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事件”催生鼓浪屿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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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24日，日本乘义和运动高涨之机，以自焚东本愿寺为借口出兵厦门，企图一举扩大在福建的权益，为南侵建立桥头堡。在中、外(八国)强力的军事压力下，日本独霸厦门的阴谋遭挫，导致“北守南进”国策失败，山朋有县内阁倒台，催生出鼓浪屿公共租界，这一事件史称“厦门事件”。
一、日相伊藤博文潜厦 重定“南进”建领馆
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因国土小、资源乏、市场窄，急需对外掠夺资源和输出商品。邻近日本、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和海丝港口厦门，就成为倭寇垂涎之地。1871年，日本内阁制定了“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厦门)”的国策。
1842年鸦片战争后，厦门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杨帆 供图）
1871年8月，日本将琉球划归鹿儿岛县管辖，1872年日本在侵占琉球的同时图谋侵台，10月派陆军少佐桦山资纪潜入闽台侦察，认为“从贸易和国防上看，厦门港是最有前途的”。1873年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向内阁提交《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指出：1683年清统一台湾，1684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至1885年5月台湾建省前)。因此，闽浙总督兼辖台湾，台湾为台厦兵备道和福建分巡台湾道管辖，闽台、台厦在行政和海防是一体的。为侵台需要，应在厦设立领事馆。
1874年日将侵台的消息透露给英国，英为保在华南的利益，借中国阻挡日南侵的脚步，3月3日转告中国。日见阴谋暴露，3月15日派战船到厦制造侵略假象。清廷认为侵厦“倭谋显露”，厦门是“漳、泉门户”，为“前明倭寇出入之所”，且“关系亦要”。闽浙总督李鹤年到厦视察后命“陆路提臣罗大春，暂缓赴台，统领兵勇6营，驻扎厦门”；漳州总兵孙开华率“捷胜军”赴厦；“水师提臣李新燕，暂缓”离厦，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克日驰赴新任”厦门，并开启了以厦门港(武口)炮台为主的海防重建。
厦门港(武口)炮台
日见计谋成功，4月在鼓浪屿设领馆，5月7日出兵侵台，清派兵赴台布防，日侵台失败。10月31日中日签订《中日台事专约》，日获得对琉球宗主国地位及赔款。日驻厦领馆作用丧失，12月闭馆，事务由上海总领事馆兼署。此后，日将“南进”改“北进”，1895年4月，日“北进”遭挫，意外“南收台湾”，获得攻厦和向东南亚“南进”的基地。
1895年8月，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向时任总理大臣、兼任“台湾事务局”总裁伊藤博文建议，为侵厦需要，重开日本驻厦门、福州领事馆。1896年3月，日驻厦领馆重新开张。上野专一任领事，5月“台湾总督府”在馆内设“出张处”(情报处)。日重开驻厦领馆，为日相潜厦搭好平台。
1896年5月30日，日本天皇派首相伊藤等人赴台、厦侦察，“以资将来树立国策”。6月２4日，伊藤亲率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等人潜厦侦察，7月13日向天皇主张“北守南进”国策获“敕许”。内阁即拨款在鼓浪屿购地建馆，1896年开工，1897年建成。日本和“台湾总督府”利用领馆这个平台，采取经济、外交、宗教、教育等手段，辅以军事武力逼迫，加紧对厦门进行“经略”和“武略”之布局。
1897年日本领事馆建成(厦广新闻供稿)
二、“经略”方面
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南进“经略”先驱：
日本窃据台湾后，成立“台湾银行创立委员会”，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认为“南进第一着手点是台湾银行厦门支店的设置”。建议利用银行做为“帝国南进先驱”，对厦门进行金融侵略，只要经营好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就可以“为将来之占领厦门而铺路”，甚至“可收不战而占领厦门之实和垄断东洋”之目的。
儿玉指出“台湾的金融中心在厦门市，台湾银行倒不如以厦门设立支店为立足点，把重点放在香港和中国上海等其他重要商埠港口城市，谋取中国南方和南洋四亿万日元的财产”。因此，儿玉强调“帝国南进的先驱工作，莫过于台湾银行厦门支店的开设，甚至必须首先进行”。他建议以银行为工具，通过“把握住各地外汇权”，掌控“厦门附近的绅士”及“其在南洋诸岛所有的财产”。达到：一是“不用打仗，不仅可以占领厦门，还可以垄断东洋”；二是让“清国人把存款放在此银行时，清国人和帝国之间产生共同利害关系，帝国的势力首先在厦门扩张，并反过来影响台湾，从而达到统治台湾的效果”。三是通过吸收闽南资金，“从外部来帮助台湾经济”，不然，“台湾殖民统治会因营养不良而失败”；四是可减少日本对台湾财政补贴。五是“对帝国将来的南洋经略产生一大裨益”。
1898年4月25日，中日发表了“福建省不割让”声明，日本政府认为“今后国际上的竞争，不是以武力侵略土地和人民，而是以金钱占领土地和人民。改‘战略’为‘商略’，这是不争的事实”。随后向清提出“让与或租借厦门港”遭拒。为此，加快了台湾银行建设，1899年10月台湾银行开办，11月派人到厦筹建支店，1900年1月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开设，5月1日正式营业。
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因负有“以伸张国家威信为理念”的“特别任务”，经营宗旨则是“不必全以利益得失为依据”，做为“特殊银行”，拥有“纸币发行特权”，及“资金和人员使用权限比台湾银行本店大”，明确“本店资金至少一半以上用于支店的运作”，经营范围不限厦门，扩大为“中国南部，南洋诸岛”，因而成为“经略”中国东南各省和南洋地区的金融大本营。
海后路32号厦门工商银行鹭江支行，即为台湾银行厦门支店旧址。（李跃忠 供图）
“武略”方面
文攻武吓索租界，谋得通衢接战要隘
1896年10月，日本逼迫清庭签订《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史称“公立文凭”)，攫取了在厦设立租界的权益。1897年3月，日利用“公立文凭”，辅以军争手段，意图谋取战略高地虎头山为租界，独霸厦门的阴谋显现。
“虎头山雄峙海面，俯瞰城市，若得此地，可制全厦之死命”；另虎头山还是“全厦镇山”，山上有“民居千所，墓约十万”，如日本人占为租界，一是需炸山拆房迁墓，势必造成厦门人民的反抗，二是“如给日本租界，各国纷纷续请，势难遍给”。因此，清廷不同意，1897年，见外交谈判难见成效，遂派军舰到厦港威逼。英美等列强得知此事，唯恐本国在厦利益受损，群起反对，日强划虎头山为租界的图谋失败。
虎头山－全厦镇山（陈亚元 供图）
日本占领台湾后，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防范西方列强觊觎福建，1898年4月24日，日本威逼清庭签订“福建省不割让”协议。为达目的，日本要求条约不用中日两国文字，而是用英文来签署，将“福建省不割让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写成英文的“其他国家”。这样，“其他国家”就自然不包括日本。协议签订后，见列强没有反对，日本“即视福建为囊中物”，得寸进尺提出“让与或租借厦门港”，清以英美为托词缓办，但协议为防止列强干涉其侵厦埋下伏笔。
“让与或租借厦门港”的实际失败，以及“福建不割让协议”没有使日本在福建获得具体权益，日想在厦划界的要求更加迫切，1899年6月，日本2艘军舰到厦门港，威胁“3，000名日本兵将由台湾来到厦门”。在日本的武力威逼下，8月初中日双方终于在厦门虎头山及山下沿海一带划出4万坪，设立日本专管租界。23日，当日驻厦领事上野派警察官日吉，书记官松年“带竿旗亟欲插界”时，遭到厦门民众群起驱逐而受伤等的强烈反抗再遭失败，因“公然殴打日本官吏”，此事“发展为外交问题”。于是，日本派间谍志贺重昂以地理学会会员、农学士身份到厦调查，建议将租界改为虎头山下沿海的“通衢接战要隘”上。其好处：一是侵厦时同时占领山上山下，上下配合，既可制市、制港，还扼守清军兵营通往市区的唯一通道，阻断清军对市区的增援；二是不开山炸石，不毁坟拆屋，保存“全厦镇山”，符合中国人“传统旧念”，“不伤民众感情”，契合“福建不割让”条约“与清人结好，拉拢人心，扶植日本势力”的时局；三是省钱，开山凿石、毁坟拆屋费用巨大。四是“投巨资于卫生状况不佳之墓地建居留地，有百害而无一利”；五是可参照“台湾淡水港”案例，用“厦门附近盛产之花岗石填埋，将山下之海岸沙洲扩充”成租界和港口，“更有利于船兵接岸”和贸易等。最后，志贺重昂建议是舍去虎头山，将租界从虎头山顶改设在虎头山下沿海片区的通衢接战要隘上。据此，10月25日，中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续约章程》，日取得虎头山下通衢接战要隘，为侵厦奠定了基础。
虎头山制市、制海。（陈亚元 供图）
设东亚书院为侵厦桥头堡
1898年，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命令驻厦领事上野专一和总督府派驻厦门情报员泽村繁太郎一起，挑选一地，以“中日两国绅商合办”名义创立一所新式学校，表面上好像“福泽乡里”，暗中却为侵厦日军选择了登陆地点。
上野和泽村精心挑选的地点，战略地位极为突出。从书院照片看，它位于虎头山下通衢接战要隘的西面上(今天海后路的和平码头)，座落在沙滩上，正南面向鹭江，写有“东亚书院”大字做为登陆指示牌，其高楼大院，设有2个门并有3石阶通往海边，可保证不论潮涨或潮退，都可在虎头山制厦高地掩护下，保证日军大部队安全快速登陆。它北百米处即到巡顶司的东本愿寺，西约300米为鹭江道，东北约1000米为虎头山，东邻虎头山下日租界，可为日军登陆的大部队提供较大集结地。这样，侵厦时只要同时抢占虎头山顶和租界，进驻书院，就可上下支持，阻击清军，为大部队登陆争取时间。并为部队通过租界往东可直抄要塞炮台后路，直击附近楚军4个营，练军1个营，共2500多人的背后提供掩护。
1899年11月下旬，上野和泽村选址获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赞许。东亚书院筹办时，日就以中方士绅“有顾忌”为由，要清庭给予外交保护。12月9日台湾总督儿玉致函内务大臣西乡从道，请求与外务大臣青不周藏协商，由外务省向清提出书院能够得到厦门地方官的保护，12月26日西乡照会青木，12月27日青木即电令驻华公使西德二郎照办，1900年1月21日西德向清庭要求饬令地方政府向书院提供外交保护，25日清廷竟然答应了。令闽浙总督许应骙保护书院。
书院当真需要中日通过外交关系确定保护才可创办吗？其实不然。书院的创办契合中日两国的国策，为两国政府所支持。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大清败给了日本，丧权辱国，举国震惊，开始深思反省，向日学习，变法图强。而改革书院，兴办新式学堂并参照日本学堂，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则针对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鼓吹趁此大好时机，“向清朝输入日本教育，扶植帝国势力”，两国目的不同，行为一致地在中国各地举办日本新式教育。因此，中日合办书院，只需按同期中日合办的福州东文学堂案例，经日驻厦领馆备案，厦门道台批准即可，根本无需通过中日两国外交手段来确认。但为什么一所小小的民办书院，竞在筹备时，惊动中日两国最高机关，给书院予外交保护，这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其实，日本的阴谋是：以自焚本愿寺制造日出兵厦门的“口实”，以书院需外交保护为借口，突破互保章之约定，派兵上岸，进占书院和租界，为其后大部队登陆厦门名正言顺抢占滩头阵地。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要不惜为一所小小学校惊动两国政府，给书院外交保护真正目的。
1900年2月15日书院开学，由董事会管理，德国人内格斯博任校长，5月儿玉听从厦考察后返台后藤的建议，派遣总督府专员，原日本陆军大学校教授长濑凤辅担任书院校长。废除董事会制度，攫取了管理权。为日军进驻书院并建立侵厦桥头堡扫清了最后障碍。就这样，日本以办学之美名，利用外交手段兵不血刃地取得侵厦滩头阵地，为部队登陆埋暗桩。
厦门东亚书院（陈亚元 供图）
设东本愿寺为侵厦找“口实”
1898年7月，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日驻厦领事上野专一“共同商议”，为侵厦的“国防上的需要”，由“台湾总督府”从“僧侣中间，加以选择”，将深受“儿玉将军之赏识”的东本愿寺布教师高松誓“作为间谍遣往”厦门。高松誓做为布教师同时兼任“台湾总督府”的“嘱托”(特务)，听命于“台湾总督府”和上野。由日驻厦领馆支付给他“特别保护金”，以僧侣布教之名深入中国内地的便利身份，搜集情报上呈日驻厦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8月，高松誓奉命在厦门山仔顶设东本愿寺分教堂。高松誓除收集情报外，另一重要任务就是为日军侵厦找“口实”。
厦门东本愿寺（陈亚元 供图）
清借虎困狼失败 天皇“敕许”侵厦，
1898年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总督府幕僚参谋长木越安纲、海军参谋长黑冈带刀等潜入福建侦察，制定侵厦“用兵计划”。1899年6月24日该计划获得日本内阁的支持，将侵厦“大任”交由“台湾总督府”执行。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给日侵厦有可趁之机。4月1日“台湾总督府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和台湾银行总裁添田寿一以游历的名义访闽，表面是“促进和平共处”，暗中为“推行帝国的南进政策铺路做工作”。后藤抵厦后，先召开厦、沪、榕和香港的“对岸领事会议”，确定侵厦行动指针；随后到东亚书院、虎头山山顶、租界，勘察其军事功能；再乘船在鹭江上观察它们和厦门海防要塞的关系；之后到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其后用一个月拜访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布政使张曾敫、按察使周莲、洋务局长代理杨文鼎、道台张延年、内阁大学士陈宝琛等闽省官绅，较好麻痹了大部分官员，掩盖了侵厦阴谋。
1900年5月儿玉向内阁提交《占领厦门意见书》，6月初派军舰到厦港执行警备任务。6月26日，在英国承诺提供援助后，内阁初步决定以加入列强同盟镇压义和团的名义，由台湾出兵厦门。7月8日，日本获英国100万英镑的财政援助，派2万多日军出兵中国。参加列强镇压义和团的共同行动，对日而言，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一来日本财政压力得到缓解；二来参加列强的共同行动，可望分得一杯羹；三可借机侵占厦门。
针对日本独霸厦门的企图，一方面：自1874年起，历尽22年艰难筹办，到1896年建成以胡里山炮台为代表的厦门海防要塞。另一方面，面对日本步步进逼，1900年6月26日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人，祭出“借虎困狼”之计，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约定列强协助镇压义和团只限定在华北地区，无涉东南沿海。7月14日许应骙与驻闽列强签订《福建互相保护约章》，约定各国不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福建，如中国无法保护，由八国共同出兵保护。约章还针对日舰规定：兵轮不得靠近炮台停泊，不可在炮台附近操练，水手不可登岸，给侵厦日军套上一道紧箍咒。条约签订后，福建陆路提督紫云和漳州总兵曹克忠严加取缔义和团运动，消除日本趁乱挑起事端的借口。
此时，俄国出兵我国东北，企图独霸中囯东北和朝鲜半岛，与日本“北进”产生激烈对抗，日本准备将“南进”改为“北进南守”。儿玉因此派后藤到东京游说“南北共进”。理由是占领厦门；一可切断大陆对台武装斗争的支持，稳定对台统治；二可攫取厦门的经济利益来扶持台湾，解决日本财政的沉重负担，避免将台湾“以1亿元卖给法兰西”等；三可获取“南进”的前进基地；四是经过5年的精心准备，“台湾总督府”已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占领厦门计划书”，侵厦条件已趋成熟。最后，日本内阁同意实施“南北共进”国策，再次确认占领厦门的计划。
1900年8月1日，日军2艘战舰停泊厦门港。8月10日，日本内阁密定“台湾总督府”派陆军协助海军攻厦。8月10日，山本再派3艘战舰前往厦门港并组建陆战队。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日军因属雇佣军而无资格分赃，决定趁列强明争暗斗，无暇南顾时攻占厦门。为此，日本内阁再次审议“占领厦门计划书”，误判福建“已划为不割让地区，获国际承认”；误算：一是在八国联军攻打津、京时，日本对“列强外交团的救援和镇压义和团有所贡献，这种‘功劳’已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承认，所以此时此刻以武力进攻厦门亦不至于受到强烈的反对”；二是西方列强在镇压义和团“己无力派出大量军队”，只能花钱雇用日本出兵，现日本占领厦门“西方列强亦同样无力出兵”干涉，可谓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三是现在列强忙着再瓜分中国，无暇顾及厦门；四是清政府己逃亡10天，无力抵抗日军侵占厦门。总之，日本的如意算盘是想趁西方列强准备对中国再瓜分之际，乘机攻占厦门，之后用既成的事实，在列强瓜分中国条约时“顺理成章”加入此项。
8月16日，上野领事散布谣言，称义和团将烧毁泉、厦东本愿寺及教堂，制造紧张氛围。18日台湾总督儿玉把布教师高松誓叫回台湾，命他做好自焚东本愿寺的准备；为保证纵火成功，特意派遣在日本“北进”朝鲜时亦承担放火任务，纵火后逃到到台湾，有纵火经验的《台湾日日新报》社记者千叶久助以“僧侣身份”和高松誓到厦执行纵火任务。高松誓回厦后，21日制造了与“房主索租相争”的假象，和“同居者片贝治四郎将该寺之器具等搬移他处”，做好自焚寺院的准备。
8月22日，日本天皇“敕许”内阁攻占厦门。
自此，侵厦阴谋，日本天皇、内阁与“台湾总督府”已获得一致，只待“口实”。
自焚东本愿寺 日军“奉敕”上岸，
8月23日上午，在日方备战令刚下不过几个小时，上野就派日本浪人化装成中国江湖艺人到东亚书院前的空地卖艺，上野假意经过，认定江湖艺人为“拳匪”，为诬陷义和团做好铺垫。中午，上野令高松誓协助千叶于当晚焚烧东本愿寺。
同日，陆军大臣桂太郎迅即“奉敕”向台湾总督儿玉发出“占领厦门港”训令。海军大臣山本训令驻厦“高千穗”舰长在侵厦行动开始后，要及时请求“台湾总督府”出兵。并指派海军上校广濑胜比古前往厦门，协调海军本部、台湾，日驻厦领事馆和侵厦日舰的关系。广濑前往厦门途中，奉命转道台湾，向儿玉详细报告内阁的议政情形，“督促尽快实行对厦门占领”。儿玉立即指派“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广濑一同前往厦门。为占领厦门后的统治做准备工作。
24日凌晨0:30，，厦门山仔顶街的东本愿寺布教所突然失火了。此时，厦门道台陈延年恰巧“带兵查夜，巡至该处，当令扑灭，仅烧空房一间。询诸邻右，言此屋系日人向英国教民张姓租赁，前数日因房主索租相争，搬往别处。屋内已空，只有管屋工人一名”。陈延年“疑系自行焚毁泄愤”的一般纵火的刑事案件，完全没有料到火灾背有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大阴谋。凌晨1:20，日驻厦领馆副警部日吉又男收到住宿在本愿寺内的片贝治四郎的急报，说有一群暴徒火烧东本愿寺。凌晨1:50，日吉向上野报告，凌晨2:20，日吉到达“高千惠号”舰，传达上野命令：停泊于厦门港的军舰全部升火待命，随后上野与“高千穗”号、“和泉”号舰长立即发表声明，此事系中国义和团的“拳匪”所为，是针对日本的破坏行为，“恐危及在厦门帝国居留人之生命财产”，为“保护帝国臣民”，需要派兵登岸进行武装保护；上野终于制造出一个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盼望已久出兵厦门的“口实”。
火烧后厦门东本愿寺（陈亚元 供图）
24日凌晨3:30，日军突破《东南互保条约》和《福建互相保护约章》，将军舰抵近厦门港，派陆战队登陆厦岛东本愿寺。清晨6:00，再派陆战队登陆鼓浪屿日领馆。日军强登厦鼓，达成了独霸厦门阴谋的第一步。
随后，上野向青木外相报告时增加了东本愿寺是义和团和台湾抗日义士联手“纵火烧毁”的。青木接报后，马上对驻英公使林董发出训令，让他转告英国：“我水兵厦门上陆理由除义和团之外，还有台湾匪徒(抗日义士)”，他们以“厦门及附近地区为根据地，常常给予日本国以重大忧虑”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既可用镇压义和团，又可用保护台湾的借口出兵，对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而言，可能不会引起列强烈反对；二是可借机杀害在厦台湾抗日义士；三是如侵厦失败，还可以此为借口，逼清政府逮捕抗日义士。
同日，陆军大臣桂太郎急电儿玉；出兵厦门，需经上野领事和“高千穗”舰长联名请援方可。
8月25日，日舰上的海军陆战队200多人携炮2门，抢占制厦扼港高地虎头山，达成独霸厦门阴谋的第二步。
8月26日，按照对日所做保护东亚书院的外交承诺及互保约章，道台陈延年和杨歧珍“提督准备派兵”保护书院，上野断然拒绝，抢先亲率日军150名从轮渡登岸，置面前“南进先驱”的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因挤兑而严重骚乱于不顾，直扑空无一人的书院，“将司令部设于校内”，兵不血刃地抢占了大部队登陆滩头阵地，达成了独霸厦门阴谋的第三步。
紧接着日军进占书院旁的通衢接战要隘虎头山下日租界，达成独霸厦门阴谋的第四步。
随后，上野从书院返回领馆，“立即电致外务大臣，请派兵来厦”。“高千穗号”舰长也马上电告儿玉已占领东亚书院。儿玉随即转发赴厦途中的后藤和广濑大佐，催促他们立刻请求上野领事，“高千穗”舰长同意并电请“台湾总督府”出兵占领厦门。
27日下午，上野领事与“高千穗” 舰长按事先计划，联名请援：“为应付眼下的局势，请求台湾总督出兵”。
28日上午，驻台日军出兵厦门。大部队29日出发，预定30日晨抵达。台增兵厦港，达成独霸厦门阴谋的第五步。
同日(28日)上午，后藤新平抵厦，在领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和领事、舰长们制定侵厦行动的“鸠首协议”，其中密谋31日凌晨零时向厦门当局下最后通牒，要求厦门水师提督杨岐珍将炮台全部移交日军，3点前必须回复，否则立即开战……。中午1点会议后，后藤向儿玉电：“占领计划已制定，等待陆军到达，预计31日拂晓开战”。傍晚，运载陆军的台舰到达厦港，待登书院，达成独霸厦门阴谋的第六步。
至此，攻厦准备就绪，待8月30日大队到达，31日攻厦。
日军拟定的最后通牒全文。
列强力阻日独霸 日南进梦断厦岛
8月24日，陈延年闻讯日军登厦门岛后，立即向上野提出抗议，要求日军“迅即撤兵回船”。指出东本愿寺是布教师自己焚毁的，并非“暴徒”所为。与此同时，陈延年“一面电致上海李傅相暨两湖总督张制军，上海道余观察调停，一面又电致省垣许制军，善军帅，请兵请饷以备不虞”。
此时，闽浙总督许应骙获悉日军登陆厦门，“主张与日本交战”，命令水师提督杨歧珍调兵备战。一面传令驻扎在要塞炮台和黄厝等地6个营3000名楚军备战，一面从泉州调来约1000人，从漳州调来约600人进驻厦门港要塞炮台。将炮台和军舰大炮直指日舰、日领馆和虎头山上的日军炮兵阵地。但许应骙、陈延年的抗日主张，遭到福州善联“将军和布政使以及民间方面陈宝琛等人的反对”，认为“日本绝对不会对清国另有图谋”，这只是驻厦日军“武将邀功致有此举”。张之洞一面致电厦门军政“万勿开衅”；另一面电请上海道余观察前往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恳请他们令驻厦领事设法调停；同时，又会同李鸿章、刘坤一、许应骙和善联等人，电请驻日公使“切商日政府，暂令止兵，和平商办”。以上事实表明，后藤新平四个月前的福建之行，成功地迷惑了清朝官员，掩盖了日军侵厦的野心。如日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所指，“当地官员都相信，厦门发生的骚乱是一件小事，没有人怀疑‘台湾总督府’参与此事。”
英美等国对日军登陆厦门“感到震惊”，以违反共同约定，纷纷要求日撤兵以平息事态。日狡辩出兵与义和团无关，是为“保护新领土台湾”，追剿参与纵火的台湾抗日志士“简大狮之余党赖阿乾”等人，因此“兵回船之事，当俟时局稍定”。见外交斡旋没有作用，又得知日本28日已从台派兵来厦，29日再派大部队增援的消息，西方列强立即强烈反对，在积极支持清政府出兵对抗日军的同时，决定以武力威逼日本退兵，纷纷派军舰驶入厦门。
在事件即将演变为日本和英美俄等国的武装冲突的危急时刻，国际事态对日本产生了强大压力，特别是英美还是日本重要的财政援助国，日本对出兵厦门产生了严重分歧。28上午伊藤博文得知台湾出兵厦门，警告首相山县有朋和外相青木“出兵厦门会遭到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干涉，政府有勇气与列强打一仗吗？”致其放弃占厦计划。为此，午前山县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协商应对危机之策”。在内阁会议进行期间，山本让海军总参谋部总务长官斋藤实少将急电“高千穗”舰长，暂停占领厦门。经过激烈辩论，中午决定终止占领厦门。因事态紧急，未报天皇敕许。会后山本、青木分别向“高千穗号”舰长武井、上野电令：东亚书院的陆战队停止占领炮台，撤至领馆；桂太郎越过儿玉，和山本联名直接向“高千穗号”舰长发报：陆战队立即停止占领炮台，向刚抵厦的台军转达中止攻厦，返台待命的训令。
但“台湾总督府”不想收手。28日傍晚，上野接到训令，即向在厦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通报。后藤立即回电“请取消撤回驻书院的决定”；上野同时派人将电报送给刚抵达厦门港的台陆军土屋旅团长，土屋万分意外，在晚7时许赶到领馆，向总督儿玉发电恳求不要“错过占领的机会”。晚10:15，见在厦日军不接受命令，陆军大臣桂太郎急电儿玉，训令他让在厦陆军返台待命。儿玉无奈，晚10:20只好“电告部队返回澎湖岛待命”。当后藤获悉儿玉也下令部队撤回，连夜致电儿玉，哀叹：“错过时机，将失去占领的机会”。
29日，后藤拒不撤回书院的陆战队，并再次鼓动儿玉说服内阁重开战机。还越级电致陆军大臣致桂太郎，恳求“取消部队返回澎湖岛的命令”；电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取消撤回书院海军陆战队的决定”。对此，青木电训后藤“立即撤兵”。同日(29日)，山本再次训令“高千穗”舰长，明确指示陆战队撤回之事只与领事协商，以防后藤阻挠撤兵：而此时(29日)，彻夜难眠土屋一早给儿玉发电”希望阁下促使中央政府下决心攻占厦门”，11时，土屋又擅自越级分别给青不和桂太郎各发了1封电报：请求“取消陆战队撤退计划”。当土屋在厦领馆焦躁不安等候回电时，傍晚到达厦门港外日本陆军，己根据命令，从港外折转驶向澎湖岛。
30日凌晨，见陆战队未撤回，青木再次严令后藤立即让东亚书院部队撤离。凌晨3:00，驻扎在书院的部队全部撤离。同日上午，英贴出告示将派兵上岸，午后60名水兵登陆。德舰进驻厦门港，美、俄也预告军舰将在30日、31日进港。
31日美舰进港。同日，儿玉抓住内阁中止出兵未经过天皇同意，责任在内阁，只要首相同意，内阁完全有可能重新决议出兵厦门的漏洞。以“误解政府训令的主旨”为由，向首相山县有朋请辞“台湾总督”一职，“以退为进”逼迫内阁重新开战失败，日军将架在虎头山的大炮搬运回军舰。
9月1日，英军舰进港，此时，厦港内有海防要塞炮台4座，巨炮6尊；清舰3艘，英、美、德、法、俄军舰7艘；日舰8艘，日方在大炮和军舰放数量上处于下方。日见各国军舰云集厦港，赶紧对外声明，此行动除为保护领事馆及侨民外，别无它意。
同日(9.1)，日本将驻墨西哥公使室田义文作为特派办理公使派到厦门处理善后工作，室田在解释出兵是为“为保护新领土台湾”的同时，逼迫清政府交出抗日义士，试图将行动合理化。此时，英国摊牌：“日军全部撤回军舰，英军也将撤回”。
9月2日，海军大臣山本严令：“厦门岛之陆战队必须撤退，但领事馆的陆战队，在不能确认厦门市已安全，不在撤退之限”。
9月3日，英召集美、日、中开会，在中方对安全作出保证后，英要求日、英一起撤军，但日以“不能确认厦门市已安全”为托词。见日不愿撤军，英、美警告：如不撤军将派兵干预。见事态严重，“高千穗”舰长立即将情况电告山本，山本只得答应“领事馆内之兵可以撤退”，但需英方同时撤军。会上，英、日达成撤军协议。会后，日驻厦领馆内的水兵全部撤回日舰，英国同时将陆战队撤回军舰。中方随即在市区各地配置官兵，派兵保护各国领事馆。
至此，日本精心策划的“厦门占领计划”，在西方列强联手威压下，最终以失败告终。“日本民族再次偃旗息鼓北归”，南进第三个目标终于梦断厦门岛。
侵厦失败后，儿玉写下《厦门事件的始末及对岸将来的政策》，盘点事件”始末，提出后续对策。
“厦门事件”催生鼓浪屿公共租界
“厦门事件”的发生，给美国人策划“鼓浪屿公共租界”有可乘之机。当西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奔、朝廷一片混乱之时，厦门炮台驻军由于领不到饷款，几将哗变。美国领事巴詹声得知此事后，不但向炮台提供了1万元军饷，还亲自前往炮台，劝说士兵们继续为清庭效力。巴詹声做为使“兴泉永道台和福建总督”认为“美国领事对于维持厦门炮台筹款事是有功绩的”，就提出“要把鼓浪屿优先给美国做租界地，美国领事对此表示感激，但有礼貌地谢绝”。因巴詹声意识到，列强在华瓜分中国采取的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美国不可能独吞鼓浪屿这块肥肉。为防止某一国家再有独霸厦鼓的企图，巴詹声联合各国驻厦领事，共同策划所谓“鼓浪屿公共租界”的阴谋。他亲自到福州造访闽浙总督许应骙，提议将“鼓浪屿划作公共地界，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可以兼护厦门，一举两得”。清廷正为日本图谋侵占厦鼓一事大伤脑筋，认为这是打消日本图谋，“兼护厦门”的良策，欣然同意。随即指派福建洋务局洋务委员杨荣忠，兴泉永道台延年与巴詹声妥商办理此事，许应骙指示：鼓浪屿必须按“公地”拟定章程。中国是东道主，“必须有过问岛上行政事务的权利，特别是必须由厦门道在界内设立巡捕局等规定”等。列强以巴詹声和英领事满思礼为谈判代表。
美国领事巴詹声
《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草拟后，清庭委派延年、杨荣忠和厦防同知张文治，许应骙又加派漳州知府孙传充和厦门税厘局提调郑煦共5人为谈判代表，与各国领事谈判。后巴詹声因任满回国，日本政府为主导此事，将日驻厦领馆升格为总领事馆，上野领事亦随之升做厦门的领事领袖，和英国领事满思礼共同接办。
1901年10月14日，在英国领事馆进行讨论时，中外就鼓浪屿应称为“公地”或“租界”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中方强调是“公地”，中国为地主，有行使行政事务的权利；以英日领事为首的各国领事认为应称为“租界”，中方无权干涉岛上的事务。由于“公地”与“租界”不是单纯的名称之争，而是关系到国家的主权问题，因此中方代表决定专电请示清廷再议，没想到清廷复电竟然是:“鼓浪屿或作公地，或作租界，均无不可，唯必须加入‘兼护厦门’”，并明确告知“如无此节”，“租界”一事“即作罢论”。但各国领事认为“兼护厦门”需动用军队等，他们无此权限，必须经请示驻京公使团后才能决定。
1902年1月10日，在驻京公使团尚未决定，中外分歧未解决的情况下，延年率代表在日领馆与各国领事举行签字仪式。仪式上，中外双方拿出的中文版与英文版的“章程”，无论是标题或内容，都有明显差异。中文本标题是《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英文本的标题《Land Regula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Kualangsu,Amoy》，译成中文是《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中文版本15款的内容是“第十五款：兼护厦门：鼓浪屿改作公地，各国官商均在界内居住，厦门为华洋行栈所在，商务尤重，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互相保护”。在英文本中并未写上这条款，而是在空白处注上这么1段文字:“第l5款言各国会同保护，此款暂留空白，侯到京后再行照誊”。对条款上如此明显的不同，杨荣忠在《章程》签押前对内容进行核对时，却不认为中、英文本有何差异。在此情况下，双方代表正式签押。中方参加签字的有延年、张文治、杨荣忠、郑煦。外方参加签字的是:日本总领事兼领袖领事上野专一、英国领事满思礼、美国领事费思洛、德国代理领事古阿明、法国代理领事杜里芳、西班牙和丹麦代理领事郁礼、荷兰领事兼瑞典和挪威副领事高士威。
第15款兼护厦门
1902年3月3日，许应骙将章程上奏朝廷，外务部审阅中、英文本时发现内容有异，当即电嘱许应骙查复。许应骙即饬令延年向各国驻厦领事质辩。驻厦各国领事委托驻京公使团领衔公使美国康格照会外务部说:“各国领事实无此权”。外务部接到康格的照会后，再次电令许应骙奏明办理。许应骙转饬延年和各国领事再行商议。费思洛复照延年:“事关重大，故须侯驻京公使核定”，各国驻京公使亦称无权决定，需经本国政府批准。许应骙根据兴泉永道台的察报，1902年10月18日上奏朝廷此事“无从协商，可将前约作废”。外务部见此，将与各国交涉经过上奏，提出“强令各国互相兼护”，有“失自主之权”，而“前约作废，各使未必允许”，建议“不如将保护厦门删除”。这样，即“以符原约”，又“而敦辑睦”，为此“请旨准行”。
1902年11月21日清帝朱批“依议”,《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正式生效。
1903年1月，鼓浪屿公共地界的工部局成立。5月1日，鼓浪屿全岛正式由外方控制的公地工部局管理，中方仅保留极其有限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该岛名为“公共地界”，实际成了“公共租界”。
中文版《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封面、首页和末页 （洪明章 供图）
英文版《厦门鼓浪屿租界章程》第一页和最后一（何丙仲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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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片：
韩栽茂，文博副研究员，胡里山炮台管理处原主任、厦门市旅游协会景区分会原会长，厦门市旅游协会原副会长。专注文史研究和文旅融合项目，文史著《厦门海防百年》(厦门文史系列丛书)、《东南屏障－－从中左所到英雄城市》(思明记忆之厦门海洋历史文化丛书)；在《中华遗产》《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福建文博》《闽台文化交流》《厦门晚报》等发表文章40多篇。文旅专注文旅项目的策划、规划、开发运营等，有“胡里山炮台历史再现” 项目，独自创意、设计、编导一台“红夷大炮清兵操演”实景戏，使“厦门终于有旅游节庆”等多个文史、工业、乡村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
《厦门晚报》 2006.9 《厦门晚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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