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高二语文组在四楼多媒体教室进行集体教研，备课组长张海平老师结合部编版选修教材《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的第一单元“《论语》整本书阅读”，做了题为“共读《论语》，习君子之风—寻求自我生命更好地在当下打开的方式”的专题报告。
读《论语》，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自己身心上，这也是《论语》的特点。
——李泽厚
一直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于把孔子作为遥远的、跟我们并无切身性关联的“神”，意识不到孔子是跟我们当下有密切联系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孔子思想在当下与学生的距离感。
其实，作为人道的启蒙者，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我们研读《论语》需要融入自我的生命，积极寻找《论语》跟自我生命的契合，让《论语》研读成为自我生命打开的方式。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经由研读《论语》而廓开自我，涵养自我生命之精神。
如果我们把学习看成是储备知识，当然希望储备的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可以长期地、反复地使用;能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判断是非的价值起点……《论语》，就是这样的经典。
《论语》所表现的”君子人格“，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文明和价值观，仍然与我们今天一脉相通，并引导着人类文明的方向。
孔子的人格理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论语》中提到“君子”的地方有107次，“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是《论语》一书的核心概念,道理是朴素的、温暖的：君子”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君子的理想人格存在于当下，也应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
孔子的人格理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君子”是与“小人”对称的“大人”。“君子”在《论语》中以常以与“小人”相对的方式出现，如“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孔子创办的私学，培养的就是价值担当、文化传承、理想实践的“大人”，他要学生“志于道”，他的学生也自觉地“仁以为己任”。
“大学”之所以称作“大学”，也就是因为其承担着培育“大人”的使命。
孔子十五岁之后“志于学”的所学，最重要的当是“大学”。
什么是“大学”?《大学》有很好的解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自觉完善自己的德性，而不是用某种外在的道德准则束缚自己。“亲民”即“新民”，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去除污染心灵的东西,即不仅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而且努力提高其他人的道德品质。“止于至善”就是要将自己的道德品质提升到最完美的地步，不达到最理想的境界绝不停止，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完善过程。
孔子“志于学”的“大学 ”就是指“大人之学”，就是将探究人生的大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将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臻于至善作为目标。
“小学”主要教授学生“礼、乐、射、御、书、数”等基本礼节和文化基础知识（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
孔子使 “儒” 脱胎换骨：年少的孔子所学习的内容，包含谋生之学(“鄙事”)、谋仕之学(礼、乐、御、射、书、数)和“小学”，十五岁之后所学的“大学”，就使“儒”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止于至善的“君子儒”。这样的“君子儒”就是“大人”。
“君子儒”群体性地出现，中国文化史从此就出现了专门关注形而上问题，承担价值的人。并且有了专门的精神家园打理者和看护者——君子，一个族的面貌随之改变了。所以说，孔子是中国文明史的分水岭。
《论语》中所述的君子之风，内涵极其丰富，既有子贡描述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又有孔子教导子张的“恭宽信敏惠”，还有诸如“弘毅”“敏讷”“坦荡”……，今天，我从以下几个方面选取一些与青年学子联系较密切的方面，谈一下如何习君子之风，以求寻找自我生命更好地在当下打开的方式。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这句话的内涵之一：器不是君子。器，即工具或用具，只有特定的用途。君子岂能像一件让别人称心称手的工具?
君子应当有自己的主心骨，他应该是作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有用的“工具”而存在。
而当他们对人类一般事务都关心，都有见解，并有出于正义的判断，他们便可能是一个“君子”。
君子的能力不局限于一个行业，君子关注的对象更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狭小的专业，他关注人类一般事务，并保持自己的良心。
对人类一般事务，或整体命运与未来，他都有基于正义的判断，基于判断的见识，基于见识的行动。他在一切人类事务上，都能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作价值判断。
他永远追问世界的真相，永远思考人类的幸福，永远关怀现实的苦痛;他能超越自己狭隘的生活，对无穷远方的世界抱以热情和关注;
这句话的内涵之二：君子不是器。
君子要有良心，有正义，有道德，有理想。君子要有是非判断。
君子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假如君子仅仅是一个“器”，比如是一把刀，让他去切菜也行，让他去砍杀无辜也行。那他还能叫君子吗?
所以，君子要有根据良心和正义而作是非判断的能力和愿望。要有不为外力所胁迫而坚持正义的勇气。
有了这个是非判断和勇气，假如他是一把刀，他可能帮人砍柴，帮人切菜，但决不会自己去或为人胁迫去杀害无辜。
这样的刀，有精神的刀，就不再是器--不仅仅是器。
君子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不仅仅对自己的专业有判断力，更有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并且公开站在正义的一边，用自己的力量，增加正义的胜算。
一个人知识渊博固然重要，但是，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尤其是对价值的担当，才是一个人的最重要、最可贵的品格。
一部《论语》，就是在教我们做价值判断。有关价值问题和价值估量的精彩而深刻的哲学思辨，在《论语》里比比皆是。诸如:
所以，《论语》的最高价值以及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论语》
获得一种价值判断力，从而拥有一个道德的人生，一个智慧的人生，而由具备较高价值判断力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这段对话的价值不在于宰我的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也不在于孔子对君子是否入井救人的回答，而在孔子的“君子可以被欺骗”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孟子竟然也持这样的观点，孟子有句名言：“君子可以欺以方。”（《孟子 万章上》），就是说，君子可以人用正当的理由欺骗。
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把别人对他的信任看成愚蠢，他希望别人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呢?
合情合理地相信别人，不仅是仁者，也不失为智者。他在被小人欺骗之前，已然站在小人无法企及的高处。
用合情合理的谎话欺骗别人，不仅是佞者，还是愚者。他在损害别人之前，自己先自堕落。
君子不怀疑正当的东西，不质疑合情合理的东西--因为，维护一个社会基本的信任底线，比防范受骗还要重要。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孔子不提倡“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就等于取消了道德。但他也反对“以怨报怨”，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堕落得与对方一样--对方对我们的无德行为，不仅导致我们被无德伤害，还导致我们自己无德。所以，孔子的观点是“以直报怨”——以公正来对待无良之人。
可见，孔子既反对我们对坏人无原则的烂好，也反对我们对坏人的无约束的报复。
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是祸乱——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
因为，我们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
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抢劫者斗智斗勇，最终，那个19岁的抢劫者精神崩溃、瘫倒在地，而李建华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让他得到及时救治。
这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
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令人毛骨悚然，这样的人更是歹徒啊!”
对不仁之人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让我们堕落，堕落得比我们报复的人更加不仁。
所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一种价值的破坏。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正义，是有边界的。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
孔子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着的鸟，不射夜宿的鸟。
钓鱼，是给鱼选择的机会，是鱼儿主动上钩。且所钓之鱼，总是有限。网鱼,是鱼别无选择而置之死地。且往往一网打尽,赶尽杀绝。
射飞着的鸟，是给鸟以逃生的机会。
射夜宿的鸟，则是出其不意。于鸟而言，没有逃生的机会，于人而言，机心尤其歹毒。
人类为自己的生存，不可能不杀生。但人类有灵魂，有爱心，杀生要有其道，要有节制，有游戏规则。尤其不能在滥杀、虐杀中培育恶的种子。事实上，人类性情中的残忍之瘤，往往是在被虐杀的动物的鲜血中吸取营养的，虐杀是恶的狂欢。
因此，反对虐杀，既是保护相对于人类显得弱小无助的动物，更是保护人类灵魂中的善
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倡导“君子远庖厨”--他们要保护的，其实是人类的心灵。
什么是最可怕的人?就是这类只讲效率不计其他的人。
什么是最可怕的文化?就是只讲效率、功利，以成败论英——不计其他的工具文化。所以孔子受不了。
什么叫文明?文明就是对很多东西受不了。什么叫野蛮?野蛮就是对很多东西受得了。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论语·卫灵公篇》）
盲人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边，孔子告诉他说:“台阶到了。”走到坐席边，孔子告诉他说:“坐席到了。”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哪里，某人在哪里。”
按说，古代的盲人乐师都有“相”，也就是扶持他走路的人，不必孔子如此费心指点，何况此时孔子身边还有很多学生，也可以照顾这个特殊的来访者。但是，孔子看见盲人进来，眼睛就没离开过他的一举一动，并随时予以提醒。这些提醒，也许对师冕不必要，但是，于孔子自己，却是一种自然的关心与牵挂。这不是思考了自己是否应该这样做之后的理性指导下的道德行为，而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仁慈内心的第一反应。
简言之，这种关心，不是对方需要，而是我们需要:假如我们心灵中有自发的仁慈，这种关心就几乎是本能的，不加以关心倒是很令我们难受的，这种感受迫使我们对对方施加关心甚至是多余而不必要的关心。
生活中，我们也发现:父母对子女，似乎总是啰嗦的，而子女总是厌烦啰嗦的——因为不必要。可是子女一旦成了父母，马上又开始对自己的子女啰嗦了。这种啰嗦，乃是出于一种极为殷切的关心与不放心，而不是出于理性分析——事实上，经过理性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关心与爱都是“不必要”或无用的。但是，这些从实用角度看来“不必要”的爱与关心，于人生，于世界，于你我，真的不必要吗?
这世界，太多的关心，于事不必要，于心不可缺。因为，“关心”一词，意思就是:它不是关乎对方，而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心。
这个盲人乐师，虽然看不见孔子的面容，但是听着孔子温和关切的提醒，他的内心，岂不感知到一种温暖!不必要的提醒里，包含着人生不可缺的温暖!
两千多年以后，我们读到这一段，孔子对盲人无微不至的关照，一一指点的爱护，那种场景也还是如在目前，那种圣人的慈祥，也还令我们感动不已!
在这种感动中，我们不仅感知到了世界的温暖，我们还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
其实，当场，就有一个学生被感动了。那就是子张。
师冕走了以后，子张问:“这就是与乐师讲话的方式吗?”孔子说:“是的，这本就是帮助盲人乐师的方式。”这就是“仁”在日常举止中的体现啊。
“仁”也就该体现在待人接物的日常举止中啊!
孔子的“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要弟子读《诗》，是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看来，读《诗》的目的，乃是使一个人性情得以充沛，精神得以升华，一句话，使人格趋于完善。
而且《诗经》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心灵”的。《诗经》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
它终究是诗，不是历史真实。它是经过心灵过滤的。是创作者的“心理真实”。它是情绪，是情怀，是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这就是“兴”与“群”的作用：“兴”可以激发人们的广泛联想，调动内在情感。“群”可以帮助人们沟通感情，提高修养。
最后我想说：
我们研读孔子，并非要回到孔子生活的时代，而是要再一次激活古典精神于当下，其根本目的乃是要让我们在今天变得更有活力，变得更好。
我们研读孔子，目的并不仅仅是研究作为历史谈资的孔子，而恰恰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寻求自我生命打开的方式，遇到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