是一个盛大节日。有个《白比姆黑耳朵》，记得是它吃了什么药，一下变成巨犬。散场时，遇到儿童文学作家刘秉钧，见他胖胖的，就问他是不是吃了那药了？人大笑。刘秉钧一时没拐过弯来。我们都走了好远了，他又追了过来，说了一句你才该吃那药呢，大家又是笑。
80年代也是中国第5代的崛起，《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梁》。90年代，《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表明中国电影可以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当时，非常想看《莫扎特》，我在人艺看过宋丹丹他们演的话剧《上帝的宠儿》，有一天，贺新创给我一张《莫扎特》的票，高兴极了。话剧叫《上帝的宠儿》，拍成电影叫《莫扎特》。那时我已经调《中国作家》编辑部，贺新创是编辑部主任。但他又对我说，你不能去看，今天下午你值班。把我给气炸了。
世界电影史上有两部电影把原创作者写在片名上，一个是《教父》，一个是《莫扎特》。称《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称《彼得谢弗的莫扎特》。看电影看什么？情节故事很重要，剧本是一剧之本。
20世纪末，北京有一股看电影大片的热潮。
学生罗伯特·泽米吉斯对老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说，老师，我可能也要得奥斯卡大奖。斯皮尔伯格回答，滚。结果，学生滚出一部《阿甘正传》。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到世纪交界，许言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的历史就100多年，有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大概是电影100年，许言又正在北京电影学院上文学系，我们等于找到了导读，街上有有很多卖牒的小铺，我对许言说，让他去买1000张牒。
我们像读小说一样，经常重看电影。重看《教父》，重看《莫扎特》，重看《巴顿》，重看《辛德拉名单》，重看《杀死比尔》，重看《西伯利亚理发师》，重看《情书》，重看《古都》，重看《雨停了》，重看《野蛮女友》，重看《杀人回忆》，重看《记住》，重看《沐浴爱河》；重看斯皮尔伯格，重看昆汀塔伦蒂诺，重看黑泽明，重看山田洋次，重看托纳多雷，重看吕克贝松，重看阿巴斯……
我们看每年的新片，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韩国的，伊朗的，印度的。
好莱坞还在创新。欧洲不类同于美国。西班牙像他们的足球自成一路。俄罗斯还保持忧伤的情调，忧伤的白桦林。日本一直显示它独特的东方故事。韩国有明显的好莱坞影响，却绝对不被吞噬。伊朗的童话色彩。印度的歌舞风格。20世纪以来，电影给人类提供最丰富的文化盛宴。
张奕谋看《西伯利亚理发师》而知难。
陈凯歌称山田洋次老师。
记得有美国人问周总理，为什么中国人走路低着头。总理的回答是，中国人在走上坡路。
我们也关注国内电影电视剧。中国具备成为电影大国的因素。
已经觉得生活里不能没了电影，就像不能没了文学一样。
电影电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话题。
央视中国大迁徙三部曲，《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北西南，就漏掉东，没有《过台湾》。
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是联合国唯一承认的海丝起点，是首届东亚文化之都，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
20世纪，三个世界关注的点：一堵柏林墙，一条三八线，一湾台湾海峡。
王安忆说过，福建有海内海外，有海峡两岸。
电视剧不但有北上广深，还有湖南，还有山东。
福建电影电视任重道远，也可以大有作为。
关于电影，中国应该知道我们正在起步，福建应该知道我们还没有真正起步。泉州呢？我们不要去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