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1886年-1956年）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回顾他漫长的革命生涯，可以发现其在南昌起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谭平山不仅是老同盟会会员，颇受孙中山等人器重，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建设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使他在国共两党中都拥有较高威望，还加速了南昌起义的决策过程，并使得南昌起义在短时间内得到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南昌起义最开始是李立三提出的，谭平山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是谭平山去找的贺龙。周恩来是前敌委员会书记。不过南昌起义前，他为革命多次据理力争等举动也引起张国焘和共产国际等方面的不满，这使得他在南昌起义后逐渐退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一变故并没有让谭平山对革命失去信心，相反，他后来参与创立并领导了民革，为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及统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南昌起义是谭平山革命生涯的重要一页。
1923年，为推动革命发展，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在中共三大上作出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等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决定。由于既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又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谭平山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接洽的不二人选，并开始投身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谭平山很快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不久就担任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毛主席当时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谭平山利用这些机会，一方面充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广泛接触国民党左派及其他民主人士，另一方面将共产党员安排到重要岗位进行锻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团结、争取了大量左派人士及其他民主人士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还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也为自身在国共两党之中赢得了广泛声誉。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是起义时的最高行政领导人。
谭平山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9年秘密参加了反清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在广东省当选过参议员。后来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他经常与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一起交流思想。1919年，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广东，并与陈独秀等联络在粤建立社会主义年团。
他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资本论》的人和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谭平山是广州共产党支部建立时为首任书记。1923年起相继参加了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在五大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面对汪、蒋二人对革命的背叛及对共产党人的杀害，共产国际逐渐有了开展武装反抗的想法，并在1927年5月指示中共中央，“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暴行也陆续出现武装暴动的声音。因此，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南昌起义就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在南昌起义的策划工作中，谭平山办了两件大事，为南昌起义的顺利举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终于惊醒，周恩来率先提出发动军事暴动的提议。1927年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举行会议，郑重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注意，是以“国民党”的名义。
谭平山为南昌起义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召开两次九江会议。1927年年中，中共中央虽然作出在赣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但起义地点、时间等都悬而未决，谭平山主持召开的两次九江会议基本给出了答案。为了尽快在赣策划武装暴动，7月19日，中共中央派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等从武汉来到九江。在了解了九江的革命形势后，7月20日，谭平山召集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的中共党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谭平山分析了张发奎的立场及其他革命形势，认为“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叶挺也回忆这次会议，“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借此威力表示我们的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可以看出，这次会议上，在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暴动的大致计划已经初步形成。为了进一步细化暴动工作，7月23日，谭平山召集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举行了第二次九江会议，详细研究了起义计划、政纲、宣言等。同时，谭平山等在会上还提出组织一个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获得更多革命人士对此次起义的支持并便于开展起义后的工作。此外，这次会议还初步决定于28日举行起义，并发电报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1927年10月，李立三的报告也佐证了这些内容，“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7月27日，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抵达南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等人也先后到达南昌，为南昌起义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二是动员贺龙加入起义。7月23日，奉命东征讨蒋的贺龙部队来到九江。贺龙的到来让谭平山十分欣喜，谭平山决定动员贺龙加入起义军。为此，谭平山不仅组织九江的工农代表与他见面，向他介绍南昌、九江两地的革命形势，还在反复思量后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告诉他。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贺龙回答：“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从。”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20号，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聂荣臻开会研究，我们认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施武装暴动。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听罢，贺龙回答：“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于是，谭平山十分兴奋地说：“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就这样，在谭平山的动员下，贺龙部队加入了南昌起义军，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
待前期工作基本商定后，7月26日，谭平山与贺龙、李立三、恽代英等向南昌进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部署此次起义，并成立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织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谭平山虽然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但由于他在国共两党内都具有较高威望，并且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还是被邀请列席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与其他前敌委员会成员一起商讨南昌起义的具体工作。
7月26日，在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几个小时后，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对于南昌起义的最新指示。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文中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将这封电报的信息尽快传达给南昌起义前线，中共中央派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张国焘前往南昌。
7月29日早晨和中午，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九江发来两封急电给前委，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我到再决定”。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认为:起义绝不能停止，准备工作必须抓紧进行。
7月30日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对外称“炮兵营”)的一间教室里，坐着前敌委员会的成员李立三、彭湃以及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大家一边等着中央代表张国焘的到来，一边议论着昨天早上和中午张国焘从九江连发的两封电报。
正议论着，只见张国焘、恽代英与周恩来一同走进会议室。
坐下后，张国焘首先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他说:“我来南昌之前，在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议，俄国顾问加仓将军在会上作了报告。据他的意思，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中国共产党，在此两条件下，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原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代表罗明那兹，罗明那兹就南昌暴动问题向共产国际发了电报请示。国际回电: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可退出，派往农村去工作。”
张国焘还说:“我这次来不单是送信，还要视情参与决定。根据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他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等人都认为:“张发奎绝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今后革命，我党应公然站在领导地位;暴动绝不能拖延，更不能作罢。当时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是不可能同意起义计划的，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必须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
张国焘便借口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因这个暴动关系到几千同志的生命，依然主张谨慎。
这时，周恩来愤怒地站了起来，手中的茶杯“砰”的一声顿在桌子上，茶水溅了一桌面。他用手指着张国焘大声地说:“国际代表和中央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今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今天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去出席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然而，张国焘却慢条斯理地要求留一个同志将这里的情形告诉他，再看看预备好的宣言。
李立三等主张采用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但因为张国焘是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最后决定将30日晚起义的时间暂时推迟，第二天继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再定。
31日早晨，前委扩大会议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继续举行。
这一天，会场气氛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又辩论了数小时。
会议期间又连连传来几个坏消息:九江《国民新闻》被封闭了;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开会。但张国焘依然不紧不慢地重弹他的老调:“起义时间不成熟呢，最好再推迟几天呢。”等等。
与会者都对他怒目而视，张国焘却视而不见。
实际上，张国焘之所以抗拒立刻举行南昌起义，与他长期以来固执的个人看法有关。一方面，他对工农群众能否成为革命的主力及土地革命能否成功一直存有疑虑；另一方面，他一直对张发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发现张发奎有亲汪举动也不改变。因此，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张国焘还进行了引申和发挥，提出“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推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对比共产国际来电的原文，张国焘加了两层意思：一是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并没有完全同意或支持，而是要看情况而定；二是起义能否举行要由张国焘同意，否则不能举行。而如果按照这一说法办，南昌起义就无法尽快举行。
谭平山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对于张国焘夹杂私心的做法当即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张国焘搬出共产国际意见的目的就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谭平山还力陈当时已经有近百人知道要举行起义，一旦起义不能及时举行，不仅众多准备工作将付之一炬，参加起义的革命战士也可能面临仗还未打就要牺牲的危急形势，并反诘“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虽然会上大多数人都支持谭平山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身份，因此“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于是，原定7月30日举行的起义再次被推迟。
越拖延危险越大。为了尽快举行起义，7月31日早晨，前敌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
忍无可忍的谭平山跳了起来，冲着张国涛大骂“浑 蛋!”又对着门外的卫兵喊道:“卫兵，把他给老子捆起来!”
也有传说，谭平山说过：张国焘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了。
这件事中谭平山爱憎分明的性格和坚持革命的立场却是十分鲜明的。
周恩来首先冷静下来:“不管怎么说，特立(张国焘的又名)同志毕竟是中央代表，我们不能采取这种强制行动。”
被卫兵松开手的张国焘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沮丧地低垂着头。
正在这时，一个卫兵走了进来，给叶挺送来了一份急电，叶挺看后，递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看，原来是张发奎从庐山发来的，称“准一日到南昌”，会场时顿时议论起来。到了这时候，是否应立即起义的间题已无讨论的必要了，完全孤立的张国焘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表态，“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于是，会议决定8月1日 4时举行暴动！南昌起义的枪声，揭开中国武装革命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起义前夕谭平山与张国焘的激烈争论，不论是对南昌起义，还是谭平山个人，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谭平山一再与张国焘正面斗争，虽保证了南昌起义能够按时举行，但也引发了张国焘的严重不满，而这也为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之后被开除党籍，长期以党外人员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