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旅诗词影印（III）——培欣珍藏36首、卫东15首、其他战友等 培波扉页题诗

       第一首诗时间是1967年，地点是长泰农场。

       其中还有我和南海战友魏丕宁的对诗。时间是1971年7月，地点是当时的南澳岛前指。丕宁的词用的是“浪淘沙”，诗名是《战友》（请看第一件影印件），我的和词用的是“风入松”。诗名是“答友人”。是否符合韵律和格式，可由他人评说。但浓浓的战友亲革命意已跃然纸上。

       之后，我碰到了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被南开大学录取。我把同丕宁在山上的一段故事写进了文科考试的作文。下面摘录有关这一段回忆思考录（以下繁体字）的第十三節：

     軍營中士兵的求索——1971年-1976年世界僅見的“工農兵”大學生——毛澤東培養了“反思”的戰士

      1971年，因為文革中學停課了好幾年，中國出現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工農兵”大學生現象。也就是出現了一群穿著軍裝的、拿著國營企業工資的和從農村和集體企業來的大學生。

   農村和集體企業來的學生原單位沒有工資，學校代表政府每月發夥食補貼。我上大學的時候，正是第四年兵，我的士兵津貼是每月15元人民幣，加上夥食補貼15元，每月拿到的現金是30元。因為士兵津貼每年增長，我到離校的1976年，每月可以拿到47元人民幣。加上軍服和內衣是軍隊發的，在學校儼然像是一個“貴族”了。

   1973年的5月間的一天，通信站副站長張象，輕聲穿過110米長的隧道，進到我正在值班的坑道裏的電臺室對我說：“培欣，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有希望上大學了，南開大學。直屬隊推薦你一個人，要復習考試9天。”

   而在73屆之前的兩屆大學生是沒有考試這一條的，由於從1966年全國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以後，大概有5、6年學生沒有上課。換句話說，大學71年開始恢復招生時，必須從1966年時的高三年段到初一年段的全國所有的學生中一起選拔，許多是象我一樣只讀到中學初一年級就再沒上過學的中學生。

    由於是單位推薦，所以領導委托，親戚說情...各種走後門的現象風行了兩年，1973年來了一個剎車，搞了一個反走後門的中央文件，要註重文化素養，並恢復考試挑選。我們一個軍隊的師級單位，各大單位共推薦13個候選人，在一起復習考試，錄取7個上大學。各單位都怕自己推薦的人文化功底太差而浪費名額，所以盡可能推薦有競爭力的戰士。

   我們集中在水警區教導隊，部隊從地方請了老師，只用了9天時間就教完了初中三年的物理、化學，數學和語文。我上初中時的廈門一中是福建省的高考狀元學校，底子比較好，加上我這些年來對學習比較用功，復習時我還算輕松。另外，在語文考試時，我用的竅門起了作用，統一的作文考題被我基本猜中。我當時想，這個題目是全國統一的，一定要讓全國已累積了六年的所有工農兵的考生都能做，這個題目的涵蓋一定很廣泛。我以猜想的三個題目把作文都寫了一半，而且構思都已想全了。結果，作文考題是“深刻的一課”，我預寫的三篇都能沾邊，我用了一篇我感覺最切題而又預寫得最多的一篇（當然是記在腦子裏）。但我也犯了一個錯，少做了一題10分的必做題。最後，我的語文是90分，我至今不知道我的語文成績為什麽會90分，因為作文不可能滿分：70分。

   我的軍娃戰友總機班的吳亞平小違規了一次，他偷聽了汕頭水警區幹部科向廣州海軍基地幹部處匯報時的全部電話中的對話。我才知道，我在13名考生中成績名列第一，但也不過就是全部及格，其中最差的是化學70分。而第二名是一位軍隊農場的文書，他只是化學不及格。電話中說，“叢培欣各方面表現很好，成績確實不錯，我們推薦他錄取南開大學。”

   我記得我寫的“深刻的一課”的開頭是這樣的：“一天清晨，我和通訊員小魏沿著崎嶇的山間小路向山下走去。不遠的山林裏傳來了“咚、咚、咚”的伐木聲......。”結尾大概是這樣的：“深山中那位獨自修路的白發老人在我們的視線中漸漸遠去，直到最後消失在茂密的叢林中，但那有節奏的伐木聲仍在山中回響，在我們的心中回蕩，“咚、咚、咚...”

   我描寫的是我在廣東南澳島戰備執勤時，我同南澳觀通站的站部通訊員魏丕寧下山途中遇到一位白發老農民，獨自一人在深山老林裏修路的感人故事。都遠去了，白發老人和我寫這段故事的故事。

   我被錄取南開大學的事，我用軍內電話告知了父母。在那時，不同軍兵種和大軍區的兩地，要打通一個電話，要轉接好幾個總機，往往要花上兩三個小時，好在我有總機班的戰友幫忙，他們把線掛上就隨我打了，我在線上有時要通過5、6個不同軍兵種的女總機兵轉接才能打通。部隊給了我兩個星期的時間，在上學前順路探家。這時，我父親正在江西的廬山上主持一個福州軍區的會議。他高興的想方設法叫我母親和我以及在家的弟弟一同乘坐軍區蔣副參謀長去廬山的飛機到廬山會面。這是我父親第一次做這樣的大動作，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記得是蘇制的伊爾——14，能載20人左右，天氣不好，一起飛就遇上強氣流，上下左右搖晃沈浮，感覺挺恐怖的。但上了天，一切都變得那麽美麗了。在廬山，我和媽媽、弟弟被安排在後來被抓起來的毛主席的妻子江青曾住過的小樓，我可是第一次開了這麽大的洋葷。

   由於恢復有限度的考試，1973年是個折騰的年份，出了兩個當時稱為“反潮流”的人物，一個是張鐵生、一個是鐘誌民。先是出了個交白卷的張鐵生，他不會做任何考題，直接在考場寫了一封信給中央領導，認為這種考試是修正主義回潮。結果是他被錄取了，剛恢復的全中國的有限度的考試被取消了。

   接著，就在我們軍區大院的軍娃中出了一個主動要求退學的鐘誌民，他是福州軍區政治部鐘副主任的兒子。他認為他上南京大學，是因為他的父母走了後門才錄取的，他主動要求取消錄取資格回原單位。由於他和我被錄取的大學都簡稱“南大”，我和他的父親同是政治部副主任，我們的姓有點諧音，不少電話錯打到我家。後來，我正好和鐘誌民同火車去北京方向，我去上學，他去退學。當時報紙上鋪天蓋地的宣傳鐘誌民，我母親一定要我在車上好好向他學習。在車上我主動和他見了面，我忘了都談些什麽，當時福州軍區一個副政委也同車上北京開會，我記得他在言談中對這件事挺不滿意。文革扭曲了所有的人，我不知道後來鐘誌民如何，因為那以後就沒有他的消息。

   因為反走後門，傷了很多高級幹部，眼看不能收場，終於驚動了毛主席，他講了幾句“最高指示”才算了事：“走前門入學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走後門入學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現在看來，這兩句話等於什麽都沒講，但當時平息了一場高幹子女退學風。我有點擔心，到學校後連我都要接受調查：“白天沒做虧心事，半夜仍怕鬼敲門”。

   到了學校，我頭一次碰到睡得這麽死的人。我要進安排我住的8號樓三樓宿舍。隔著門玻璃我看到裏面睡了兩個軍人，但從小聲敲門到大聲踢門，裏面的人就是不醒，直到我們叫校工找來工具破門而入，原來裏面的人並沒有“煤氣中毒”，而是睡死了。裏面的兩位由於旅途疲勞而昏睡的海軍軍人，一位後來成為軍內有名的軍史專家，一位後來曾是海軍北海艦隊副政委。我們73屆歷史系中國史班共48人，男生是女生的一倍，可以算出來各是多少。當兵的全是海軍來的，有十幾個（見圖片）。我們歷史系73屆的工農兵學員中，在我的不全的資訊中，出了許多大學教授；歷史學專家；大學、研究所和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行政領導者；政府和軍隊的官員；各種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機構的工作人員等等。

        魏丕宁是我考南开的作文中的主人翁之一，他后来于1978年自学在第一届恢复高考中，考入了郑州大学。我们至今保持着联络。

第二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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