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老师:罗老师，殷老师，宋老师
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有许多名家，丰子恺是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如果少了他，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态，将因此而大大失衡。
因了他，这世间便多了一种孩子，叫丰子恺家的孩子；也多了一种父亲，叫丰子恺。他让我们发现了一个让儿童节变得如此有意义的“儿童世界”和一条让为人父母者受益终身的育儿准则——“教惟以爱”。
有网友曾说：“如果有机会选一位民国大师当父亲，我首先要选丰子恺，其次才是钱钟书。”
在《艺术的逃难》一书中，他这样写到：“我二十一岁就结婚。结婚后得了‘子烦恼’，几乎年年生一个孩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子烦恼”的父亲，他的笔下却有了众多“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的”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如《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儿女》《忆儿时》……
丰子恺格外强调尊重孩子宝贵的天性，还将这个思想贯穿于子女教育中。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教他永远不失去天真烂漫的童心。
在他看来，“玩是孩子的天性，儿童的权利，玩可以启发儿童的智慧与能力。”家中的孩子们玩耍嬉戏，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有时候自己也会加入其中，和孩子们一起搭积木、玩游戏，教他们唱儿歌。每年除夕，丰子恺会在家中举办别开生面的“迎新春”活动：吃完年夜饭，大家一起合唱，然后表演个人节目，最后，家人之间还要交换除夕礼物，即使礼物只是毛巾、肥皂、文具这些小东西，大家也都非常开心。
他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说，“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在他看来，“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这话在当今的世界尚且让我们苦苦琢磨，试想放在百年前的中国又该是何等的“平地一声雷”！
作为父亲，同时又是画家，丰子恺说他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一人做了他们的父亲或丈夫，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聚之乐；另一个人呢，远远地站了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又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他爱孩子，观察孩子，写孩子，画孩子，同时也在小心呵护孩子们的童心和好玩的天性。甚至在饱受顽童破坏和扰乱之苦后，还依然能自省。他在散文中说：“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布置着稿子、信箧、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他们拿起自来水笔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臂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即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以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动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丰子恺认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质，父母不应该替孩子设计未来，也不宜用统一的标准或固定的模式培养孩子。父母不妨顺其自然，在陪伴的过程中因势利导，为孩子们创造条件、搭建平台，鼓励他们在喜爱的领域大胆尝试。女儿丰一吟喜欢京剧，丰子恺不仅为她聘请了京剧老师，还在一吟的戏装照上题诗表示赞赏：“为爱西皮与二黄，且施粉墨暂登场。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觑郎。”
丰子恺一方面强调对孩子创造力的呵护，一方面也注重家庭文化氛围的营造。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丰子恺也坚持组织家庭学习会，丰家人称之为“课儿”。这种“课儿”不拘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鼓励大家交流讨论。
讲授中国古诗词时，丰子恺一边讲解一边画图示意，通过形象思维来帮助孩子们学习诗歌的内容和意义。他让年长的孩子担任他的“助教”，引导年幼的弟妹一道参与学习。他还与家人一起读意大利小说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让孩子们知道不仅要学习知识，还应该学会爱与尊重他人。有时，“课儿”还会延伸到户外。有一次，丰子恺讲到苏曼殊的名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为了让孩子们切身感受“浙江潮”的壮阔，他特意带着全家去海宁观潮。
在这种寓教于乐的家风培育下，丰子恺的子孙们都成长为专业领域的人才。他的女儿、作家丰宛音回忆父亲时说：“父亲对我们那种一丝不苟、循循善诱的教诲和慈祥亲切的爱护，我永远铭记在心，终身难忘。”宋菲君成为一名光学专家，他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感慨道：“我发现我的研究生涯有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当年自制望远镜，以及外公送我的画和条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