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他是最著名的历史博主，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他是才华横溢的政治史官，却因为直言进谏而被处以极刑。他忍辱负重半生，耗时十三年写了一本畅销几千年的史书。
没错，这位著名的“历史博主”就是司马迁，这部史书就是《史记》。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司马迁的祖先曾是周王室的太史。父亲司马谈则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他精通天文，历算，易经和道家学说。作为一名大学问家，自然要培养一位合格的史官接班人。司马谈除了对儿子言传身教，更是请了当时的两名大儒——孔安国、董仲舒给儿子当老师。司马谈相信，在自己和文学界两位大佬的培养下，儿子一定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梳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编写一部具有史料记载意义的典籍。这是一项漫长且艰巨的任务。
司马迁给自己写下的信条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也确实是向着这个方向而努力的。真正着手准备之时，司马父子发现，仅仅凭借时下的文字记载，并不足以支撑编纂史书项目的推进。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实地考察。二十岁的司马迁在一个本该入仕的年纪，毅然踏上旅途。在那个出行全靠两条腿的年代，历时三年，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入仕之后的司马迁也依然为收集史料而远行。前前后后近十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司马迁所考察的深度和广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司马迁三次出游路线图
可以说，司马迁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正当司马迁全力写书时，却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磨难。时值李陵兵败，面对愤怒的汉武帝和沉默的众臣，司马迁站了出来。他认为，李陵其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然而，这番话非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使自己“身陷囹圄”，甚至身受腐刑。这段经历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奇耻大辱，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此时的他心灰意冷，心中唯一支撑自己活下去的那丝信念，就是完成《史记》。
终于，《史记》成书了。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用尽毕生心血，恪守人生信条，完成了这部宏伟的史书。它的成功是表现在多方面的。
首先，是勾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司马迁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二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其次，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酷吏列传》等。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其次，是对历史事件因果的深层探究。《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事件陈述上，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在叙述过程中特别重视详略得当，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作详尽描述，而对历史发展的必然则一笔带过。
最后，是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司马迁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于心。《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如果你感到自己的眼界不够开阔，那就读史吧。如果你感到自己容易变得悲观，那就读史吧。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它宏大且沧桑。读之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任何困局，在滚滚的历史潮流之中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由此，我们变得乐观，不再患得患失。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