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养正
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是太平道的主要经典。它除了宣扬神仙信仰及方术之外，还用较多的篇幅直接或间接地谈论了当时世俗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诱导信仰者追求彼岸的神仙境地，而且也热切地呼吁人们能在大地上创建一个理想的太平王国。关于太平道的信仰，笔者已在《从太平经看早期道教的信仰与特点》一文中择要论述，现就《太平经》中记述的社会政治思想，择要加以评述，使对太平道的面貌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太平经》以 “太平”名经，是因为“太平”二字概括了造经者们社会政治思想的目的与基本理论。
何谓 “太平”?
《道教义枢 ·七部义》中解释说：“太平者，太言极大，平谓和平”。又说：“能使六合同文，万邦共轨，君明物度，可谓太平”。
《太平经》卷一至十七中说： “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故号太平”。
卷四十八中说： “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
卷九十三中说： “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
卷九十八中说： “平之为言者，乃平平无冤者，故为平也”。
总括起来说， “太平”就是极大和平、极大平均、极大公平。宇宙万事万物皆生活在这样的自然境地和社会境地中，无一物受伤病，亦无一人受冤，各得其处，各得其乐。
《太平经》中有多处描述了这种理想世界的景况，如卷九十六中说： “天地得以无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贤者得以自达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为非而喜，四时五行得顺行，民谨不犯之而喜；万二千物各得其处所，不见害而喜；鬼神见德君可为积善，亦复悦喜；恶气不复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乎气得来治，王者用事亦喜，恶气得一伏藏，不伏见使行诛伐亦喜，夷狄得安其处，不复数来为天战斗亦喜；军师使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战死亦喜。凡天地之间，若此喜者众多，不可胜记”。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此文行之，国可安，家可富”。总之，这个理想王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无灾异，无病疫，无战争，人人向善，君明臣贤，人无怨恨，万物无所伤，悉各得其所乐，是一个极为和平安乐的社会。
先秦的神仙家，也曾有他们所理想的幸福仙境，如《列子 ·黄帝》中便用幻梦勾画了一个“华胥氏之国”，说那里“国无帅长”、“民无嗜欲”，人们“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畏忌”，“乘空如履实，寝虛若处床”，“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又说，在“海河州”中有“列姑射山”，山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懇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列子·周穆王》中说，天上有一个“化人之宮”，“构以金银，络以珠王”，“耳目之所观听， 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列子·汤问》中说，在渤海之东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座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山周旋有三万里，顶平处九千里，山与山相隔七万里。山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山上住着“仙圣”，食的是有滋味的仙果，不老不死，仙人们“飞相往来”。又说，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名“终北”之国，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国中有名“壶领”之山，顶有口名滋冗，有泉水涌出名神瀵，香过兰椒，味过醪醴，分四股流遍全国，人们“不兢不争”，“不骄不忌”，“不媒不聘”，“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不死不病”，整天相携歌唱，饥倦则饮神瀵，经句才醒。《史记·封禅书》中说，齐威、宣王、燕昭王时，传说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山上住有仙人，山上有不死之药，山上禽兽等物皆白色，以黄金银为宫阙。把神仙家虚构的这些幸福仙境与《太平经》作者们所理想的王国相比较，很明显，前者是幻想中的渺茫世外之境，而后者则就在人们生活的大地上，前者是要人们去寻觅那虚幻的仙国，而后者是呼吁人们按“真道”来改变民不聊生、充满苦难的国度。不只是勾画出了苦难者所憧憬的幸福王国的轮廓，而且以他们宗教天道论为指导思想，提出了以奉天地、顺五行、调阴阳、尚道德为纲领的方法论。在这样的方法论之下，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又具体地提出了实现理想的一系列主张。
(一)反对昏愚之君，拥戴明德之君。
造经者把封建帝王之治的状况分为 “四治”、“五治”、“十治”。
何谓 “四治”?即天治、地治、人治、跂行万物治。所谓“天治”，即君主尊重有道德者，待老臣如“父”、“师”，同合策、同忧患，共安其位。所谓“地治”，即君主能承天志意，并能友事其臣，同志同心。所谓“人治”，君卑用其臣，待臣如子，或臣学浅，未能为君深计，其治小乱。所谓“跂行万物治”，社会无礼仪、无道德、无知识、无上下，君视其臣民如狗，如草木，亦不择臣而仕，人们只知道争夺取胜，因而社会乱败。
何谓 “五治”?即上君之治、中君之治、下君之治、乱君之治、凶败君之治。所谓“上君之治”即君主以道服人，得天之心，其治若神。所谓“中君之治”，即君主能以德服人。所谓“下君之治”，即君主能以仁服人。所谓“乱君之治”，即君主只是以文服人。所谓“凶败君之治”，即君主只是以刑杀伤服人。上君、中君、下君能以道、德、仁服人，是善政；以文服人必乱，以刑服人必凶。
何谓 “十治”?即元气治、自然治、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法治、武治。天使风气养育万物，为“元气治”。地顺自然，顺善得善，顺恶得恶，为“自然治”。人君能够顺承天地中和，为“道治”。此三治为上治法。君主能以德、仁、义、礼治天下，乃中治之法。君主若以文、法、武治天下，则为下治之法。
不论 “四治”、“五治”、“十治”，都没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思。认为封建帝王是天然的统治者，理想的政治只是希望能有一位能以道、德、仁治理天下的明君。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行道治，“凡大小不复相害伤，灾害悉去无祸殃。帝王行之，天下兴昌。垂拱无为，度世命长”；行德治，“凡有德之人推谦相事，天下德人毕出矣。以是为法，安坐无事，帝王行之，其国富”；行仁治，“以仁召人，仁人尽来矣。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又说，“失此三者，乱之本也；不循此三者，名逆天。故圣人苞道德行仁，过此而言，属万物之行矣”。
《太平经》对治乱状况作了这些区分，并以此对照当时的政治状况，对当时朝政表示十分不满：
卷十八至三十四中说： “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其刑罚，或增之重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反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多变，列星乱行”。
卷四十三中说： “君聋臣瘖，其祸不禁；臣昧君盲，奸邪横行，臣瘖君聋，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分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可不慎乎哉?”
卷五十一中说： “人民云乱，皆失其居处，老弱负荷，夭死者半，国家昏乱迷惑，至道善德隔绝，贤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剧病邪?”
卷九十二中说： “今邪人多居位，共乱帝王之治，今使正人不得其处，天地为其邪气失正。”
卷九十七中说： “君愚，其洽常乱愦，不得天心，霸君之臣尽佞伪，多猾巧诈，共荧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入凶户，故与天为大怨”。
《太平经》中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看法，概括起来是：君是愚君，聪明断绝；臣是霸臣，刚强暴戾；官是贪官，犹如寇贼；邪人居位，贤者蔽藏；君以严威治人，民畏君如畏虎，受迫协而冤愁；奸邪横生，道德隔绝；水早失常，四时失节；国家昏乱，盗贼四起；人民云乱，皆失其所。这样腐败、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与社会面貌，造经者们认为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对此抱有激烈的不满。造经者多处说明他们造经的目的都是希望世上出现明德之君，他们得以辅助有德之君治世，以致太平。卷三十五中说： “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所谓有德之君，即能够奉天地、顺五行、协调阴阳、崇尚道德的君主。运用“三统转轮”、“五德始终”的理论，示意可以改朝换代者亦有之，但归根结底不过是更易一个皇帝或一个朝代，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则是不变易的。这实际上是给封建君主专制绕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
(二)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来源于道家。《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西汉前期，统治者提倡黄老之学，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在经受秦朝的残酷压榨与秦未的战争破坏之后，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社会迫切需要安定，特别是农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以恢复生产，汉初五、六十年的清静无为之治，确实带来了社会经济繁荣。西汉以神仙家为主体的黄老道，吸取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份，同时也称颂这种清静无为之治，所以《太平经》中也有“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太平经》中所说的“元气治”、“自然治”、“道治”，便都属这种“无为而治”，亦称“上德君之治法”，或“上皇太平君之治法。”
《太平经》反复强调，帝王理政应法天地、顺自然。天地是怎样生养万物的呢 ?风气循天道运行以为常，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繁荣、结实、凋落。帝王理政也要效法天地，一切顺自然，持无为的原则。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中说：“欲正大事者，当以无事正之。夫无事乃生无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术也，若影响。上士用之以平国，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谓不为而成，不理而治”。又说：“帝王上法皇王，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怎样才是帝王的“无为”呢?卷一百四中说：“古君王善为政者，以腹中始起，真能用道，治自得矣。动不失其法度数，万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满四海。”又说：“古者皇道帝王圣人，欲正洞极六远八方，反先正内。以内正外，万万相应，亿亿不脱也；以外正内者，万失之也”。这就是说帝王首先要正心，一切行动要符合法度，无违于法度；帝王不违，老百姓也就不违。又说：“故圣人教，非须鞴揣击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以能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这样又是说自然无为乃是因天下之人心而为之。卷九十八中说：“天之为行，不夺人所欲为也；地之为行，亦不夺人所欲为也；明君之为行，亦乐象天地不夺人所为也。”所以《太平经》中的“无为”，乃是无违的意思，勿违自然法度数，勿违天下人心，不夺人所为。实际上这个“无为”，是顺应自然气候而为，顺应天下人心而为，不可以己之“为”而夺人之所欲“为”。所以《太平经》中又说：“无为者，无不为也”。不违背自然、人心，万物、万民皆自理，天下便治平了。
宣扬无为之治，实际上反映了人民对朝廷不断增加政令刑律以及横征暴敛的强烈不满，渴望君王能让人们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三)治国以民为本
卷四十八中说： “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又说：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君以民为本也”。明确地说出了无民便不会有君；既使有孤家寡人，民少则君王连衣食也没有。因此，民是生存的基本。卷六十九中说：“治国之大要，以多民为富，少民为贫困”。因为民是劳动生产者，民多劳动力多，国家便会富足，所以治国大要在于争取多民。
据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汉平帝时全国总人口数为 59，594，978；光武帝时锐减为21，007，820；顺帝时为49，730，550；桓帝时为56，486，856。大体来说，在汉代每平方公里人数少的地方仅十多人，最好的地方且在最繁荣的时候也只有百几十人。汉代，由于不断的战争和灾变，使人口大量耗减，土地大量荒废，尤其是汉末，人民颠沛流离，不能安居，有地无人耕种，因而社会生产肖条，经济凋敝。要改变这样的局面，首先便须使“流客还耕农休废之地，诸谷得下，生之成熟，民复得粮”⑴。招抚众多的游民来种地。
《太平经》不仅提出了贵民的主张，还提出了贵民首先要关心民生，重视和解决 “三急”、“三实”问题。
何谓 “三急”?即饮食、衣服、男女。卷三十六中说：“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间无牝牡，以何相传，寂然便空，二大急也。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耳，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为半急也”。人民必须有饮食、婚配、衣著才能“竟其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能够生存并繁衍其种族。
帝王守本而不失三急，也叫守 “三实”。卷三十六中说：“守三实，平气来，邪伪去，奸猾绝”。三实即指能使人民获得所需求的饮食、男女、衣服。
在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中将治国的七件大事 “德、仁、义、礼、文、法、武”与民生问題相比较，则认为七事固然重要，不可以无，但是这还不是安民的根本，根本在于“使万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极八方远近欢喜，万物不失其所”。关键在于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之急需，人民有饮食、衣服、婚配，自然就喜悅了。
(四)服人以道，省刑爱人
《太平经》的造作者们，尽管对汉帝王的态度有献谀、规谏、谴责的不同，但主张崇尚道德、反对刑威，即主张用德治、反对刑治，则是共同一致的。
卷四十四中说： “以刑治者，外恭谨而内叛，故士众日少也”。“天将兴之者，取象于德；将衰败者，取法于刑”。“明刑不可轻妄用，……伤一儒，众儒亡，伤一贤，众贤藏”。“夫为道德易乎?为刑罚难乎?爱之则日多，威之反日无也”。
卷四十七中说： “故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骇服人者，上皇太平气不得来助人治也”。
卷四十九中说： “教导之以道与德，乃当使有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今反开之以刑法，使其视死忽然，……反更相刻贼，迭相愁苦，故天下无相爱者，大咎在此。”
卷五十四中说： “刑者其恶乃干天，逆阴阳，畜积为恶气，还伤人。……好用刑乃与阴气并，阴者杀，故不得大寿”。
卷九十二中说： “复枉急其刑罚，灾日多，天不悦喜”。
认为天之性便是上道德而下刑罚。服人以道德，则人便能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且天下人相爱；国用德治，则人民及贤者自然会来归，大家诚服于君王。若用刑治，则上逆天性，天不悦喜，必多灾异；以严威刑罚畏人，则人们会外恭谨而内叛，人们因为畏惧会逃亡，刑伤了一贤者，则众贤会纷纷逃离或隐藏起来；用刑治，主伤主杀，会使不少人受冤、受摧残。因而主张服人以道，省刑爱人。
《太平经》的造作者们，为什么会这样强烈反对刑治、主张德治呢 ?
汉承秦制，肖何采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对于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起积极作用。文帝以后，刑律逐渐严酷， “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⑵，武帝时，“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表面上是用酷吏惩治豪强，实际是用严刑摧杀人民。如酷吏张汤、赵禹条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条，千八百八十二条，死罪决事比⑶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造成“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偏睹。是以群国承用者狡，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⑷。到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⑸日以益滋。汉成帝河平中所下诏书中也说：“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这种用严刑镇压人民的情况，至东汉更是愈为严酷。所以，我认为造经者提出以道服人、省刑爱人的政治主张，乃是针对时弊，对帝王以严刑治人的抗义，反映了人民对封建君主专制残酷刑律的怨愤不满。由于帝王制订的律令，老百姓是不能违抗和非议的，造经者便只能假托天神命其传言，以论天地阴阳之理而谈到国家刑政问题了。
(五)选贤任能，务求其宜
贵贤、重贤、选贤、任贤，就是要选拔有贤德的人来辅助帝王治理政事。任能，即任人务必视其所长，任其所能，勿难其所不能。
卷四十六中说： “赐国家千金，不若与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与国家万双壁玉，不若进二大贤也。夫要言大贤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除去灾变，安天下”。认为贤士比金玉还要贵重，帝王治国常常是并非贫于金玉珍宝，而是常苦于得不到贤士以为股肱，因而不能尚道德、理阴阳，不能上得天心，下安四海。帝王若能选贤举士，则可以垂拱无忧。
卷五十四中说： “大圣大贤将任人，必先试其所长，何所短，而后署其职事，因而任之”。又说：“祸乱之将起，皆坐任非其能”。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万物俱受阴阳之气，比若鱼不能无水，游于高山之上，及其有水，无有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无土，生于江海之中”。认为人各有所长，任仕要用其所长，使其称职。任仕不当，则国家便会出祸乱。卷九十八中说：“故不择选人而妄事署其职，则名为愁人而危其国也，则名为乱治政败也”。
《太平经》之所以要强调选贤任能，我认为也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在汉初，出仕的阶梯有所谓 “任子”、“赀选”，即大官僚保举子弟为朝的“郎”，叫“任子”，拥有家产十万钱而非商贾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赀选”，由“郎”而迁升为其它官职。惠帝时，要各郡县推选“孝弟力田”，免其徭役，使其导率乡人；文帝时，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言”；武帝时，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人材，选择称职的官吏。这是汉代察举制度的建立。到东汉，这种察举士人的制度，已十分混乱，有的人是凭籍门第高而被荐举，有的是走权贵的门路而被推荐，有的欺世盗名骗取了名誉而被推荐，有的是用金钱买到被推荐。台阁失选用于上，故牧守非其人，是不称职的官吏；下面贡举很轻率，荐举的并不是贤者。当时有舆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太平经》强调迭贤任能，务求其能，一方面是对汉代选贤举士制度的承袭，一方面是对汉代选贤举士中的弊病的抨击，认为欲治平天下，必须认真选贤任能。
(六)下可以革谏其上
《太平经》卷四十三说， “人有相谏正，天亦有相谏正”，意思是说，天地、三光、五行、四时、鬼神精常以大小不同的灾异来表示其对世人、特别是君王的规谏，这叫“上革谏其下”；臣有忠善诚信而谏正其君，叫“下革谏上”。如世人不听天地神祇谏正，则“灾异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职矣”。如君不听臣谏正，反害于臣，则“臣骇因结舌为瘖，六方闭不通。贤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见。君虽圣贤，无所得闻，因而聋盲，无可见奇异也。日以暗昧，君聋臣喑，其祸不禁；臣昧君盲，奸邪横行；臣喑君聋，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分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
为什么必须听用谏正呢 ?卷四十六中说：“天地之性，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几万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虽神圣，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长，故万物受命于天，反养体于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长，三光虽神且明，不能照幽寝之内，火反照其中。大圣所短，不若贤者所长。人之所短，不若万物之所长”。认为宇宙万物皆有所长，有所短，以长补短，则事物便完备了。所以君王既要敬天地曰月，正天文，保五行，顺四时，观其进退，以自照正行；又应当听从臣下的谏正，集议集策，上下并力，才能治平。
在严酷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皇天与人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造经者提出皇天有所短，人君亦有所短，宣称下亦可革谏其上，君王如不听臣下谏正，则等于是聋子、瞎子，天下就会凶乱。这实际上是对君主专制的谴责，同时也是希望君主听用谏正的呼吁。
(七)断金兵
断金兵，即断除兵器、武备、战争。因兵器属金，兵主肃杀亦属金，故曰断金兵。《太平经》卷一至十七中说： “大恶有四：兵、病、水、火”。认为“兵”是社会的四恶之首。认为欲使帝王日盛，奸猾灭绝，恶人不得行，盗贼断亡，妖孽自藏，便必须断金兵，绝兵。
“兵”为什么被列为四恶之首，对社会的危害被目为过之于病疫、水、火之灾呢?第一：《太平经》认为，帝王治国，应当倡导道德，以道德服人，并以道德规范人，不应当兴金兵，尚武治。因为帝王重兵，则天下人也就随之乐兵，金兵旺盛，则社会肃杀之气就旺盛，乐兵乐杀人，盗贼必四起，生气暗然，社会便纷乱了。卷六十五中说：“兵兴金王，狡猾作，盗贼起，金用事，贼伤木行，而乱火气，是天自然格法”。又说：“故古者圣贤常尚道德文，常投于上善处，而兵革战备投于下处……如是则夷狄自降，盗贼日消灭矣”。又说：“人君弃道德，兴用金气兵法，其治悉凶，多盗贼不祥也。是故上古圣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以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乐长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谶，急囚断金兵武备，而急兴用道与至德，以象天法，以称皇天之心，以长厌绝诸奸猾不祥之属也，立应不疑也”。第二：认为汉属“火德”，“火”旺则汉室才兴旺。怎样才能使“火”旺呢?这就要使“木”旺，欲使“木”旺，就要断绝用金兵去伤伐“木”，兴金则伤“木”，“木”衰则火衰“土”旺。这是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说明应断金兵。如卷六十五中说：“欲使阳气日兴，火大明，不知衰时者，但急绝由金气，勿使其王也。金气断，则木气得王，火气大明，无衰时也”。又说：“金王则厌木而衰火，金王则令甲乙木行无气，木断乙气，则火不明。木王则土不得生，火不明则土气日兴，地气数动，有祆祥，故当急绝灭云”。又说：“王者大兴兵，则使木行大惊骇无气，则土得王起。土得王则金大相，金大相则兵革数动，乾兑之气作，西北夷狄猾盗贼数起”。我认为这两种解释，不过是一些藉词，实际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这种思想，源出道家，《道德经》中说：“以道佐入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帝王及地方豪强为争权夺利和镇压不断的农民起义，募勇招兵，连年战争，军旅费用、转运委输的辛劳、士卒的奸掳烧杀、战争的杀伤与破坏，都使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因而人民对兵革、武备、战争既恐惧又反感，故极易吸取道家“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思想，主张断绝金兵。
(八)反对贱视和残害妇女
在汉代，奴隶制残余仍相当严重，富贵人家，役使着很多奴隶，奴隶是受剥削、受蹂躏的底层，权贵者可以擅自加以杀害；而女奴的遭遇则尤为悲惨。当时的社会风气，普遍是男尊女卑，认为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贱视妇女。《太平经》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认为阴阳和合，才能生育万物，贱视和杀害女人，是违反天道、绝天地统的。主张保护妇女，使他们同男人一道并力同心进行生产劳动，得其农食，并生育后代，共传天地之统，即繁衍种族，增加生产。
卷三十五中说： “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人，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孤阳无双，致枯，令天不时雨。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贼害杀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又说：“今但为乏衣食而杀伤之，孰若养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诚冤绝地统，民之愚甚剧也”。又说：“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或有妊之未生出，反就伤之者，其气冤结上动天……。夫男者乃承天统，女者承地统，今乃断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其罪何重也”。
卷九十三中说： “夫天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
概括起来说，《太平经》认为男属阳、女属阴，男承天统，女承地统，残害女子，使男女不能配合，等于是绝后世，灭人类，这是违反天道的，何况 “汝响不得父母传生，汝于何得有汝乎?”人人都是母亲生养的，当然不能贱杀“地母”。这种为苦难中的妇女请命的呼吁，是正义的、进步的。这对妇女争取生存的权利，对繁殖人口以增加地广人稀的汉代的劳动生产者，对社会发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九)人人应力作以获衣食，勿强夺人物
《太平经》卷六十七中说：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又说：“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轻，或所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明矣”。又说：“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为事，可以致富，反以行斗讼，妄轻为不祥之事。自见力服人，遂为而不止，反成大恶之子。家家空极，起为盗贼，则饥寒并至，不能自禁为奸，其中顿不肖子即饥寒而死。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君子为仇，帝王得愁焉”。认为天赋人以筋力，肯力作便可获得衣食，不懈怠地力作，便可聚财致富；如果怠惰，轻休其力，便会饥寒。有筋力不力作有罪，仗着有力去作盗贱，强夺人物，便是与天地为仇，罪当死。
卷四十七中说： “……比若寇盗贼夺人衣服也，人明识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为将军上君，此之谓也”。
卷一百十四中说： “父母之年，不可豫知。为作储待，减省小费，岁岁有余，藏不见之处，勿使长吏及小吏闻知。因缘微发，尽人财产，为孝心未尽，更无所有”。
这是对名为 “将军上君”、实为寇贼的揭露，是对长吏、小吏经常对老百姓敲榨勒索的揭露。认为“将军上君”、长吏、小吏与强盗是一丘之貉，都是仗己之“力”而强夺人物。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以何种方式取得生活资料，这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划分阶级地位的标志。劳动者，或为奴隶，或自耕而食；剥削者，或强迫奴隶劳动，或剥削地租，或放高利贷，或对人民敲榨勒索、仗势掠夺。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太平经》便提出人人应自食其力的主张，这是劳动者不满豪强、官吏、强盗掠夺人民财物的思想反映，也是劳动者对一切不劳而食者所表示的反对，含蕴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的意识。
(十)有财应救穷周惫，反对为富不仁
卷六十七中说： “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又说：“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又说：“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宁当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争讼自冤，反夺少弱小家财物，殊不知止”。
认为钱财是流通之物，富有者应当周穷救急，使其流通；可是富贵者却偏不是这样，把钱财封藏起来，见穷困不周济，或借给一点也要索取很高的贷利。他们为富不仁，使国家贫乏，使人饥寒。他们贪婪无厌，还不断用卑鄙的手段去夺取小户人家的一点钱财，是多么残忍啊 !《太平经》的造作者们，强烈憎恶为富不仁者，骂他们是老鼠。《诗经·魏风》中有《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隐喻讽刺富贵者。《太平经》则更是直率地责骂富贵者了。这里含蓄着对以帝王为首的富贵者的愤怒与仇恨，流露出对剥削者巧取掠夺、为富不仁的反抗!
(十一)反对事死过生、崇兴祭祀
卷三十六中说： “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阴反过阳，则致逆气；事小过则致小逆，大过则致大逆，名为逆气，名为逆致。其害使阴气胜阳，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兴，共乘人道，多昼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绝，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又说：“反多张兴其祭祀，以过法度，阴兴反伤衰其阳。……阴强阳弱，厌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为其不平”。
《太平经钞 ·丙》中说：“上古之人理丧，但心至而已，送终不过生时，人心纯朴，少疾病。中古理浙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病，鬼物为祟，不可止，下古更炽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权，女子专家，兵革暴起，奸邪成党，谄谀日兴，政令日废，君道不行，此皆兴阴过阳，天道所恶，致此灾咎，可不慎哉?”
崇信鬼神的太平道，为什么会反对崇兴祭祀呢 ?一方面是同太平道主张兴阳胜阴、重生厌死的基本教义有关，另一方面是帝王及富贵者沼祀施用过奢，劳民伤财，加之民间亦崇祭祀，成为风习，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故而《太平经》的造作者反对过份崇兴祭祀。
《后汉书 ·祭祀·上》中说：“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古时祭祀较朴质简略，以后便渐渐增饰了。汉代帝王的陵墓，都是庞大的建筑，奉祀死者如同他生时一样，“自洛阳诸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輿水，陈严具”。大的祭祀则更为隆重奢侈。富贵者也是崇兴祭祀，不过因封建等级制而规模有别而已。“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经济负担，均来之于人民，劳民伤财，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太平经》中的见解，是针对时弊而且有积极意义的。
(十二)反对穿凿土地
《太平经》卷四十五中着重论述了大兴起土功程的弊害。认为 “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天地是人之父母。“天养人命，地养人形”，人有大地母亲，才得到了农食，因而人应谨孝其地母。凡动土入地，不能过三尺，“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属及地身，气为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认为穿凿土地，深者下及黄泉，浅者数丈，便贼害了地母，“母内独疾痛无訾”，这是人对地母的不孝。“大起土有大凶恶，小起土有小凶恶，是即地忿忿，使神灵生此灾也”。地母“常怒不肯力民万物”，天父亦“怒不止，灾变怪万端并起”。
所谓穿凿土地， 指的是哪些功程呢?卷四十五中说：“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宁疾不邪?今是一亿井者，广从凡几何里?……故人为冤天地已明矣”。认为井挖得太多，便使地气漏泄，失地母之血汁。主张人们当于出泉处饮之，不应妄凿深井汲水，贼病地母。又说：“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竖柱，妄掘沟渎，或闭塞壅阏，当通而不得通有几何乎?”又说：“今天不恶人有室庐也，乃其穿凿地大深……洞泉为得血，破石为破骨，良土深凿之，投瓦石坚木于中为地壮，地内独病之”。既反对开掘山阜以取金石，也反对妄掘沟渎，更反对挖开山以后在地中建大屋，然后覆盖而为丘陵般的坟墓。
在汉代，最招民怨的动土工程是为帝王及大官僚凿地营建陵墓，即《太平经》所说 “丘陵冢”。汉代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劳民伤财，工程很大。《前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命将作大匠万年营作昌陵，“积土增高，多赋敛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前汉书·谷永传》也记载有成帝造昌陵的事：“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敝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征役，重增赋敛，微发如雨，……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前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太后丁氏崩，葬于定陶，“发陈留、济阳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具载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陵墓丈尺顷亩，皆十分高大。帝王如此，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以至吏民，皆慕效之，竟为奢靡，寝以成俗。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也指责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糯梓梗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合祠堂，务崇华侈。”《太平经》提出反对大兴起土之功，主要是针对帝王及富贵者营造巨大的陵墓。《后汉书·殇帝纪》中说：“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意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太平经》认为这种随意妄发的“疏导”工程，既会烦扰于民，且使地脉闭塞壅阏，因而也持反对态度。
(十三)断 酒
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中说： “天下兴作善酒以相饮，市道尤极，名为水令火行，为伤于阳化。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胍便作，买卖失职，更相鬥死，或伤贼；或早到市，反宜乃归，或为奸人所得，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剋贼。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斛，又无故杀伤人，日日有之，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复致如此之祸患”。这段话表明，主张断酒盖意在：一、反对官府无故发民令作酒，大量损废五谷；二、帝王长吏纵酒会使政事凶乱，人民受其冤苦；三、平民酒醉发狂，会滋生事端，使社会不安宁。
卷六十九中说： “天之谶格法，太阳虽为君者，反大畏太阴，水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酒者水之王也，长也，浆饮之最善者也，气属坎位，在夜主偷盗贼。故从酒名为好纵，水之王长也，水王则衰太阳。真人欲乐知天谶之审实也，从太古以降，中古以来，人君好纵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乱，其官职多战斗，而致盗贼，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君方治，火精当明，不宜从太阴，令使水德王。火者，君德也，急断酒以全火德”。这是对主张断酒的又一种说明，认为汉君属火德，酒，五行属水，水属阴，水旺则剋火，衰太阳，不利于汉君。为维护汉君的统治，故当断酒以全火德。
两种解释虽有所不同，但认为纵酒则乱政、致战斗、致盗贼，使社会生乱、天下不太平则是共同的。
既认为酒是万害之端，如何 “断”呢?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中说：“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命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主张用鞭笞来处罚饮酒者，对卖酒者则罚以修城郭道路官合。
据《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饮酒缘》引《太平经》中说： “若千里君子，知国有禁，小小无犯，不得聚集；家有老疾，药酒可通”。似乎又不是绝对断酒，有远方的客人或者家有老疾，也还是可以少饮一点的。
《太平经》主张断酒，主要是反对官吏命令老百姓为其作酒，断酒可以节约粮食以资民食，断酒也可以减少差役。
(十四)提倡以“孝忠诚信”为大的封建道德
卷一百十中说： “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故勿得自放恣”。
孝、忠、诚、信，在汉代已成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儒、道基本上是一致的，其目的也都在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社会秩序。
“孝、忠、诚、信”是《太平经》多处强调的道德观念，认为倡导这些，乃是治理天下的头等大事。其具体说法如下：
卷九十六中说； “天地乃是四时五行之父母也，四时五行不尽力供养天地所欲生，为不孝之子，其岁少善物，为凶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罚名，其国常乱危而毁也。万物者，随四时五行而衰兴，而生长自养，是其弟子也。不能尽力随其时气而生长实老，终为不顺之弟子”。又说：“风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气，与泽不调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为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调匀，众臣共为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恂恂多变诤，国治为之危乱。此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之赦”。在这里，“孝”和“忠”的观念已不仅是人世社会的道德准则，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四时五行、风雨、万物、人都必须遵守‘‘孝”、“忠”，违反了便会使宇宙一切为之凶乱、危毁。
卷九十六中说： “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合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则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诚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纯不相信，故上下绝以相欺。故上古举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纯不中，故危亡” 。意即天道、神灵及人民之间，要诚信而不相欺。人必须诚信天道与神灵。“有忠诚之信，所为所作，承奉不敢失小差。恐为众神所白，见过于上，有不竟年命之寿”。对天道、神灵诚信，则为神所护佑而得善报，否则，神会减人之寿。又说：“一身之内，神光自生，内外为一，动作言顺，无失诚信。五神在内，知之短长，不可轻犯，辄有文章”。意即人身中自有五神，完全知道人是否诚信，所以人对天道、神灵必须诚信。
《太平经》宣扬 “孝忠诚信”，主要在于用宗教力量来向人们灌输这种道德观点，强调其神圣性，使人们对上孝忠诚信于天道、神灵，在下能孝忠诚信于君主。反过来说，天主生、地主养，四时、五行、风雨不能使万物生长结实，以养人类，亦为不孝忠诚信于天地；君主如“好用刑罚”，伤杀生命，则亦为不孝忠诚信于天地。这样，道德观念就成了制约宇宙一切的规范和维系天地间、人世间兴衰的关键。这自然纯属虛幻之想。这同造经者奉天地、崇尚道德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十五)反对以智欺愚、以强欺弱、后生欺老者，主张人们应彼此相爱利
“彼此相爱利”即墨家“兼爱”、“兼利”之意。《太平经》认为“天”之心是要天下人皆相爱、相利，而不相憎恶，如同一父母所生养的弟兄。可是人世间却多以智欺愚、以强欺弱、后生欺老者的事，这便大逆天心了，故而百神憎之、不复护佑。
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 “智者当苞养志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与天心不同，故后必凶也”。又说：“都天下共一心，无敢复相憎恶者。皆且相爱利，若同父母而生”。
对于这些逆天心的人，天便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卷六十七中便说： (逆者)“为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复利佑也。天不欲盖，地不欲载，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穷于牢狱中，戳其父母，祸及妻子，六属乡里皆欲使其死，尚有余罪，复流后生，或成乞者之后，或为盗贼之子，为后世大瑕”。
《太平经》中所谴责、诅咒的这类 “逆者”，固然包括一切以智欺志、以强欺弱、后生欺老者的人，但是，造经者宣扬这一社会思想是特有所指的，是有意针对这样一些人，
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 “凡人家力强者，多蓄私财，后反多贫困，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这里指的是有势力的富贵者。
卷九十七中说： “以猾智知国，国之大贼也”。又说：“今五霸其臣悉无真道德，皆能作巧伪猾，所以相欺诈者，其臣多和邪猾伪巧，所以相惊动惑之道，或乃过其君。因而反逆，子杀其父，臣杀其君，下杀其上，悉怀无义夷狄之心，人人有巧伪之术，各有奸心，无有真道，故数反逆”。这里指出逆者中的首恶为霸臣。
卷六十九中说： “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君子为仇”。这里指的是强盗。
《太平经》同情受欺的志者、弱者、老者，诅咒欺人的为富不仁者、以猾智治国的霸臣以及以力行劫的强盗，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怎样实现天下人 “彼此相爱利”的理想呢? 《太平经》卷六十七中提出了：有道乐与人共之；有德乐与人共之；有财乐以养人的主张。亦即有道者应教人行道；有德者应教人守德；有财者应肯救穷周急。卷一百一中又提出了：“行仰善，与天地四时五行合信；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遗。……闻人有过，助其自悔”。总之，主张人们在精神上、物质上均彼此相爱相利，达到“天地阴阳万物，上下相爱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复相憎恶，常乐合心同志”。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想调和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求得世人皆相爱利，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对人民亦有模糊阶级意识的消极影响；但在不太平的汉代，对豪门霸臣及富有者欺压人民的暴行，也还是有一定的揭露和谴责，认为他们违背了 “天心”，是有罪的。
上述十五点，不过是择其社会政治思想部分之较显著者，略为列举。因《太平经》是太平道的主要经典，故上述十五点基本体现了太平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难看出，上述十五点主要反映的是广大受苦难的农民的思想。反映着他们的不满与憧憬，反映着他们既不满封建君主专制的腐败政治，但又认为封建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封建君主是天然统治者的矛盾思想，反映出他们为了生存而迫切要求改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太平道组织便主要是这些人中信道者的组合体。
反映在《太平经》中的这些要求改良政治的观念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呢 ?是天神的启示?是人们的悟性?不是。不能仰望渺茫的苍天，也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亦即不应当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是应当脚踏实地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这麦示封建制度已经建立，它要向前发展，但是阻力很大，奴隶制度虽已崩溃，但奴隶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加之豪强地主扩张领地，相互兼并，外戚与宦官倾轧争权，使社会出现错综复杂的激烈的斗争，战争连年。由于这些战争，更加深了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压榨，这又引起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消除这种局面的途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只能是谋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要求国家统一而不分裂，停止战争，要求在全国建立封建经济，要求建立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文化体系。这都必须强化中央集权，有能干的君主，以维护和发展封建制度。客观要求，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人民处境才能有所改善。这些思想，首先是广大农民的观念反映，因而他们构思出了这个仍然是拥护封建制度的理想王国。由于造经者们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提出反对封建制度的主张，也不能不受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用传统的理论与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首先，造经者本身就是吸取传统的宗教文化、思想的乳汁成长的，不可能不利用传统的理论与语言；其次，在当时他们只有利用宗教理论与语言，才能有说话的权力和号召力。于是便造成用传统的宗教理论与语言，来表达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表达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这固然不免常常出现牵强附会和方凿园枘的矛盾，可是他们也只有这样和只能这样。这就是造经者为什么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的根本原因。
但这样的理想王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客观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即使有所谓 “明德”之君出现，也不过是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压榨丝毫也不会放松，所以只要社会存在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太平”。这种灵光环绕的理想王国，不过是无情的社会中的苦难者的向往，枷锁上的幻花而已。
注 释：
⑴王明著《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二。本文所引《太平经》原文，均依据《太平经合校》。
⑵《前汉书·刑法志》。
⑶“比”，以例相比，犹今法律书中所举例案。
⑷《前汉书·刑法志》。
⑸《前汉书·刑法志》。“奇请”，即在原有条文之外，别有申请。“它比”，即引它类事例来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