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求学之路

2022.2.18

       我的家乡在王浩屯镇的孙化屯村，有千多户人家，是个大行政村。一道南北街，两道东西街。四周都有高高的土寨墙，围着东、西、南、北、东南角五个寨门。

       每个寨门处都有一眼深水井。祁姓人家片区又多一眼深水井，专供祁姓用。寨墙上栽满高大的绿树，夏天人们常在绿树下乘凉拉呱。寨墙外还有深深的大壕沟，常年有水并有鱼虾。岸边栽满了柳树、榆树还有芦苇。村庄方圆约一平方公里，内高外低，地面落差约有三四米，进寨门需走几十米上坡路；出寨门则一路下坡，易出难进。不知哪位高明先祖设计得如此科学，就像四四方方一座高高的小城堡。

       记得东寨门外的寨墙上还有几棵杏树和几丛四季花（蜀葵）。每当我从姥姥家回来，从那路过我总要想法摘朵戴在头上。

       祁姓人家较多，全都集中居住在东寨门里的东南角半道街上。东南角方向还有个向东的小寨门，专为祁姓人家出入。外姓人及邻村人都称我们那一方为“祁行(hang)的人”。

        解放后全村划为一个生产大队，“祁行人”被划为一个生产小队，都姓祁。村西头和后街上还有董姓、李姓等几大家族。多年来大家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1948年农历9月22日，我出生了，无疑给这个多年清苦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在我出生前，父亲就与族门兄长两人约好，谁家生男孩乳名就叫“坤生”，谁家生女孩乳名就叫“素梅”。结果我比那家哥哥晚出生了一个月，所以乳名叫素梅。后来就和祁姓家族中大小十多个孩子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割草、上学。尽管日子清苦，但有父母疼爱，爷爷奶奶、姥爷姥娘稀罕，也并没觉得多苦，倒有不少有趣的记忆。

       记得有一年连降暴雨，积水成灾。大概是1957年，我刚上小学。寨外壕沟水满四溢，水漫寨门，寨外一片汪洋。村东大沙河的水都漫到岸上，正出穗扬花的小麦，半截麦地浸在水里，仅露出一片小麦穗。大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束手无策。记得奶奶天天拿着大勺子站在院里“挖天”，嘴里还念念有词：勺子挖天，云彩归山；云彩归山去，到明儿好晴天！祈祷上天显灵，普度众生。解放不久的鲁西南农村一穷二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几乎为零。大人们唉声叹气，我们小孩不知愁，照样玩。

       夏天来了，水面还没退到东地大沙河里去，两岸大田里半截麦棵还泡在水里。风浪所致，枯萎的麦子缠绕在一起，浮在水面上，不少水鸟在上面做巢下蛋。放学了就跟着大些的孩子们下地割草喂羊，到麦地边上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跳到水里找鸟蛋，有时还能抓到小鸟娃，拿回家当宝贝似的养着，特开心！水很浅，也很清，下面全是软软的细沙。静静的水面下能看到小鱼在蓝天白云间穿梭，有时还能看见里面有月亮，似乎深不见底，吓得我不敢再向前淌，生怕一脚踏空掉下去似的。若口渴了，低头洗洗手，捧起水就能喝，平安无事，还甜甜的。

       后来水基本退完了，仅留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坑，里面都有鱼，大的像木梳，小的如柳叶。我们放学后就往水边跑，用割草篮子捞鱼。天黑了，用蓖麻子叶包着鱼，心里想着油炸小鱼的美味，挎着半篮子草兴冲冲回家，成为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

       从记事起，我就觉得父亲是个万能的人。家中的难事都能解决，无论是家族的难事，邻家的难事，村上的难事，大人们都去找他商量解决。他协调能力特强，好像没有他办不好的事，到哪里都受欢迎，天生就是个问事的人，成为全村公认的“清亮人”。能写会算还是党员，从村干部提拔到乡干部，很快又从乡干部提拔到王浩屯公社干部。有次母亲让我带着鸡蛋到公社去看望他，吃午饭时听到别人喊他“祁秘书！”。

       回家后原原本本学给了母亲，母亲说:“秘书是啥官？”我说:“不知道！”

       从上小学父亲就常对我说:你是家中老大，要好好学习，给弟弟妹妹们做个好榜样，小的都跟大的学。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懒惰是困难的因素，勤劳是幸福的母亲”。这几句话我牢记在心，受益终生。

       12岁那年，1961年，我从王浩屯完小以优异成绩考入菏泽一中初中部。王浩屯完小的葛老师带我们几个进城照相，考试报名；也是葛老师带我们到菏泽一中参加中考。记得中午带我们坐在东方红大街《红旗影院》前的台阶上，吃自带的干馍喝水休息，下午接着考试。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照相。

       自从考入菏泽一中以来，父亲就生病长期住在菏泽干部疗养院（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前身），说是肝炎。一直到1968年我在校应征入伍，他还在住院。

        我的妹妹、弟弟相继出生，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父亲常年住院，很少在家。母亲一人承担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要去生产队出工挣工分；还要回家带着一群孩子；奉养着年迈的公婆。

       母亲里里外外一个人，在家当娘，扶老携幼；在外当爹，替夫顶天。再苦再累也得支撑着这个家，再委屈也没处说，再难也要领着孩子们往前走。幸亏离齐家庄姥爷姥娘家近，不足三里路，有他们帮衬吃穿用度，我们才勉强度过了那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

       孩子多，劳力少，在生产队里年年是缺粮户。每逢年底结算，别人家都能多少从生产大队分些钱粮回家过年，我家年年都要补交100多元的缺粮款。辛辛苦苦喂养了一年的大猪，年底要眼巴巴地交给生产大队，作价，抵上全年结算的缺粮款；有时卖猪钱还抵不够缺粮款，就只好拖到下一年再还。那些年全家日子过得很清苦，正如外人所说: 家中一群“黄嘴叉”，没有一个中用的。好似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

       记得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把我从学校叫出来，到一中前街，《红卫照相馆》照了个合影。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他正襟危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戴着红领巾站在他身旁，还没他高，13岁的我又黄又瘦又矮。我隐隐知道，他可能病重了。

       我能在这继续上学，实属不易。我知道，我还没能力分担他的压力，在学校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的血汗钱，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父母。我决心不辜负父母的希望，好好学习，早日替父母分担生活重担。

       当时适逢教育改革实行五年一贯制，六年的初高中课程，五年完成。第五年直接参加高考，简称为：大改班。学校安排四个班学英语，四个班学俄语，我被分在俄语班。

        因为我在班内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初中三年都被老师排在第一排中间。学习吃苦，思想单纯，成绩较好，选我当了俄语课代表，负责收交作业。记得冬天我戴个没盖儿的“火车头”帽子像个男孩子，教俄语的党老师常拍着我的头说:“好好学习，18岁的大学生！”

        初中三年，我几乎从未出去玩过一次。唯有一次就是跟着同班好朋友祝兆敏去《南华影院》看了一场黑白电影《马兰花》，真好看！据说她父亲是县委副书记。

        1964年初中读完了，继续留校上高中还是考中专？这是我们每个毕业生面临的选择。我当然愿意留校上高中考大学，但是家里太困难了，每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交不起。

       我是农业户口，每个月要交粮票或粮食换馍票、买菜票。 我的助学金是每月三元五角，自付两元五角。这两元五角对我来说都是个难题，父亲住院不在家，母亲为我常常到生产队会计那借钱。再说姐妹兄弟五人，父亲身体不好，若有个万一，谁来供养他们上学生活？我是家中老大，理应尽早就业挣钱养家，替父母分忧。我如果能上中专，就不用再交伙食费，国家全管；毕业就分配工作，领工资。

       要上中专，农业户口的学生只有报考卫校、师范两个选择。非农业户口才能报技校。我是农业户口学生，只好心中流着泪，选择了报考师范。

       还有就是师范有两年的免费高中课，第三年才学专业，成绩好的话第三年可以跟着参加高考。我想：先上这两年不用花钱的高中课，第三年如果父亲病体好转，我就争取参加高考。

       班主任老师给我做工作，要我继续留校上高中考大学。我心中主意已定，依然以高分数考入了菏泽师范学校。

        眼看师范要毕业了，父亲的病也明显好转了，我正想打听着如何参加高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个学校都闹革命，成立战斗队；大鸣大放大辩论，全国停工停产停课；在学校除了练练字啥也学不了，还不如回家帮大人干活。我就悄悄回家了。

       1968年开春接学校通知，返校复课，毕业班等分配。文革三年，三年没招生，三年没分配，三年没征兵。66、67、68三年的大中专毕业生都窝在学校，我是67届应届毕业生，等待分配。

        学校又接通知：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征兵。菏泽师范不仅征男兵，还有一个女兵名额。女兵年龄限制在16岁到19岁，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

       我年龄正好，不满19岁，就毫无压力地报名了。选上更好，选不上可以高考，也可以分配教学当老师，反正落不了空。

        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征女兵，条件格外苛刻，像选拔飞行员一样查体，查全身；像选拔飞行员一样进行政治审查，派专人查五代社会关系。一关关查，一关关过，真没有想到这个全校瞩目的名额，最后竟落在我的头上，谢天谢地！这对于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太高兴了。赶忙跑到还在住院的父亲那里告诉他：我在学校选上女兵了！

      他还不相信，说女孩子当兵，哪能那么容易，说当上就当上啦？我到县武装部问问去，是真是假。

      1968年3月8号，我校接到正式通知，我合格应征入伍，让我填写《新兵入伍登记表》。班里的男女同学都替我高兴，表格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还共同给我商量了一个新名：祁继洪。记得学校教务处的金梅先主任给我胸前戴上大红花，组织带领在校所有班级的代表，敲锣打鼓带队步行，从菏泽师范学校把我送到县武装部，这是我人生中最风光的记忆。

       全菏泽地区9个县，共有十五名新征女兵，报到后，集体吃住，洗澡换装，次日出发。到哪里去保密，干什么工作保密。

       次日，父亲和家族中的一位堂哥赶来送我，看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身新绿，除了没有领章帽徽，啥都齐了。父亲眼里还含着不舍的眼泪。我把换下来的一小捆旧衣裤交给他们，说：这是大喜事，别掉泪，回去吧回去吧！转身满心高兴地回到公交车上，准备出发。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去干啥。

        我长大了！我要飞出菏泽了！

        不管去哪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觉得我都不会胆怯害怕，自己对自己信心满满，从此走向了十多年的军营之路。

       我入伍了，我家大门上理所当然地挂上了《军属光荣》的牌子。后来听说我父亲也病愈出院上班了。

       年终生产队结算时，免去了我家的全部缺粮款。春节前大队的干部们还带着春联、物品到我家中慰问。多年的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第二年我家就重新翻盖了三间堂屋。年迈的爷爷高兴地说：看看吧，看看吧，闺女比儿子还中用呢！

       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家也从温饱逐步向小康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