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南烧锅 悠悠岁月情
持之以恒，以专注成就非凡；精益求精，用品质赢得市场。寒地黑土，中华粮仓；龙江品牌，匠心制造。南有“嘉兴红船”，北有“南烧锅酒”。与伟大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南烧锅酒业，经历了民国、建党、抗联、建国和改革开放，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勃利县最早的工商业户。公司虽几易其名，但基业未改、传承有序、不愧光阴，不负韶华。
七分原料，三分酿造，南烧锅人笃信好酒是“种”出来的。寒地赋龙江，黑土馈中华。黑龙江省处于世界农业种植黄金纬度带，还是东北黑土地的核心区，是耕地中的“大熊猫”。寒地黑土，可以说是“一两土二两油”，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农作物一定是中国最好的粮食。发源于完达山脉，由很多山涧小溪和泉眼汇流成的倭肯河，流经勃利。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对于酿酒人来说是一方好水土酿一方好酒。正是 “粮为酒之肉，水为酒之血，曲为酒之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水源优势为南烧锅酒提供了品质的保证。
近年来，南烧锅酒业将传统精湛的酿酒工艺与现代科技创新手法相融合，结合黑龙江省的特殊气候条件，融中国白酒酱、浓、清三大香型工艺精华于一体，独具匠心地研发了芝麻香型“南烧锅”系列白酒。产品选用优质东北红高粱、大米、小麦、玉米、小米五种粮食为原料,采用专用酒曲，经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蒸馏、分级摘酒、陶坛老熟等工艺流程 ,存久厚重。具有芝香典雅、甘润挺爽、细腻醇和、诸味协调、尾净幽长等特点，公司精益求精，严把每一道工序，确保每一瓶酒的品质卓越，南烧锅酒被评为“龙江老字号”、“黑龙江省著名商标”、“黑龙江省名牌产品”和“东北特产食品”等荣誉称号。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南烧锅人现正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将以市场为中心、以文化为引擎、以服务为准则，全力开辟南烧锅特色发展之路，打造厂商共赢新生态，让南烧锅酒走向更远。
品南烧锅佳酿，享好日子人生！
黑龙江南烧锅酒业百年酒文化
百年南烧锅酿酒史稽考
勃利县资格最老的烧锅
黑龙江南烧锅酒业档案室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文件:一张泛黄的奖状大小的牛皮纸，上边的表格和字迹清晰可见。这是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印制的公营及公私合营工矿企业调查表，制于1950年3月。该表记载:松江省勃利县企业公司油酒厂，本企业最初开工年份为公历1921年，本企业最近重新装置年份为公历1947年，厂长，刘仁甫。
1992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勃利县志》记载:“1921年秋，由栾明九、王喜亭、殷达舟等人合资1.8万元哈大洋，开设阜丰涌烧锅。”这是勃利县权威记载的第一家酿酒烧锅，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提起“南烧锅”这个老字号，勃利县几乎家喻户晓。1935年以前，“南烧锅”的名字叫“阜丰涌”、“达泉涌”，与之同时在勃利县东门里路南，还有一个烧锅叫汇丰昌，因其两个烧锅坐落的方向不同，一个在南，另一个在东，为了便于记忆和称呼起见，勃利县人便把在南的“达泉涌”叫南烧锅，在东的汇丰昌叫东烧锅。
现在的东烧锅已不存在，因为它改为了制油厂，而南烧锅却仍屹立在南大街上，并成为了黑龙江省小有名气的勃利县制酒厂，本世纪初，为了扩大规模进行异地改造，改名为黑龙江省九龙泉酒业。
1935年1月，达泉涌因经营不善兑给济东公司。济东公司的全部人马，以及设备都迁入了南烧锅，更名为济东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济东源”。
《勃利文史资料》一书中有秦德仁撰写的《建国前的勃利工业概况》记载:“当时勃利民族工业资格最老的，得算是济东源烧锅，有房子三十二间，酒窖八个，日产白酒四百公斤。
勃利县第一家公司化运营企业
济东源经营有方，在于该公司成立之初，就制订了奋斗目标和实施方案。
所谓的奋斗目标是:扩大公司，增长利润。所谓的实施方案是:找门路，顾效益，广招徕，重信誉，童不欺，叟有序，惠职工，微不弃，这二十四个字的实施方案，至今仍是已百年南烧锅的经营之魂。
齐耀祖在《勃利文史资料》一书中的《南烧锅》文章中记载:“公司所制定的二十四个字的实施方案，是起家的法宝，行动的指南。”
所谓的“找门路”，是指凡有利于公司的事，只要行得通，能为奋斗目标服务的，经董事会的批准或司务委员决定，就立即执行，如公司成立之初的以粮换酒、代料加工，既解决了原料问题，还因为免费为客户存酒、随时取用而赢得了口碑。
所谓的“顾效益”，是指为实现奋斗目标，公司把信息交流视为珍宝。譬如闻知马桥河、穆棱一带瓶装白酒价格较散白酒高出百分之十，而且又易于销售，他们便马上设置压盖机，购瓶装酒，连续外运。
所谓的“广招徕”，是指他们做到了顾客之上。譬如有人手头不便，公司会无息借钱;对外乡来者，不管几日，都供以食宿，不收分文;街内或近道者，招待午饭;平时烟茶侍候，饮酒随意。借助顾客之口一传十、十传百，广为宣扬。
所谓的“重信誉”，是指信誉是他们的生命。譬如瓶酒封皮说是六十五度，少一度也不装瓶，绝不含糊。再如平时贷款到期必还，决不拖延一日，无钱宁愿借高利债也不失言。对内说啥算啥，决不失言。嬖如:年初说买卖赚钱，要按身份给奖金，还要按股份分红利。
《南烧锅》记载:1935年底，公司真的有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头一个年就财运亨通，所以上自经理，下至学徒，都得到了不同数目的奖金和红利.
所谓“童不欺、叟有序”，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顾客，是小孩还是老人，都一视同仁，殷勤接待，也使这些人有机会领略一下济东源所言不谬，而不能因小失大，使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所谓“惠职工”，是指济东源的董事经理们，一直认为买卖的兴衰，关键在于职工的用力与否，职工如能齐心协力，上下一致，则生意兴隆，否则各自离心，生意必定败落。
《南烧锅》记载:惠职工制度之一的优节办法，是每逢过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都给职工送些过节用的物品。如猪肉、蔬菜若干，一大瓶酒和三斤油。尤其在困难补助和婚丧嫁娶上，更是安定职工情绪的绝妙办法。在职工极端困难，取借无门的情况下，送去补助款，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在一般商店、作坊是不多见的。譬如:机器房的张济公父亲去世，正愁无钱安葬，公司就派专管人事掌柜送去了补助款，带他度过了难关，这就把职工感动的五体投地。
所谓的“微不弃”，指的这是公司起家之本，无论办什么事，都经过精打细算，杜绝任何浪费和无故丢掉。他们对浪费视如仇敌。无论厨房、柜房、甑房、油坊、米房、机房等地，无处不贴有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标语口号。发现浪费问题，就拿责任人是问，不是免掉酬劳费，就是减少年末奖金，所以全体职工莫不以浪费为耻，而以勤俭节约为荣。
百年好人酿百年好酒
南烧锅酒前身的济东源公司吸取了达泉涌的人事混乱，责任不清，私自卖酒无人管，丢东西无人问的教训，把工分的很细，各把一关，责任清楚，互相监督，这是济东源加强管理的一条重要措施。
公司成立后，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是济东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凡属公司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公司的兴衰攸关的，如增添不动产，购置固定资产，利润分配等，必须经董事会会议通过才能执行，个人不得乱行其事。
董事会设有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董事十六人，秘书长一人，副董事长和秘书长是由第一届董事会推选的。董事长齐述作兼公司经理，掌握济东源的主脉，凡属济东源的日常事务，不论大小，必须经其批阅，方准执行。
副董事长兼公司经理陈永蕃，他对经理负责。与经理共同掌握公司一切事务，并主管外事往来的事宜，经理不在时代理其职务。
在经理、副经理的领导下，设有总务、营业、院心、曲甑等四个科，在各科中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部位上，也都有专人负责。此外，在经理和副经理的领导下，还设有两个委员会，为公司出谋划策。
一是经理为主任、以副经理为副主任的济东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司务委员会，另一个是以院心科科长和副科长以及曲甑科长为正副主任的增产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解决增产问题，经过会议研究，确定如何适应时势进行生产，如何发挥潜力改进生产，如何按市场需求增加生产。一经决议，便立即执行。
譬如在酒的问题上，他们认为“酒”是济东源的命根子。酒好则命存，酒劣则命亡。因而他们时刻注重提高酒的品质，研究如何酿出优质酒来，在委员会的钻研下，终于提出了改进方案.
经董事会讨论，一致认为切实可行，批准了这个方案，酒的品质提升了，产出了清冽醇香的白酒来。所以一提到南烧锅白酒，人人赞不绝口，创出了声誉，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这个方案主要是抓住了制酒的三大要素:水、技、曲，缺一不可。
水，没有好水酿不出好酒，而南烧锅的水是得天独厚的天然好水。 用它酿造出的酒，味醇口爽，酒香不散。
技，是酿酒的核心。没有好的技术，就酿不出好酒来，而这种技术，又是极端保密的。旧时代的手艺人，宁愿把技术烂在肚子里，也绝不传人，而济东源的大酒匠纪师傅，却是技术半公开的奇人，他能传授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因而他所带的徒弟都能学到真功夫，所以酿
出的酒，味正醇香，与众不同。
酿酒优劣的另一个主要因素，那就是曲，没有纯正的曲，就酿不出优质酒的。济东源的酒，之所以能誉满依、勃、穆，远达马桥河、哈尔滨一带的原因，是与有好曲分不开的。制曲的刘曲头，也不是一般的曲头，他精通制曲业务，掌握制曲奥秘，制出的曲最适于酿造优质酒。
酒匠和曲头，据说自古以来就是不合的，虽不视为仇家，也不愿共桌。可是南烧锅的纪师傅和刘曲头，却不一样，他们二人都有一等的人品，所以配合的非常默契和融洽。他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质量和产量的问题，南烧锅酒能够享誉一方，他俩功不可没。
袁大姐妙说烧锅“南”
陈部长挥毫“南烧锅”
《勃利文史资料合辑》书中，收录了一篇任永华撰写的《陈郁夫妇在勃利》的文章，该文记载说:"青年教师齐亮祖，他父亲是勃利县有名的'六大家’之一，土改时被镇压。对这样的青年，袁博之同志非但不嫌弃，还派人把他请来，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使他放弃了想去蒋管区的打算，毅然到中学任教，走上了革命道路。"
《勃利文史资料合辑》书中，亦有一篇齐耀祖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勃利“六大家”》记载说:“遂于1935年上期，达成收购协议。至此济东公司就合在一起，定名为济东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济东源。济东源便成为以制酒为主的制酒制油企业，旧称为南烧锅……大家又一致推选齐述作为董事长兼经理。齐述作原名齐殿文，字圣言，辽阳县人，自幼寡言少语，不善应酬，更不会交际。”
从以上文史资料可以判断出，齐述作也就是齐圣言，是勃利六大家之一南烧锅的董事长，是齐亮祖的父亲。
《勃利文史资料合辑》中还有一篇张彤撰写的《追忆袁博之同志》，该文记载说:“1947年2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陈老(陈郁)和袁大姐(袁博之)调往鸡西开展工人运动……火车站人群熙熙攘攘，携手相送，依依不舍，有一位青年教师齐亮祖，是伪满新京医科大学的肄业生，在中学担任数学教员。他家是开'烧锅’的(酿酒作坊)，他的父亲在反霸斗争中，被我政府镇压……他含着热泪牵着袁大姐的手说:'袁妈妈，我真舍不得你走呀!”
这陈郁和袁博之是谁?为何跟齐亮祖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中共党史记载:陈郁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45年9月，党中央派陈郁到东北工作，1946年调任合江省依勃桦地区党委书记、勃利军分区政委、三五九旅政委，1946年11月20日，三五九旅在勃利活捉谢文东，就是陈郁政委亲自指挥的。1949 年，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1972年，任广东省委书记。
《陈郁夫妇在勃利》一文记载说:“袁博之同志，1904年生于'书香门第’，在武汉求学期间，受其老师董必武的影响，向往革命，追求进步。1941年在延安，经李富春同志做陈郁的工作，蔡畅做袁博之的工作，陈郁和袁博之成为知己。1942年，邓发做主持人，陈郁和袁博之举行了婚礼。消息传到远在重庆的董必武那里，董老异常高兴，一连赋诗两首祝贺岭南'英雄’陈郁和楚中'佳丽’袁博之珠联壁合.”
《追忆袁博之同志》记载说:“日月如梭，斗转物移。1984年8月，我随袁大姐一道回访阔别三十七年的勃利县，亲身感受到三十八年前，陈老和袁大姐播下爱护知识分子的种子，今天已是硕果累累。前面讲到的齐亮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又被提拔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
见到袁大姐时，齐亮祖虽然不再稚气地喊'袁妈妈’了，但仍是激动不已地握住大姐的手边摇边说:'大姐啊，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您和陈老当年对我们的讲话，我们从陈老那里知道了革命，知道了共产党。从您的身上我们开始信仰共产党。
在归途的飞机上，她仍然惦记着那些曾朝夕相处过的青年人，她嘱咐我给齐亮祖写信，告诉他要修饰边幅，注意仪表;作为一校之长，应当有端庄的仪容，严谨的作风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78岁的秦德仁是南烧锅酒厂至今健在的老员工之一。至今仍在研究南烧锅酒文化。据他考证，上世纪60年代，酒厂的档案室里还曾经保存了一幅用毛笔写的“南烧锅”三个字，据酒厂首任厂长霍义亮介绍，这幅字的作者可有来头，是在中央政府当部长的人在勃利工作时写的。
从勃利县已有的史料记载看，写这三个字的人，只有陈郁部长的身份最相当。
秦德仁说，据了解此事的霍义亮回忆:1946年11月，陈郁与袁博之吃晚饭，向来不沾酒的陈郁因为活捉了谢文东，忽然来了兴致，叫警卫员送来了一壶烫好的“南烧锅”，陈郁呷了一口，问袁博之，这“南烧锅”三个字怎么解释?一旁的警卫员抢着插话说，因为这酒坊在勃利县城的南边，所以就叫“南烧锅”。
袁博之小酌了一口，想了想说，道理是这样，但文化却不可能这么简单。她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出自《诗经周南》，因在从周王都城的南边采集而得名。
说起这个代表方向的“南”字，人们自然会想起1500年前田园
派诗歌鼻祖、晋代大诗人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名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时人虽然几乎皆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只有喜欢喝酒吟诗的文人墨客，才知道陶夫子也是个有名的“大酒缸”，只不过，陶圣人酒意上来了诗意也上来了，他借诗气抒发酒气，而不像有些人借酒发疯。所以，陶渊明酒后留给后人好诗一堆，而嗜酒的人酒后却留下秽物一堆，这是不是“酒品看人品”的典型写照呢!
“还是博之有文采。”陈郁说完，将一小杯酒一饮而进，然后离桌，提笔写下了“南烧锅”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是对夫人袁博之文采的褒扬，还是另有深意，恐怕已经成为了不解之谜来。
陈郁、袁博之夫妇离开勃利的 1947年,“济东源”正式更名“南烧锅"。故人已去，但南烧锅酒至今飘香在勃利的大街小巷，正应了陈郁部长夫人袁博之所言:道理是这样，但(南烧锅)酒文化却不可能这么简单!
据说，陈郁和袁博之夫妇走后不久，勃利县政府就接管了“新兴源”，在讨论改名字的时候，有人说陈郁书记曾经写过“南烧锅”三个字，于是就改名“南烧锅”。《勃利县(南烧锅)制酒厂厂志)》记载:“1947年6 月，县政府接管“新兴源”，改名“南烧锅”，杨春森任厂长。”
勃利“开国县长”与南烧锅酒的故事
勃利是新中国解放最早的县份之一。所以，曹静波在《记忆宝库中的珍品--开国县长的戎马生涯与任职琐记》中记载:刘铁石同志系勃利县解放后的第五任县长，由于他在任期间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所以大家都叫他“开国县长”
刘铁石祖籍山东诸城。这位开国县长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性格天生直爽倔强”，加上他多年抗联密营的生活，养成了“说话随便、办事干脆、没有官架、关怀下级、不重礼仪、穿着简朴”的习惯，但有时也脾气暴躁。
该文记载:“刘铁石在抗日战争艰苦年代曾 62天没吃过米粒，李兆麟将军也7天没有粮食吃。他们饿的眼睛都发蓝了，终于在树上找到了一张被蛆成筛子眼的马皮，煮烂后，每人只分到二寸宽半尺长的一块来充饥。因此，他对粮食有特殊的感情。”
据说，有一次县劳改农场因管理不善烂掉了1万多斤麦子，气得他掏出手枪要枪毙做错事的人，要不是警卫员拦得快，非得犯大错误不可。
这位开国县长爱喝本县的“南烧锅”酒。该文记载说:“1950年12月中旬，县委抽我和刘铁石、县委组织部长林源同志，去大四站搞选代表试点工作。铁石同志有个从不离身的胶盖小酒瓶，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能装二两酒。在大四站工作期间，他天天在黄昏前偷着塞给我五角钱，让我到饭店去给他买二两酒和二两切碎的猪头肉，临睡前他总要就着猪头肉喝几口酒，说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因此事，他已多次挨过林源同志的批评，可就是改不了。”
该文还记载说:1950年12月24日，铁石同志调到东北局工作，在牡丹江换车时由于没买到卧铺票,只好坐硬板,半夜时县长肚子痛，就掏出随身带的小酒瓶喝了几口酒，迷迷乎乎似睡非睡地到了天亮，火车进哈尔滨火车站后，他对我们说:“你俩不要急着出站，省着挤，我先出去找车，然后咱们一起去洗个澡，洗完澡我请你俩下馆子。"
离出口还有约40米时，便听到县长的骂人声。原来是他加楔被公安干警拽了出来，人家看他护照名叫刘铁石，护照还盖着刘铁石的大印章,再看他穿着油渍麻哈的旧大衣,狐狸皮棉帽两耳快磨光板了。
一点不像个县长的样子，公安干警便起了疑心，就问他你们县长叫刘铁石，你怎么也叫刘铁石?
县长火气十足地答:“我怎么就不能当县长!”公安人员把他拽到边上，准备放完人再审他，他骂着说:“快把你们徐处长给我叫来。人家却不理他。
他高声对我俩喊:“你们出去在外边等我。”他这一声喊可给我俩招来了麻烦，一个女兵马上把我拽出队列站在右边，一个男兵把孟拽到左边。
我觉得右肩太重，便把背兜摘下往地上使劲一放，兜内发出铁器碰撞的声音。女兵把兜口绳解开往里一看，说时迟时快，只见她把背兜往身后一拎，手握橹子抢对着我喊“别动”，她的喊声立刻引来六七个公安干警,他们围上来用枪把我俩逼进验票出口边上房山头的屋里，同时也把刘县长架进来，我们3人各站一个墙角，身后都有枪顶住。
县长大骂道:“别把抢弄响了，快把徐处长叫来见我，他妈的你管的是什么兵。”有人去找徐处长，只听身后“哗”的一声有人将背兜之物倒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匣枪，一把橹子和数百发子弹，还有那个县长随身携带的小酒瓶，已经摔碎了，酒的香味也飘了起来。
这些东西都装在背篼里的那双高腰毡疙瘩靴中，刘县长这时才明白，公安们采取如此手段，是因为带了枪弹。
公安人员问县长:“你的枪证呢?”县长说:“我用枪几十年还没人给我发枪证呢。”正在这时，由套间走出来一个人，来人一声“报告”，我们身后的枪立刻都收了起来。
我们回过头一看，一个矮个子腰扎皮带挂匣枪的警官正举手对着县长立正说:“老首长误会了。”县长骂道:“你他妈回家抱孩子去吧。”原来，来人正是徐处长，以前是刘县长的警卫员。
“把老首长的宝贝疙瘩都打碎了，回头我跟您弄一个，您没有酒可不行，不喝两口，睡不着觉.”徐处长边说边他手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领导，勃利县长。”他们听后赶紧把枪和弹药给装起来。县长对徐处长说:“快弄车送我走”。徐处长一边派人去调车，一边对他们说:“我给老首长当了10年的警卫员，他总是穿戴着这套帽。”
虽然是一场误会，但火车站抓到3个特务的事很快传遍了哈尔滨。刘铁石1904年出生，他官至辽宁省、吉林省地质局副局长，1992年1月29日病逝，享年 89岁。
国民党上将谢文东共产党司令孙靖宇与南烧锅酒的故事
谢文东 从抗联军长到国民党上将
勃利作为东北根据地的最北方，因为距离前苏联很近，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之一。清亡，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军阀割据混战，这里很早就为日本鬼子所盘踞经营，勃利密塞成为继东宁要塞、虎头要塞后，所发现的日寇在我国东北的重要军事重地之一。
二战末期，前苏联红军很快解放东北，这块富得流油的黑土地，率先成为国共两党死争之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共产党和大大小小的当地土匪头子，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人生大戏，正义亦或邪恶虽然早有历史的定论，但回头重品那段历史
仍令人唏嘘不已。
善恶取舍一念间，人生成败一件事。今天，我们从中撷取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几乎在勃利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叫谢文东，一位叫孙靖宇，他们充满传奇和戏剧性的人生，就像我们回味一杯陈年的南烧锅酒，越品越有陈味道。
1934年3月10日，谢文东领导了家乡依兰县土龙山反抗日本鬼子的农民暴动，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军”，谢为总司令。《谢文东的一生》记载:这次战斗不到一小时结束，打死打伤日本兵和伪军 40余人。
这次暴动，不仅轰动了全国，还轰动了世界。日本关东军在战报上称，“本军63联队长饭冢大佐于将校之战亡者，自满洲事变以来为第三人。”饭冢死后晋级为少将。
在同年3月13日的中国《大公报》上，刊登了土龙山农民暴动，打死日军陆军大佐的消息。同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中国农民暴动的消息。
1936年中共中央发表的抗日救国“八一宣言”中，谢文东还被作为民族英雄，与杨靖宇将军等人的名字并列。1936年9月，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任军长，当时，谢已是50岁的人了。
1939年3月，抗联第八军受挫，其属下6个师，有5个师长降敌，1个师溃散，全军仅剩其军部30多人。这位在抗战中，一家大小八口都被日寇杀害的抗日英雄，却投降了日本人。《谢文东的一生》记载，日本人考虑为侵华战争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将谢文东在日本国访问活动排成电影，到处放映，以扩大政治影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谢文东凭他曾是抗联军长的名声，旋即在勃利拉起了一支有1000多人的队伍，号称“三江人民自治军”。
为迅速扩大队伍，当时国共双方都将东北一些地方武装势力、“胡子”、投降的伪军收编为自己的部队，但在国共双方谁胜谁负的态势尚不明朗的形势下，谢文东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所谓“国军十五集团军东北先遣军上将”虚衔身份《林海雪原》或《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些牡丹江地区的匪帮，如许大马棒、座山雕等的衔头，最大也不过是东北先遣军“少将”旅长之类))，而终遭毁灭。
1945年至1946年上半年，中共合江省委、省政府都几次派人劝谢文东来做“八路”，对他曾降日的历史也表示不记旧帐，只要他能过来，时任合江省省长的李延禄，就曾是抗联第四军军长，与谢文东并肩一起战斗过，私人关系也很好，李延禄也数次给谢口信，希望谢重新参加中共的武装行列。可惜，谢文东这一次彻底看错了形势，走错了方向，几个月后局势突变，国民党在东北节节溃败，谢文东的命运，便迅速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1946年11月21日，谢文东在勃利被抓获，12月3日被枪决。谢文东最愿意喝一口南烧锅，据酒厂老工人回忆,不管他用什么身份，只要在勃利，必吃住在“南烧锅”。临受刑前，他要求来一碗“南烧锅”，考虑到他国民党“上将”的身份，八路军首长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拖延时间保命。为了庆祝活捉谢文东的胜利，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活捉谢文东》，在各地放映。
《公审谢文东纪实》记载:因为公审大会，没有把谢文东当即押赴刑场，随后传出谣言，说什么“林彪打来电报要见见谢文东”，“李延禄写过信来不让杀谢文东”。又说:“谢文东抗日有功，打死过日酋饭冢大佐”等等，因而给人民留下了疑团。
孙靖宇 千秋功过有评说
谢文东的一生悲喜交加，而与其命运相连的孙靖字，其结局更让人概叹。
孙靖宇生于1912年，12岁读书，1931年念完高小，考入依兰师范学校。1933年毕业回到勃利，权琅轩、杨景和、于宽洪著《孙靖字传略》记载:他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祖上山东蓬莱，诗书传家，没落后举家到东北吉林，艰辛创业，数年有成。后因军阀混战，父亲孙吉龙遂于1922年春，带领全家继续北上，逃荒到当时被称为北大荒的黑龙江省勃利县，租种地主兼资本家“阜丰涵”酒坊老板曾子固的土地为生。
《孙靖宇传略》还记载:“1934年春，经党组织批准孙靖宇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五个人，于1935年8月的一天，张张扬扬地在街上买酒买菜，又买了一只大公鸡，然后到关帝庙内，焚香叩头，郑重其事地拜了把兄弟。他们乘四周无人，便由李成林同志领着大家举起拳头宣誓:'忠诚党的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保守党的机密，维护党的团结，永不反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生命不息、战斗不已。’”
1936年7月，孙靖宇因身份暴露，组织决定排他到苏联学习。1938年春，孙靖宇奉命回国，进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1938年，率领180名抗大毕业学员奔赴鲁中抗日前线。1940年，他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四科科长。1945年9月15日，党中央作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孙靖字回到东北，东北局任命孙靖宇任“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三江专员公署专员。1945年10月25日，孙靖宇率部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勃利。
此时，谢文东已经拉起了队伍，当起了司令。因为他和孙靖宇的父亲认过同宗(孙靖宇原名孙荣)，还当过抗联八军军长，他带着南烧锅酒来看自己的“侄子”，几杯酒落肚，孙靖宇信任的任命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团长”，后为“三江人民自治军富锦地区司令”。孙靖宇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位同宗叔叔，回去不久，就秘密揣了一张“国军十五集团军东北先遣军上将”的任命书。
随着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谢文东旋即叛变了革命，但很快被八路军三五九旅击溃并枪毙，孙蜻宇“用人不当”的事实成为了上级组织对他批判的正当理由。其后，他被调离降职并在哈尔滨疗伤
1946年8月末，在跟林彪的一次邂逅谈话后，孙靖宇自杀在哈尔滨太阳岛。不久，合江省委(时任书记张闻天)作出了孙靖宇“逃跑叛变未遂而自杀”的结论，宣布开除他党籍。36 岁的孙靖宇，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据孙靖宇的妻子姜玉回忆说:“孙靖宇告诉姜玉，林彪找他谈话，说他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收编地方武装，酿成土匪叛乱，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他不服，进行辩解。他俩谈僵了，林彪气得拍了桌子，下了他的枪，让他停职检查。”
“太阳岛的枪声，一时成为许多人的不解之谜”。
1983年，原合江地委和行署邀请李范五(时任合江省长)、何运红、彭施鲁、鲍品一等当年战斗在勃利的20多位老前辈，一边品着南烧锅酒，一边座谈合江地区的革命历史。在谈到孙靖字的是非功过时，多数同志认为:“孙靖宇同志的一生，信念是坚定地，旗帜是鲜明的，工作是勤劳的，作战是奋不顾身的，指挥是勇敢果断的，执行党的指示和政策是坚决的，虽然他自身还存在着错误，有的错误还比较严重……应该说，孙靖宇还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
千秋功过一杯酒，其中滋味，人民自有评说。
南烧锅酒“虎骨酒熊掌宴”风波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年代，勃利县不仅野鹿。野猪成群，就连熊嗐子伤人，甚至虎啸山林，也时有耳闻。
野兽多，狩猎随之而来。一些有趣的山规林俗至今仍是勃利老人们酒后的谈资。如，打死野兽不能说“死”，得说“老”，打没打死得说“老没老”，因为炮手最忌讳说“死”字;老虎不叫老虎叫“西毛子”，属虎的得说是属猫的等等。
勃利野鹿多。当地文献记载:猎鹿，最绝招是俄人猎手在鹿交配期间，用一种叫走马芹的植物做成笛子，吹出的声音如雌鹿发情时的求偶声，雄鹿循声而来，自然撞上猎人的枪口。俄人曾一天打死30多只，引起当地“炮手”强烈不满。之后，当地政府要求俄人禁用此方法。
说起黑瞎子，当地文献也有很多的记载。如“黑瞎子掰苞米”，说黑瞎子在苞米地里吃饱后，还想带走一些，就顺着垄掰，先掰俩苞米夹在腋下，然后再掰两穗，原来的两穗掉到地下，如此反复，直辫到这垄的最后一穗，因为玉米还不成熟，所以很是祸害人;黑嗐子站立看物，必用爪掀开像帘子的长眼毛，故有“黑瞎子打立正---手遮天”的歇后语;立秋后，黑嗐子膘肥体胖行动笨拙，或调教小熊爬树，往往爬上去却下不来，直摔得嗷嗷叫，故有形容人摔倒叫“黑嗐子跌膘”;黑嗐子喜欢甜食，偷吃蜂蜜大把往嘴里送，故又有“黑嗐子吃蜂蜜--大把墁”的歇后语。
勃利县密林里曾经生活着很多老虎。据记载:倭肯河发源地的大金沙河和正身河流域方圆百里皆为原始森林，山高林密，水草丰盛是马鹿、梅花鹿、狍子、野猪等食草动物的“天堂”，自然也为老虎栖息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据至今健在的老猎人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看到此地有 30多只的虎队，平常三五成群时常出没。后来，前苏联的专业“炮手”经常来此地抓活虎，加上东北军区狩猎队带着冲锋枪施以毁灭性打击，老虎数量逐渐减少。有趣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里的老虎突然增加，有经验的“炮手”说朝鲜的老虎来“避难”，果然，停战后马上就少了。
当地文献记载，1954年春，俄人炮手5人到勃利县猎虎，被虎咬死一人。这年秋天，又有5人带着猎狗七八条过来，半个月活捉了一只老虎。
因为当地野兽多，对于当时大户人家来说，经常吃点野味也不算啥，要说吃上一顿有熊掌、鹿肉、野猪肉的大餐，再喝点虎骨酒补补身子，那可是几十年也难遇的事，但这事，在南烧锅就发生过一次。
齐耀祖撰写的《南烧锅》一文中记载说:"有一次因为开窖得胜，获得高产为了祝贺，特地给酒匠们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谁料到第二年这天，没有这样的筵席，还是按平时开饭，酒匠们就大为不满，交了围裙。他们不知其理由，经过调查，才了解在甄房工人中有个传统规矩。就是上年吃的不寻常的东西，下年今天还得吃这样东西，否则就交围裙，表示抗议。不获胜利决不复工。公司那里知道这个规矩，结果又重新摆宴席，一场风波，才算结束，不过公司从此也就不轻易给酒工们额外的吃喝了。"
据89岁的南烧锅酒厂退休老工人高霖阁讲，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南烧锅的掌柜因为这年冬天酒的质量和产量出奇的好，到佳木斯卖酒时，有下山的猎户提出用虎骨、熊掌、鹿筋等交换，想到酒班师傅们的辛苦，掌柜的就咬牙拿酒换了，没想到，这酿酒的规矩多，而且还改不了，所以起了风波。
虎骨酒因为泡在酒缸里，可以继续喝，可这熊掌和鹿筋上哪找去。最后，还是南烧锅的首席大酒师纪师傅给掌柜的支了一招:从佳木斯请来高明的厨师，用猪蹄子代替了熊掌，用牛筋代替了鹿筋，酿酒师傅们也是心知肚明，对掌柜的良苦用心自然心存感激，这酒的质量和产量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更好了。
勃利出孝子感天动地
彰义南烧锅孝道成酒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以“孝”为例，古代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孝”故事，譬如孝感动天、鹿乳奉亲、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卧冰求鲤、恣蚊饱血 、扼虎救父等，几乎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佛学中有佛祖“割肉喂鹰”传说;春秋时期，有“割肉奉君”典故;17 世纪的《弟子规》有训:"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高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
早年，在勃利县，有一个“割肉孝父”的故事足与古代的二十四孝相媲美。《勃利文史资料》有一篇刘运清撰写的《孝子坟采访记》文章，该文记载说:远近闻名的勃利县孝子坟的故事，很多年轻人很知晓……
该文讲述说:上世纪20年代初，祖籍黑龙江宾县的陈国栋居家搬迁到勃利县，以种地为生，经10年辛勤耕耘，连租地和垦荒，种植面积已达两方，一家十口人虽不算富裕，但团结和睦，尊老爱小，日子过得也很红火。
陈国栋身为长子，主动挑起治家重担，让二老颐养天年。平日什么活也不让老人干，老人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尽量设法让老人吃好喝好，还立下敬老家规，全家人必须严格遵守。
例如:有老人在场，任何人不准高声说话;不许嬉笑打闹;小孩子哭必立即抱走;早晚向老人请安问好等。
有一次，二老流露出想吃肉的意思，可是农村没有肉市场，也不是年节，村里也没有杀猪宰羊的，陈国栋想起李村不远的南山经常有野免、袍子出没，便向有狩猎经验的人请教，连夜下套子，不到三夭就套了一只野兔子，给老人炖了吃。
陈国栋老父，性格内向，寡言少语，遇事一袋一袋抽闷烟。有一天，因一点小事生开了闷气，一觉醒来，发现精神失常，真应了老百姓的那句“带气睡觉易中邪”的话。
开始，少言寡语，语无伦次，逐渐发展到见人就骂，举手就打的疯癫地步。即使这样，全家人仍对老人百依百顺，无任何怨言。有一次，老人抓起一根棍子就朝陈国栋打去，陈国栋立即跪下任老人打，直到棍子断了，才住手，陈国栋马上起来扶老人上炕躺下歇息。
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陈国栋为了给老人治病，想尽了办法。这样熬了五六年，忽然一人从下江传来专职疯病的偏方，用死孩子肉包饺子给病人吃，可立即见效.
陈国栋听后，拿起锋利的剃刀，从自己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搀和在馅子里给父亲包了饺子吃。老人吃后，虽然病情未见好转，只说了声饺子好吃，陈国栋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老人又要饺子吃，陈国栋胳膊伤口未愈，妻子便从乳房上割了块肉，满足了老人心愿……
“陈家人连续割自身肉尽孝心之举，当今人不可思议，即使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京城，“依兰镇守使李杜、依兰王道尹都送来了金匾，京城、省城有关部门也送来了牌匾。”(当时勃利归依兰管辖)
不久，陈国栋父亲去世，陈国栋决定上山守坟，这一守就是20年，陈国栋孤身守坟，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地士绅带头捐款为其立了牌坊，以颂扬孝道永世流传。"久之，人们很自然就把这坟称为孝子坟。”
陈国栋后人至今安在。据其讲述，牌匾在文革中毁于一旦，陈国栋也在文革中被从坟地赶回家，次年病逝，享年 89岁。
孝子坟与南烧锅本没有任何瓜葛，但为孝子碑捐款却清清楚楚记录在了《勃利酒厂厂志》早年大事记中:阜丰涌烧锅东家曾子固，为孝子碑捐款30块大洋，冀望孝子精神久久传世。
据89岁的南烧锅酒厂老保管员高霖阁讲，他听师傅说，当时，南烧锅掌柜想出一款“孝子酒”，曾任黑龙江都督的宋小濂闻讯后，在北京欣然为之题写了“孝道”酒名。
遗憾的是，酒未面世，勃利县即遇乱世，这款酒和孝子坟一样，渐渐成为了勃利县的百年记忆。
南烧锅见证起义军痛击日寇
《勃利县志》记载:南烧锅酿造始于1921年。从其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勃利大大小小的事件纠结在一起，甚至连勃利县惊天动地的那那些事，也都少不了这杯“南烧锅”酒。
《勃利县(南烧锅)制酒厂)》记载:1923年8月，土匪7人，夜闻酒坊强抢白酒十升许，打伤营事两人;1924年3月2日晚，土匪“仁义军”(外号傻子军)夜袭城镇，酒坊部分房屋受到焚毁。1929年6月，土匪4人，打砸抢夺南烧锅哈大洋一万元。11 月，因经营不当，土匪抢夺，资金周转困难，企业被迫停产;1930年2月，殷达州与刘跃武以哈大洋一万两千元，合伙买下“龙升泉”改商号为“达泉涌”烧锅，不久，又被“济东源”收购，勃利人太平酒没喝几天，便又进入了多事之秋，先是土匪横行，再是日军盘踞，十几年间，这兵匪像走马灯似地，只要进了勃利，这“南烧锅”酒里就不知添了多少酒故事。
这里，我们讲一个苏联红军进驻勃利前夕，驻勃利伪靖安军一师起义的故事。
1945年8月10日和8月18日，驻军在勃利西大营的伪蜻安一师骑兵四十五团和炮兵全体官兵，毅然决然地调转枪口，打死了在靖安一师里的日本军官后，相继举行起义。
据记载:伪靖安一师的起义，是由骑兵四十五团和炮兵团中的青年军官秘密串连而发起的。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向东北境内挺进。靖安一师司令部下令发放枪支弹药，已经酝酸多时准备起义的指挥部总指挥、重机枪连少校连长杨令峰决定伺机起义。
8月10日晚8点，起义指挥部成员全部都到重机枪连部开会，杨令峰宣布完起义计划，把从城里带来的一壶南烧锅酒拿出来，给每人喝一口，酒壮英雄胆，晚8点30分，起义开始，10名班长悄然潜入团部和各连部，将日本军官悄悄处死后，起义部队冒雨进入刁翎山区。
骑兵四十五团起义后，炮兵团秘密酝酸在8月13日傍晚六点钟举行起义。8月13日晚6点30分，起义的枪声打响，上尉军需官张毅等中国军官早在团部摆下了“鸿门宴”，被一碗碗“南烧锅”灌得迷迷噔噔的日本军官，还没来得及拔枪就被中国军官全部击毙，起义成功。
在苏联红军的进攻下，日军和开拓团纷纷撤退。8月13日，老百姓放火烧了“日本南官舍”，激怒了日本人，扬言要对勃利县城老百姓进行报复，要血洗勃利，放火烧城。老百姓知道日本鬼子心毒手辣，全城震动，惶惶不安起来。
此时，刚刚围歼了小股日寇的起义军开始进入勃利城，闻知消息，顾不上休息和吃饭，每人喝下一碗“南烧锅”就投入了战斗准备。
夜幕降临，只听到“南官舍”呼隆一声巨响，原来是日本兵放了一颗炸弹做为发动进攻的信号。冲在前面的是黑压压的骑兵，日本鬼子骑着大洋马，举着日本战刀，以武士道的精神冲在前面，跟在骑兵后边的是日本武装开拓团员，有三、四百人端着枪冲了上来。
起义军南门阵地上的机枪、步枪和手枪齐射，子弹像雨点似的射向敌人，冲在前面的日本骑兵被打的人仰马翻。
那时，好像老天爷对日本鬼子都不放过，天天下雨，沟满壕平，冲在前边的日本骑兵的马蹄子陷在护城壕边的烂稀泥里拔不出来，而南城壕阵地距离这些陷进泥坑里的骑兵只有二、三十米，官兵看得真切，用枪瞄准，一枪一个，打的痛快淋漓。日本兵和开拓团被打的丢盔弃甲，狼狈不堪，遗弃下多具尸体，败下阵去。起义官兵立刻跳出阵地掩体，一直追杀到通天屯才凯旋而归。
起义军被安置在了南烧锅等勃利县六大家住下，满城杀猪宰羊，犒赏他们。据南烧锅退休老工人、84岁的赵吉才讲:这一次就喝掉了南烧锅近100坛子上等好酒，南烧锅掌柜的分文没收。
紧接着，苏联红军来了，共产党也来了，勃利的“天”开了。这在《勃利县(南烧锅)制酒厂)》亦有记载:1945年8月16日，苏联红军进县城，指挥部设在“济东源”酒厂。1946年3月，三五九旅二团供给处部分官兵进驻“济东源”。
著名白酒专家高月明与“南烧锅”的酒缘
已逾80高龄的著名白酒专家高月明，参加工作不久，就因出色的表现，调到黑龙省轻工厅食品处，指导全省酒类生产和管理。那时机关大兴调研之风，干部一年有大部分时间蹲在基层酒厂，他清楚的记得，1953年，自己蹲点的第一家白酒企业是勃利县制酒厂，也就
是今天的黑龙江南烧锅酒业有限公司。
据高月明回忆，那时干部蹲点，要自己带行李，并且要与酿酒工人同吃同住同劳作。到酒厂后，他把自己的行李往酿酒工住的大炕上一扔，衣服一换，汗巾一披，抄起木锨，酒糟一扬，一抓、一攥，一闻，酒工们一看，这省里来的干部是个行家里手，马上把他当圈子里的小哥们来对待。很快，就无话不说，打成一片了。
南烧锅在黑龙省佳木斯地区很有名气，高月明住了一段时间，就把酿造工艺摸得清清楚楚。
南烧锅当时的厂长兼大酒师叫霍义亮。高月明说，霍义亮手里有绝活，名不虚传。霍义亮是酒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勃利县(南烧锅)制酒厂)》记载:“1945年，共产党的革命种子撒播在勃利这块黑土地上，我八路军岱司令队伍进驻酒厂，党的阳光雨露开始孕育一代人的茁壮成长.1945年8月15日勃利光复，日本侵略者逃离勃利，苏联红军进县城，指挥部设在“济东源”酒厂。
1946年春，三五九旅二团供给处官兵驻防酒厂，成为一支弘扬党的思想，传播党的主张的宣传队和战斗队，使酒厂成为招纳革命将士的重地和聚结革命队伍的红心，工厂的抗联将士多次提供军需用品和筹集给养物资。不久，王金华、陈喜祥等同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5月，共产党员霍义亮受佳木斯驻勃利企业公司党委派遣，从油坊(东烧锅)调到酒厂任党委支部书记，兼做曲师，成为制酒厂第一任党的领导人，当时共有党员6名，下设2个党小组，隶属企业公司党委领导。1949年5月25日,南烧锅隶属县企业公司领导，改'南烧锅’为油酒厂，霍义亮兼任党支书。”
对于从省里派来的这位年轻的干部，霍义亮也是暗竖大拇指，俩人很快成了忘年交。1955年，轻工业部在烟台进行降低消耗提高出酒率的研究试验，作为东北组的组长，高月明第一个点将的就是霍义亮，担任酒曲组长。试点结束，总结出的“绿曲酵母、低温入窖、定温蒸烧”经验，提高出酒率3-4%，当年在唐山会议上全国推广。
1963年，为修订1955年的烟台操作法，白酒泰斗、轻工部总工程师周恒刚，召集全国各地专家在烟台再次试验，高月明又点将南烧锅酒厂参加，这次总结出的“麸曲酵母,合理配料,低温入窖,定温蒸烧”，成为影响至今的中国白酒酿造大法。
因着两次全国试点，高月明与南烧锅结下了不解之缘，或是酒厂到哈尔滨，或是他找机会到勃利，因着专家的传经送宝，南烧锅酒酿造工艺不断改进，质量也不断提高，这在《勃利县(南烧锅)制酒厂)》亦有详细记载:“1950年9月，废除传统的大曲改用匣曲制酒(应用白曲霉);1954年9月，制酒锡锅由单管改为套管;1955年4月，工厂建设化验室，配备化验员。1956年4月，引进新工艺，推广烟台制酒操作法;1973年5月，推广B号曲，由匣曲改为通风制曲。1974年4月，组织行政小班烧出“龙泉大曲”;10月，白酒由火锅改为蒸气。1975年5月，王传珠与李志兴去双鸭山酒厂试点推广新东酒一号，制酒操作改为混蒸混入操作法。”
从1963年到1974年，在高月明的指导下，南烧锅烧起了“干部窖”。这“干部窖”可不是给干部酿酒，而是酒厂干部单独成立“酿酒班”，与酿酒工人打擂台，看谁出的酒产量高、酒质好。
南烧锅酒厂老领导李井科在《三十六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干部制酒小班的大酒师由厂长李井科担任，二酒师由副厂长王传珠担任，其他干部为酒工。与工人同工同酬，生产的龙泉大曲酒，成为优质酒，一时轰动东三省。
工人们称赞的说:'党员打攻坚，越难越向前;领导打头站，干多做贡献;工人晃膀干，多出几身汗;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这为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起到深远的影响。”
194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金华和陈喜祥，是南烧锅三十年代的大酒师。到目前，百年南烧锅酿酒工艺已经传到第8代。第一代1930-1932年，孙阳本、孙阳坡;第二代1933-1951年，王金华、陈喜祥，霍义亮;第三代 1952-1960年，曹忠礼、白大富，郭迁;第四代1961-1966 年，梁华南、门青跃、荀吉顺，刘学民;第五代1967-1975年，王培仁、孙贵、杨润春、杨忠武;第六代1976-1981年，周殿臣、韩竹元;第七代1982-2010年，李志兴，董占武，董青山;第八代，2012 年至今邵长利、杨恩忠、门广海。
毛主席的马夫鲍颖新与南烧锅酒的故事
曹静波撰写的《毛主席的马夫鲍颖新在勃记》记裁:“在1952年以前，省林业厅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我总看见台上领导席位边上，坐着一位老者，他虽然一言不发，却能让人意识到这是对他的政治待遇他的职务虽然是省林业厅林政处林政科的科长(县级)，可他却是个老红军和功臣，他就是是毛主席的马夫鲍颖新"。
“鲍颖新从在井冈山时就给毛主席当马夫，他跟随毛主席走完了长征路。解放后被分配到松江省林业厅工作，享受县处级待遇。”
鲍颖新与南烧锅酒结缘于1952年冬。当时，省林业厅给勃利县下达了采伐5万立方米红松站杆的任务，主要用于建筑朝鲜战场的御敌坑道，督办这项任务的就是鲍颖新。
因为鲍颖新年事已高，加上患风湿关节痛病，多走几步路都困难，县里开会研究决定，单独为这位老红军开一个小灶,县长亲自批条子，让南烧锅酒厂用60度的“烧刀子”，泡制了一坛子治疗风湿病的药酒，派人送了过去。
一开始，鲍颖新很生气，说前方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他哪有心思在后方喝酒，说什么也要人抱走。
后来，县长亲自来解释，说这坛子酒里泡了当地治疗风湿的中药材野生天麻。这药有特效，是单独给他治病的，让他试一下，不好使再拉回去，鲍颖新才勉强答应了，并只在晚上喝一小碗，不到二两酒，鲍颖新晚上喝点酒后，喜欢愿意给年轻人讲故事:他说，自己原
是战斗部队的战士，团长因他个子太高动作笨，打仗时目标大，就推荐给毛主席当了马夫。
他很自豪地说，他还当过毛主席的领导，是毛主席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毛主席的组织观念非常强，参加党小组时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接受组织决定。比如，毛主席有时随便出去走动，警卫员找不到他就在小组会上批评他不遵守纪律，他虚心接受，从此再未违纪。
鲍颖新在勃利县工作了3个月。任务结束后，他对县长说:自己的风湿病的确减轻了很多，还剩了半坛子酒，县长答应给他捎到哈尔滨去，鲍颖新说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回去后还要向领导作检讨，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鲍颖新走后，县长嘱咐酒厂厂长说，这坛子南烧锅酒可要留好了，这可是毛主席的马夫喝过的，有纪念意义。
78岁的秦德仁，是南烧锅酒厂的老干部。他回忆说，1974年左右，全国推广著名科学家华罗庚的“两法”经验，勃利县酿酒车间也参与了，还取得显著地效果。
按照县政府安排，南烧锅照例要特酿几坛好酒招待尊贵的客人。用什么年份的酒，酒师杨忠武忽然想起当年为鲍颖新特酿的那坛子老酒，于是，就以此为基酒特制了一小坛子好酒。
6月9日晚，县领导在勃利县招待所宴会厅招待著名科学家华罗庚。王书元在《华罗庚来勃利县指导'两法’纪实》记载:“晚餐宴会开始，华顺搀扶华老走进宴会厅大家起立，华老举杯向大家祝酒。大家都知道华老不能饮酒，所以都没能给华老敬酒。”但一坛子为华老特酿的南烧锅酒，还是被大家以敬酒的名义喝光了。
一位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与
南烧锅酒的故事
《勃利文史资料》有一篇文苏根口述、原新增整理的文章--《崔庸健在我家的日子里》。该文记载说:“崔庸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曾多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过他。”
崔庸健在朝鲜可谓家喻户晓，因为他是全日成时期的朝鲜第二号人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家授予的第二个元帅，但中国人对他却了解甚少。
《东北抗联史》记载:1922年，崔庸健在云南陆军讲武学习时是朱德元帅的师弟;1925年，他任黄埔军校5期6区队长:1926年参加中国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
1928 年，崔庸健被派到东北，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7年3月，任抗联第七军代军长;1938年9月28 日，因为指挥两个连的部队击毙了日军少将日野武雄而让日军闻风丧胆。
1933年，化名崔石泉的崔庸健担任中共饶河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当地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期间，他在学校中秘设“抗联士官班”，为抗联第七军输送了大量的骨干力量.
该文还记载说:“1934 下半年的一天，村支部书记和崔石泉的未婚妻来到了我家，到了晚上，七军来了一些人，和村子里的人一起，在我家的院子里点燃了篝火，喝起酒来……”
1934年秋天，崔庸健和未婚妻幸福的结合在了一起。据说，时任第七军军长的陈荣久路过依兰时特意从当地购买了一坛子当地很有名气的“达泉涌”烧锅，派人辗转送给崔庸健夫妇作为洞房花烛的喜酒。
《勃利县制酒厂志》记载:1930年(民国十九年)2月，殷达州与刘跃武以哈大洋一万两千元，合伙买下“龙升泉”，改商号为“达泉涌”烧锅。达泉涌烧锅是南烧锅的前身，产在勃利县。《勃利县志》记载:勃利当时属于依兰管辖，依兰即“三牲”，是金宋时期徽钦二宗“坐井观天”的地方。
其时，崔庸健是第七军参谋长。据撰文作者回忆，崔庸健妻子不久被捕，在狱中生下了一个小女孩。1948年冬，在我党帮助下寻找到了崔庸健的女儿朴英子并送到了朝鲜，朴英子与父母终于团聚，并成长为朝鲜的高级军官。
解放后，身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的崔庸健，没有忘记帮助过他的恩人，几次通过外交途径接定居在勃利县的文苏根母亲到朝鲜家中居住。
1964年，崔庸健通过中国外事部门，打算继续接文苏根母亲及其三个儿子到朝鲜定居。文苏根二哥办妥了手续先行，文苏根和母亲、大哥打算1966年年底过去。
临行前，母亲叮嘱文苏根一定再带几坛子南烧锅酒。她说，这是崔庸健的最爱。上次去崔家时，委员长特意在家中用她带去的南烧锅酒请几位朝鲜的将军喝，结果把他们都喝醉了。
这次经过勃利县长特批，勃利县酒厂特酿了三箱南烧锅大曲酒，委托文家，作为勃利县珍贵的礼物，送给崔庸健。正当文家办好了手续，准备启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开始了，这箱南烧锅酒与未成行的文家，成为历史的遗憾。
因为崔庸健为朝鲜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获得了“金日成勋章”和劳动英雄等称号，1976年9月19日，76岁的崔庸健病逝。
三箱酒没有带到朝鲜，文家又将酒送回了县里。2013 年春，89岁的南烧锅酒厂老员工、干了一辈子酒库保管员的高霖阁，受酒厂第八代传人邵长利邀请，到新酒厂参观，品着陈年的南烧锅酒，一些记忆顺着这陈年的老酒汩汩流出。
据他回忆，这三箱酒原本一直封存在酒厂地下酒库的一个空置酒海中，但在文革期间不知何时神秘失踪了。
青山绿水感恩李先念
“勃利”深意巧解胡耀邦
白万真在《勃利文史资料--李先念同志在勃利车站》一文中记载:“1978年8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在视察佳木斯后，经牡丹江回哈尔滨路过勃利时，曾在勃利车站作短暂停留。”
同行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金籽。
“李副主席对勃利县这个名字感到不解，便问我们:'勃利是什么意思?’因1958年我在团中央开会时，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参加黑龙江组讨论时说:"你们勃利那两个字是满语的译音，意思是幸福。’因此我便随后回答:'勃利这两个字满语是幸福的意思。’
李副主席问了勃利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亩产多少，人均收入多少等情况。我们一一回答后，李副主席说:'你们这个县土质很好，黑油油的，但产量不算高!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搞得还不过硬，一定要把水利工程搞好，多植树。这两项搞好了，产量自然会上去.’”
李副主席走后，县委根据他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五年农业基本建设规划，主要是修建桃山水库，规划搞好防护林带400延长公里。因着李先念主席的一句话，勃利山清水秀起来。
火车临开前，合江地委一位领导跟李司令汇报说:勃利县有个酒厂叫“南烧锅”，据说这名字还是当年曾任 359 旅政委的陈郁书记起的呢!县里群众想送几瓶到车上请首长们尝尝。
抗美援朝期间，曾出任上甘岭战役前线总指挥、参加并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李德生将军，自然记得勃利县人民为这场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他随口吟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火车徐徐开动起来，这南烧锅酒到底送没送到火车上，首长们是否品尝到，这传下来的故事在勃利县可有很多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