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老师回忆济宁一中旧事 之一

                    关于母校的回忆之一

        我在学生时期所参加的勤工俭学活动

                             刘建生

      我是1957年9月至1963年8月在济宁一中学习，连续上了初中和高中；又于1970年2月至1990年9月在济宁一中教学，并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可以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济宁一中度过的，对学校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一中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记忆，一中教我学习了知识、培养了能力，知道了怎样做人、做事，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许多年过去了，与老同学相聚时，回忆起当年在校学习、工作的经历，勤工俭学是一个常常提起的话题，令我们不能忘怀。现将当年勤工俭学活动作一简述，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正常时期”。我于1957年考入济宁一中以后，由于在班中年龄较小（相比之下，班中同学当时有已经结婚的），虽然参加活动不少，都还不是很繁重。例如不定期到旅社、饭店等服务行业去帮助做服务工作，擦桌子、扫地、送东西等。由于是间隔性的，似乎人家并不欢迎，偶尔还要我在“留言薄”上写个简单的表扬信。

        当时学校东面大约有3、4亩菜地和果园，种有桃、杏、梨、石榴等果树，风景优美。暑假里我曾在那里浇水、看园，也曾跟着校工赵延凯放羊，干过跟马车装缷等活儿。

        学校当时有轮流劳动制度，每学期各班大约要两次轮流到学校食堂帮厨或到校办工厂劳动。我主要去标本室，给胡凤茹老师当下手；或到机械厂做些粗活儿。每逢“三夏”和“三秋”农业生产繁忙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师生去农村帮忙。记得初一时，赵秀华老师看我年纪小身体弱，不让我参加，我就偷偷在后面跟着去。刚开始劳动时什么都不懂，天热就脱了衣服干，捆麦子、拾麦穗，扎得身上生疼，太阳晒得皮肤褪皮，一星期都没好。

        此外，在暑假我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梳头发工作。地点是在现一中宿舍靠近石牌坊处的东北角上。这里原来是教会的“妇孺医院”，后改为教师宿舍，地下室则成为工作间。我们几个同学每天去了以后，先把泡湿的杂乱头发用夹子固定在墙上，然后用梳子按长短把它们梳理整齐，再进行分类。估计这应该是做假发的头道工序，虽然不太累，但是环境阴暗潮湿肮脏。尽管如此，几个同学从来没有叫苦退缩。

        另外，还记得学校北面和霍家街相隔的围墙平时修整得很平整洁净，附近有两个容量2立方米长的长方池，里面是制好的稀薄纸浆。有两个工人用长方形筛子捞纸浆，然后刷贴在墙上，阴干后揭下。这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儿，学生只有看的份儿。这种纸的质量比一般的草纸要好，但比宣纸还是要差。这种传统的造纸技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时期是“非正常时期”，即“大跃进”时期。参加的劳动强度都很大，而且时间长。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五件事情。

        一是砸矿石粉。先把坩石砸碎和泥，捏成坩锅，再用来盛上铁矿粉炼铁。然后是压矿石粉，即把紫红色的坚硬铁矿石用石滚子压成粉状，再放到坩锅内炼铁。压铁矿石是个力气活儿，开始曾用锤子砸，但是效率太低，于是干脆就找来压碾的石滚子，在裙楼的两个拱廊之间的石板上，由两个人来回用脚蹬动碾压。地方不够，有的同学还跑到原运河南岸“广育堂”门前的石板路去碾压（在现在的水司饭店北面，靠近岸边的地方）。

        二是砸锅炼钢。当时班主任符笔耕老师看我年小体弱，又调我和几个同学到现附院西区的一个铁工厂去专门砸铁锅。由于当时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后都要吃公共食堂，社员的铁锅等铁器都源源不断地收集到炼钢的地方。记得铁锅最多，也有一些铁制用具，甚至文物。砸碎后，工人放在小高炉里炒钢。眼看着好好的铁锅等用具变成一个个充满杂质的铁坨坨，心里很不好受，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当时的另一个感觉是太困了，夜以继日地干活，有的同学上厕所时甚至蹲在那里就睡着了。

        三是深翻土地。大约在1958年冬到1959年春，学校在北关外深翻土地，常常还挑灯夜战。翻地很像现在的深挖地槽，上下两层倒土，大约有三米多深。据说深翻可以增产，实际把生土倒上地表，反而减产。还有一种较为科学的办法，就是十几个同学拉一个吃土深的犁铧，这样比一般翻地深些，对增产也许有点帮助。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放卫星”，在操场东面搞了一块大约20多平方米的试验田。除了深翻地外，还倒上许多由厕所收集来的粪尿，为了增加表面积还把地表做成波浪形，尽可能多地撒上麦种。出苗后，厚厚的像块绿地毯，在确喜人。然而再长高就密不透风了，于是又安了吹风机通风，最后的结果当然是颗粒未收。

        四是打“葡萄糖”。1959年初春，好象是在学校农场里，为使麦子丰产，我还参加过给麦子“打葡萄糖”。首先在地里放几口大缸，里面是搅和均匀的粪尿粘稠液体。大部分同学手拿着“T”字形木棍，每隔2米左右在地面扎一个40厘米深的洞，少部分同学则用大勺子把粪尿汤灌进去，算是追肥，为麦子“打葡萄糖”。天寒地冻，我负责搅拌、灌汤，沾得满身都是粪尿，两手冻得像红罗卜，想暖暖手都没有办法，至今印象深刻。

        五是窝头风波。由于“大跃进”劳民伤财，天灾人祸，至使群众食不果腹，正处在发育期的高中同学更是感觉饥饿难耐。学校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制作人造淀粉，把地瓜梗、花生皮等处理后压成粉，掺到面中当食品。二是培育小球藻，砌了几个水泥池养藻。据说藻类生长快，营养丰富。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一场空。三是挖野菜，或者到湖里捞一种水草，掺到面里，蒸成菜窝头来充饥。这也是最为实际、最受学生欢迎的办法。当时在每个学生劳动的地点都有一个食堂，当时为比赛哪个食堂掺的菜多，份量重，还引起一些争议和风波（记得当时的最高纪录是一斤面蒸八斤窝头）。

        记得在1961年、1962年，我们还分配到大运河畔的学校农场去种地。有一次往学校送地瓜的途中，几个人分着吃了一块地瓜都觉得非常香甜，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到湖里捞了水草送回学校，来回几里路，走得又累又饿，天黑了很久才送到学校食堂，学校补助发的一个菜窝窝早就消化完，真有些得不偿失。

        总的来讲，学生时期我参加的劳动、勤工俭学活动等还是很有意义的，使我接触了社会，参加劳动，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还锻炼了身体，提高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正常时期的劳动是利大于弊，而“大跃进”时期的劳动，则是弊大于利。有些荒唐的做法，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身心损害，对社会造成了惨痛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