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故乡的冬天贼拉拉的冷。早起上学。刀子似的小北风仿佛要从上脸刮掉一层皮。耳朵冻得像针扎，手脚冻得像猫咬。放学回家也好不到哪儿去。泥墙草顶的屋子里就像一个大冰窖，四面漏风，屋顶漏天。二哥戏谑地把它叫做“五风楼”。 唯一有点儿暖气儿的地方，就是那铺火炕。为了防止热量散失，火炕上面盖了一块当做炕被用的毛毯。那是一块军绿色的人造毛毛毯。是大哥当年上小学时。美国人捐赠的。全校每个学生一条。那条毛毯质量真好。就像传统相声《卖布头》里说的那样：“经薅又经拽，经蹬又经踹，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暖烘烘，毛绒绒，压风又暖和。埋汰了过把水，又象新的一样。上面是毛毯下面是火炕，把手脚伸到中间，那里简直就是我的天堂。可惜"文革"那年"破四旧"，因为这块毛毯出身不好（美国生产），一时性起，把它扯起来扔到门外的垃圾堆里去了。
一九五八年初冬的一个周日，天刚蒙蒙亮，妈妈就把我们兄弟几个从炕上轰了起来。妈说：“好不容易盼到个休息天，你们谁没事，起来跟妈盘炕！”
原来那一年上边要求搞土地深翻，说什么“深翻一遍，亩产过万”。辽宁省的深翻进度被上边批评了，所以政府要求，城里所有能够拿得动锹的人，星期天必须自带干粮和铁锹，步行到附近的郊区人民公社帮助深翻。那真是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累死累活地从八月中旬干到了十一月末，直到地都要上冻了才给了一个休息天。俗话说 “春天脱坯夏盘炕”结果那年是入冬了才开始“盘炕”
“盘炕”实际上就是建造火炕或是修理火炕，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这个词可能有些蒙圈。在百度上搜索到的答案：“盘炕” 即炕的制作, ,是北方用语.”
听妈说要“盘炕”，二哥夹起一本书，就溜出去了。姐姐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十一岁了还长得又瘦又小，啥活儿也干不了。我当时刚刚七岁，就象一个跟屁虫似地跟在妈妈和三哥的后面问这问那碍手碍脚。肯定有人会问，大哥哪儿去了？大哥刘裕民、二姐刘一民均早夭，那年头儿医疗条件差，死孩子的人家，多的是。
我是遗腹子，爸爸的聪明睿智，我都是从旁人的嘴里听来的。妈妈的聪明睿智，我确实是亲眼所见。妈妈是位穿着白大褂给人治病救命的医生，就是想破了脑袋也不会与灰头土脸的“炕把式”们扯上半毛钱的关系。梁启超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儿女们冬天不挨冻，妈妈亲自动手盘炕了。妈妈出生在农村，自幼与火炕有缘。对家中或邻里“盘炕”的要领耳濡目染。铭记在心，如今派上了用场。
妈妈取出几个白纱布口罩，又从隔壁运输队借来几顶装卸工戴的有披风的帽子，我们就披挂上阵了。
“炕盘”第一道工序是“扒炕”，妈妈领着三哥麻溜地揭去炕席，然后用斧子刨开坚硬的粘土，再拆除了炕面砖之后，用勺子清理了於满灰烬的烟道和炕洞。这活儿非常埋汰，灰尘扑面，积年的烟尘只一会儿工夫就把崭新的白口罩“染“成了黑色。妈妈在飞舞的烟尘中屏住呼吸，一桶接一桶将烟灰煤掏出来装在一只破铁桶里，然后再把炕砖一块块地拆下来；三哥负责把烟灰拎到院子里的垃圾场去，我的任务是把砖壁上的积碳清除掉。
妈妈用黄胶泥把“喉咙眼”两边的“分火砖”、“狗窝”旁边的“迎风石”以及炕洞里的砖、炕面砖都照原样粘好，炕就基本盘成了第一道工序完成后。
下一步开始抹炕面。妈妈把砂子和黄胶泥以八比一的比例（砂子少了会裂璺）掺到一起合匀舀到炕面上，用一根底部平直的木条把砂泥象摊煎饼摊平。炕头稍厚，炕稍稍薄，这样可以让炕的热度比较均匀
至此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妈给烧干的土炕上铺满一寸长的碎稻草，上边扣一只瓷碗，用猛火烧热土炕，半个小时后瓷碗内有水流出，说明土炕水已出尽，炕就可以使用了
“盘炕”乍看是一种粗活，其实里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有的人尽管依葫芦画瓢，也能盘出炕来，但盘出来的炕质量不过关，“炕头能烙饼，炕梢冰冰凉”烧起来烟火不顺，甚至倒呛，特别是遇有逆风的天气，烟火会从炕洞口出喷出来，倒烟、崩炕，甚至造成煤烟子(一氧化碳)中毒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妈妈盘出来的炕，热而不烫，热而耐久，热而舒坦，节省柴草。
妈妈说：“从种类和形式上说，炕分为好多种，什么汉族炕、满族炕、朝鲜族炕；什么南炕、北炕、顺山炕、万字炕、连二炕，今天时间紧，这些咱们都不讲了”。随后，妈妈语重心长的叹了一口气，“妈今天不是要培养你们当什么走街串巷的‘炕把式’，而是让你们了解一点儿盘炕的知识。咱们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炕，妈担心：你们这些长大后要顶门立户的男孩子，连一个普通的炕都盘不好，将来可怎么活。一个男人，艺多不压身。学会了盘炕，你就会不挨冻，学会了读书，你就不受穷。”
现在看来，妈妈的话有虽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字里行间却充满对儿子们前途命运的担忧和期盼。
盘炕，一般在夏天，因为夏天没有炕时，可以临时搭个简易床铺，不影响睡觉。而那一年“盘炕”时间，已被挤到了冬初，所以最好在中午前把炕盘完，下午把炕烧干，不影晚上响睡觉
我家的前面是一家“鲜货铺子”，说到这里，现在的年轻人又要蒙圈。什么是“鲜货”？ “鲜货”就是指水果，北方方言。这家铺子的铺面呈倒 L 状，与我家构成了一个大院子。每到鲜货上市的季节，四乡八镇里就来了许多送货的大马车，上面装着象小山一样的柳条筐，筐里满满的都是各式各样的鲜货。把我家门前的巷子挤得水泄不通。卸完货，那些飞了边少了沿儿的不能回收的柳条筐，就丢弃到我家的院子里。足够我家一年的烧柴。
我家西边是一片几百户人家的朝鲜族居住区，他们在城北的沙河子种水稻。秋天，他们把稻草运到家里来，家家户户有小山似的草垛。每家都有十几个。冬闲的时候，他们打草绳。编草帘子草袋子，或者制作榻榻米卖钱。入冬后“嗷嗷”的西北风一刮，没紮紧的稻草漫天飞舞，飞过长江街，飘飘洒洒地向我家院子飞来。每天捞两捆稻草当柴烧，稀松平常。
一九六一年，二哥高中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市中级法院工作。春节前，市法院领导访贫问苦到我家走访，身高体胖的王焕然院长进门时尽管压低了腰身，但还是蹭了一后背的灰尘。五个人的走访小组黑压压的挤满了外屋地，王院长探头瞧了瞧里屋那铺巴掌大的小炕，叹了口气 : “当年闹红（军）时老百姓的住房也没这么困难呀，”立即指示随行的的人，“节后立即解决小刘同志的住房问题。”（据说，后来文革中王院长因为这句话还被革命群众贴了大字报。）
市法院领导说到做到，节后一上班，工作人员就通知我家去法院宿舍看房。两室一厅，宽敞明亮，南北通透。每月房费2.94元的。听完房费，我们欢喜的心凉了半截。回家一合计，每月2.94元，加上每年的煤气费，一年就是六十多元，再扣掉妈妈和二哥的煤伙补贴(当时的煤伙补贴标准:在职职工，每人每年十六元，不在职的没有补贴)三十二元，这样一年又多支出一百多元，相当于我家一年生活费的五分之一。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谢绝了市法院领导的美意，咬了咬牙，还是坚持住在北行那间“五风楼”里
一九七零年，皇姑区修建新华书店，我家被动迁到北陵大街一段一号，一栋没有暖气也没有煤气的简易楼房里。
这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已长大成人，尤其三哥百灵百巧，“盘炕”的手艺绝不亚于“炕把式”。三哥为我们每家都盘了一铺吊炕。让我们继续与火炕一起过着温暖的日子……
一九八五年，平地一声雷，沈阳电视台正式开播，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我在三千多名应聘的大学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榜眼。入职后，电视台斥资九万，在沈阳新北站附近的民富小区为我购置了一套商品住宅楼。从此我就告别了火炕……
二零一一年，我告老还家。年底我远赴海南，开始了我的候鸟生涯。十多年来我终日生活在温暖的阳光下，早已淡忘了北方的风雪严寒……
今冬以来，中央气象台频发我国北方寒潮警报，勾起了我对寒冷的回忆。怀念当年温暖温馨的火炕，怀念当年妈妈孜孜不倦的谆谆教诲。
妈妈，儿子好想您！
写于农历癸卯年正月初九
完稿于农历癸卯年二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