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内蒙古新华分社的回忆（5）
——先从靳小宁家的邻居说起
身为新华分社食堂厨师的名份，文革运动中却让贾富官做了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
1969年底内蒙古地区因清理“内人党”运动，造成大量冤案，时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康生，对此前后矛盾的表态，致使以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滕海清为首的一干人无所适从，甚至出现前后决定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决策。因此引发了上访、赴京告状、受害家属拦截领导车辆的事件，混乱无序的社会局面造成生产停顿，生活物质缺乏。为了控制这种骚乱的局面，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指派北京新华总社组成调查组，赶赴内蒙古查明情况，提出方案、解决问题。
【图片说明】1969年12月的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滕海清
北京新华总社组成调查组一行十人，组长由总社国内部内参组组长汪钦担任。为了对“内人党”事件的调查秉持公正和防止先入为主，调查组避开内蒙古革委会和新华分社安排好的军区宾馆，选择了北京军区麾下的直属机构——新城宾馆下榻，并且，负责人汪钦口述周恩来的指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出入宾馆，单独行动，严格保密，违者按照军令论处。
周总理和汪钦显然低估了内蒙古军区警卫军人的派性作用，信息很快走漏。调查组入驻的第二天，新城宾馆西门被约二百余人围堵，一群身披麻衣孝服的妇女和儿童，高举着“寡妇上访团”的标语，双膝跪地、哭声震天，造成交通拥堵，上千人围观的场面。
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闻讯赶赴现场，极力劝阻上访妇女疏导围观群众，但是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吞没，人被推倒踩踏，衣服被扯破，随从的警卫战士拼命才将人们挡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紧要关头，调查组里唯一的年轻女性石圭平，挺身而出，高喊自己从北京而来，是毛主席派来的，有冤屈、有苦难找她反映。将人群中情绪激动、带头闹事的人请进宾馆传达室，把事态平息下来。
事件发生后，汪钦经请示中央后决定，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调查组所有成员按照先前部署，马上奔赴各盟市地区了解实际情况，脱离新城宾馆驻地后，通过北京军区建立军事专线，向中央汇报适时现状。
1969年12月，中央参照调查组的意见和现状，决定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堂和北京军区27军政治部主任迟浩田组成 “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进驻呼和浩特。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滕海清、吴涛、高锦明等赴京参加学习班，内蒙古革委会的日常工作，由“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主持，具体的操作 “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迟浩田负责。
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军事管制、挟持下，内蒙古的混乱局面，终于得以控制。社会秩序开始好转，“内人党”风波随之平息下来。到了1970年的春节前夕，调查组工作告一段落，部分人员回到北京。
留守善后的汪钦和孙国维等人，为了工作方便不被打扰，暂时安排到内蒙古新华分社办公楼内。时逢春节，以往呼和浩特市的习俗，春节时候的饭馆食堂已经关门停业，单位机关休假过节，留守人员的吃饭成了大问题。
“前指”的总指挥郑维山亲自下令,由从北京结束学习回到呼和浩特市的吴涛，全权负责解决留守人员吃饭问题。经过各个方面的权衡，汪钦认为继续在内蒙古新华分社解决吃住的问题，最为恰当。原因和理由是：调查组收集的资料和拍摄照片，需要及时传真和冲洗胶片，尤其是拍摄的胶卷需要及时冲洗，底片成型后按照内容进行筛选，确定使用的底片，装箱包裹不定时立即通过专车专人急送北京总社。（按照保密规定照片不得晒印，筛选不用的底片，立即就地销毁）。此类工作需派懂得摄影的专业人员协助工作；而且工作和吃住也要选择一个相对保密、封闭的环境。
最后经过多方的考察、商榷，大家一致认为新华分社办公楼，完全符合这种环境的要求。
汪钦征求吴涛意见后，汇报给郑维山司令员，最后商定：调回已在唐山干部学习班的内蒙古新华分社摄影记者陆轲，协助调查组摄影胶卷的冲洗、销毁工作，选用内蒙古革委会滕海清的专职司机杨文霖，负责工作和生活用品的运输，内蒙古新华分社原食堂厨师贾富官做好全部人员膳食，选派两名机关职工做服务后勤。
1970年的新春佳节，内蒙古新华分社成了一座“监狱”和“皇宫”。办公楼门前有军人把守，任何外人不得接近；楼里的人们山珍海味、珍馐美馔。
内蒙古革委会的二号人物吴涛政委，整个一个大年成了使唤差役。专门调集内蒙古军区汽车随时待命，呼和浩特市国营食品公司销售科和仓库保管人员，春节取消了休息。甚至是为了吃上一道“炸羊尾”，派人专门去四子王旗，拉回活羊待等宰杀。
1983年汪钦到内蒙古旅游，在贾富官家里谈起这段经历，依旧感慨万千：为了调查收集“内人党”材料，几乎跑遍了内蒙古大草原和戈壁滩，那种冰天雪地、风餐露宿的日子，几乎到了人生极限。最后在新华分社的吃住生活，也感觉到了人间天堂，吃到了从来没吃过的美食，喝到从来没有喝过的美酒。贾富官做的“炸羊尾”，真可算是这一辈子最好的极品佳肴、终生难忘。
更让汪钦感动的摄影记者陆轲，在那段日子里不论白天或深夜，都要在第一时间把收回来的胶片冲洗出来。当时调查组普遍使用的相机德国徕卡135型号，进口的胶卷长度超过国产规格，冲洗胶卷的显影罐不能使用，只能在暗室里使用双手，浸泡在显影液中，为了防止指甲划伤胶卷胶膜，只能让水温降低、延长显影时间。陆轲双手冷冻、痛苦不堪。经常是冲完一个胶卷，从暗室里跑出来在电炉上烤手取暖。
【图片说明】德国徕卡135相机和富士39张胶卷是70年代新华社的顶级配置。
【图片说明】德国徕卡135相机和富士39张胶卷是70年代新华社的顶级配置。
按照相关规定：调查组拍摄的卷片，筛选确定后，将不能使用的底片就地销毁，销毁底片的地方，只能选在食堂的取暖火炉里。
陆轲拿到炉子里烧时，弄得食堂里充满了塑料糊味，在食堂里操作的贾富官，忍受着风寒冷冻，打开窗户透气通风。
多年后贾富官还提到一件让他露脸的事情：内蒙古军区政委的吴涛，为了让调查组的人员御寒，特从内蒙古军区骑兵装备部调来专备的狗皮褥子。贾富官当即制止，告诉押送物资的军官，汪钦是满族人，忌讳杀狗和狗皮制品，这些东西不能使用。
事后吴涛十分感谢贾富官的细心和机敏，只是奇怪贾富官怎会知道汪钦是满族，这连调查组的成员都不清楚的事情。贾富官告诉人们，姓汪名钦的姓氏，哪有汉族人，蒙族都不这么叫，只有满族才有这样的姓名。
应该是吴涛和陆轲、贾富官一伙人鞠躬尽瘁、尽心竭力的关心、照顾，感动了调查组的这一干人马。调查组客观、公正地给中央做了汇报，材料详细阐明了内蒙古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和“内人党”形成的历史成因渊源，蒙汉民族仇恨复杂背景，矛盾形成早已源远流长。（1967年内蒙古军区部分蒙族战士，因历史遗留民族问题到北京静坐上访。在军委召开的协调会议上，上访战士将主持会议的军委副参谋长李天佑殴打致伤，导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内蒙军区降为省级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隔离反省, 副政委刘昌、政治部主任张德贵停职反省）。
【图片说明】1968年李天佑与妻子杜启远和四个儿子在北京合影。
在调查组结论的基础上，最后中共中央对内蒙古揪斗“内人党”运动，采用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法，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滕海清，不予组织处理，只做军事序列调整，平调济南军区担任政治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吴涛留守内蒙古，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后，吴涛提升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迟浩田，从27军政治部主任升任政治委员。
1979年汪钦从总社调到山东分社任副社长，滕海清热情地邀请汪钦到家中做客，言语中他对汪钦在“内人党”事件公允、详实的汇报，表达衷心的感谢和给予很高评价。当时参与内蒙古军管、平息“内人党”冤案引起的社会骚乱的迟浩田，在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依然与汪钦和孙国维经常来往，甚至成为好友。
【图片说明】《世界高峰公关纪实》此书2008年在呼和浩特市出版，汪钦主笔、亲临到印刷厂查看排版印刷。
【图片说明】汪钦在《世界高峰公关纪实》续页，迟浩田上将亲写序言。
当时调查组里年仅25岁的石圭平，结束内蒙古“内人党”调查工作后受到内蒙古党政一致好评，调到内蒙古分社后担任体育报道，成为内蒙古分社的高级编辑。
调查组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交办的任务回到北京之后，调查组的很多人员，一改以往对内蒙古地区贫困、荒凉、愚昧、落后的印象，经常在工作和闲暇之余，随从工作组和旅游团回到内蒙古，一览草原风景，品尝蒙古美食。
贾富官退休后，又在原单位返聘了三年。恰逢社会上经济大潮的汹涌，呼和浩特市饮食行业繁荣昌盛。各类培训、讲座和业内评选活动层出不穷，贾富官经常受聘，忙的不可开交，可是此时的贾富官，我能看出来他并不快乐。
终于有一天贾富官闭门谢客，拒绝了一切外来邀请，理由是哮喘复发、身体欠妥。这种理由虽然是真实存在，但能看出来他主要是情绪的郁闷，干得心里不痛快。
从他的同行旧友口中得知，呼市饮食行业逐渐盛行虚伪、作假的风气。烹饪不讲究功夫、技能，尽是花架子，虚头巴脑，食材不追求真材实料，很多是人工合成的化工产品，甚至香料试剂代替了以往的高汤、密料。最让贾富官不能容忍的是：饭庄、酒店的领导就是圣旨，所有的一切，必须按照领导的意志办事，全然不顾烹调饮食的规律。
像贾富官这种自小秉性倔强、靠技术手艺吃饭，从旧社会出来，信奉禘郊宗祖的手艺人，也许在计划经济时代，身怀绝技也无法施展，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他已经退休的身份，完全是“木樨花落 信马由缰”的感觉了。
1988年后的贾富官，赋闲在家、闭门谢客，远离烹饪界各类人士，可算是高蹈远引 、避世离俗。
真正搅乱贾富官心境的却是另外一件40年前的往事。
1987年底，国家实行了一项对台新政，台湾政府允许与大陆存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员，经过申请赴大陆探亲。中国大陆迎合台湾政策，积极开放各个机场、口岸，大陆承诺不做任何限制， 来去时间、探亲地点、人员身份、随行人数，完全由台方自选。
【图片说明】1987年台湾政府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12月第一批归乡探亲人员。
1988年初春踏进贾富官家门的台湾客人，竟是1949年从包头“海兰泡机场”启程，乘机离开归化城飞往台湾，不辞而别的阎伟、莫淡云的次子阎秉恒。
阎秉恒以《台湾绥远同乡会》理事长的身份，赴大陆探亲访友。阎秉恒用便携式录影机，给贾富官播放了阎伟、莫淡云的影像资料，日常生活的片断，以及阎伟1985年10月26日病逝于《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和11月29日火化后在台北市《华严莲社》诵经悼念时的场景。
【图片说明】阎秉恒（左一）与内蒙古民革访问团团长杨性恺（中）家中做客。
一向看淡生死的贾富官，看着影像竟然潸然泪下，估计是眼见故人谢世而去，回想以往 “麦香村”的辉煌业绩，现已不复存在，自己一身的绝技曾经是“克绍箕裘、蜚英腾茂”，至今算是灰飞烟灭，想到此悲从中来。直至阎秉恒留下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名片后，起身告辞，贾富官依旧哽咽抽泣，无法自已。
我记了一下名片：台湾绥远同乡会荣誉理事长阎秉恒 ，住所：台北市大安区四维路182巷3号2楼。电话：（02）27067787。
【图片】1997年莫淡云（右一）阎秉枢（阎伟长子左一）席瑜（后排）合影。
阎秉恒回大陆探亲时，留在归绥市（呼和浩特市）阎家嫡亲只有三伯闫肃的次子阎秉心。1949年9月绥远省和平起义签字的仪式，在包头市东河区绥远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签字仪式上，唯一同时出现在会场上提笔签字的父子，便是时任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的阎肃和时任国民党驻绥部队指挥所参谋处第二科上校科长的阎秉心。
绥远省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将军对阎肃和阎秉心爱国义举，甚为钦佩。如同1934年为让阎伟返绥担任绥远省教育厅厅长亲笔书写邀请函一样，在那张淡黄色的虎皮宣纸的和平起义通电电文上，亲笔写下：“阎家父子之心，昭示楚囊之情。”
【图片说明】1949年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的通电电文（原稿影印件）。
董其武将军为阎肃和阎秉心父子亲手颁发了《绥远省和平起义签名纪念章》。
【图片说明】起义通电签名39人，纪念章现仅存12枚（5枚被台湾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