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布衣学者的楹联梦
——怀念裴国昌先生
徐伟法
裴国昌是我的至交好友，更是一个让我十分敬佩的“布衣学者”，一个成就卓著、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楹联学专家。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极其悲痛！
百度百科这样介绍他：“裴国昌先生幼承私塾，成年后自学成才，经年致力于乡土文学的搜集与研究，特别是在楹联文学的著述、教育、研究诸方面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短短几行文字我读了几遍。想到我和他几十年的交往，想到他非同寻常的生平事迹，我不由得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1936年，裴国昌出生在古运河畔的扬州八里铺小镇。他四岁进蒙馆，读《神童诗》《三字经》，读《百家姓》《千字文》，开始领受中华文化的哺育和照耀。每到过年的时候，远远近近的老百姓会来找私塾老师写春联。裴国昌一面给老师磨墨，一面看。他看老师的字，也看老师写的内容，不知不觉间，春联，这一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深的触动。这可能是他一生事业最早的起点。
裴国昌的父亲是做米行生意的。他也喜好楹联，下乡收帐，只要看到有好的对子，就抄录在收账折子上。到他去世时，他搜集到的楹联有好几百幅，成为他留给裴国昌的一笔珍贵遗产。
看着父亲几十年辛辛苦苦抄录下来的一幅幅对联，裴国昌想起了幼时塾师给乡亲们写春联的情景，他对楹联的喜好变得茁壮起来。他在想，如果能把一些好的楹联编成书出版，一定是有意义的。在那以后的年月，他的“楹联梦”越做越大，其视野远远超越了父亲留给他的那几百幅对联。他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这条路他走得万分艰辛。
对于其中的甘苦，他曾撰写一联自况：“苦不堪言的甜蜜事业，痛不欲生的锦绣前程。”
裴国昌大我十岁。我和他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他爱好楹联，我爱好书法。楹联与书法密不可分，我们一见如故。
相识不久，我们就一起筹划、成立了江苏省楹联学会。从那时到今天四十年了。四十年间，我们一道投身于他那“苦不堪言的甜蜜事业”，为楹联文学的研究与弘扬尽心竭力，上下求索，劳而无怨，乐此不疲。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了解得越多，就越加敬佩他。我知道我是遇到了一个奇人。
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乡村度过的。直到六十年代末他还在邗江务农，家境贫寒，嗜书如命。
有一年除夕，他拖着自家养的两头猪到集市售卖。卖了猪拿到钱，转身进了新华书店，被书架上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吸引。他要服务员拿来看看。可能是看这个农民不像个能读得动这种“大部头”史书的人，服务员显得很不耐烦，还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本来，买不买这套书，裴国昌自己也在犹豫，因为卖猪的钱是家里用来过年和捉小猪用的。遭遇到服务员言语态度的刺激，他一赌气，咬咬牙把这套书买了下来。回到家跟母亲一说，老母亲哭笑不得。几十年来，他这个“卖猪买书”的故事，常常成为我们调侃他的一段笑话。
七十年代裴国昌回城，被分配到南京玉环热水器厂工作。厂领导了解到他读书多、会写作，要他去宣传科。那时候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裴国昌却要求做清洁工，让人很难理解。原来他有自己的小算盘。清洁工这份工作，一早一晚上班，中间可以腾出不少时间，方便他去南京图书馆看书和查阅资料。他真正沉下心来研究楹联学，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这时他已年过四十。从这个年龄起步去做一番大事业，显然有点迟了。他自己不这么看。他有句口头禪：“什么事只要想到就去做，永远不迟!”
楹联学资料稀缺，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时间对他显得格外金贵。他常常揣着两个烧饼走进图书馆，在茫茫书海和资料堆里艰苦寻索，能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后半生的艰难跋涉就这样迈开了脚步，一步一步直到生命的终点。
为了有一个更好一些的发展空间，1982年他离开工厂，调到江苏省文联民间艺术研究会工作。这个新环境更有助于他实现自己的梦想。次年，他发起成立了江苏省楹联学会并担任常务秘书长，我就是在那时和他相识相知的。先是和他一起筹办学会，学会成立不久又一起筹划并成功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楹联书法展。
那以后他的收获期到了——
1984年，《楹联学概论》出版。
1985年，《江苏名胜楹联》出版。
1986年，《三百六十行对联选注》出版。
1987年，《中国楹联学》出版。
1990年，《中国楹联大辞典》出版。
1992年，《中国风俗对联辞典》出版。
1993年，《中国艺术楹联辞典》《中国名胜楹联大辞典》《中国春联大典》出版。
2001年，《新世纪实用春联》《百家姓对联精典》《嬉笑怒骂对联精典》出版。
2004年，《绿野堂楹帖》出版。
2005年，《绿野堂唱和集》出版。
2009年，《南京名胜联考》出版。
2020年，《全清联》出版。
与这些了不起的成就相对应的是裴国昌的顽强坚持。再艰难的日子也不能影响他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不能阻挡他跋涉的脚步。几十年下来，他积攒的手稿有一人多高，出版著作累计五千万字。
出版后影响很大的《中国楹联大辞典》，在八十年代就开始着手编著了。为了搜集资料，光是信封、信纸和邮票三项开支就化费了三千多元；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个低薪职工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这都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妻子为了维持家庭最基本的日子，不得不和他AA制。我那时在企业宣传口工作，看他过于艰难，便时不时地“贪污”一些公家的稿纸接济他。
回想起来，裴国昌今生今世最大的开销不是抽烟、喝酒，不是添置衣帽鞋袜，而是花在一本本稿纸和书籍上了。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五更早起伏案写作”的习惯。很多年后的一个清晨，我醒来天还没亮，突然想打个电话，看看我这个老朋友是不是还保持着他这老习惯。电话铃声一响他就接了，他果然还在伏案写作。这时他已经八十岁了。我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搞这么劳累。
“我就只有这点乐趣了。”他笑笑说，“我现在还有几个选题要做，不抓紧不行啊。”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有几个选题要做！
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读他的书，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些书的出版也经历了很多曲折。最初，我陪着他带着几部书稿跑北京跑沈阳，走访一家又一家出版社。各家出版社的反应都差不多：书不错。但是这种书销量有限，卖不出钱来。要出可以，你们得包销。——实际上就是要你买书号，自己花钱来印。
这可把他愁坏了。写书，他是专家，吃多少苦都能忍受。可是说到弄钱，于他，那真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看着他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也替他着急。我深信他这些书是有价值的，同时又被他的精神感动，就说我来帮你。这样一冲动，我就辞去公职，下深圳、到海南。挣到手的第一桶金都没在手里捂一捂就汇给他，帮他买了几个书号把书出了。我后来又陆续挣到一些钱，没买房没买车，相当一部分都支持了老裴的事业，帮他圆他的楹联梦。不少亲友至今不理解我当时为什么辞职下海，最初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挣钱帮老裴出书。
帮助裴国昌的人不少。我知道，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先生，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过老裴很大的支持。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楹联学》和《中国楹联大辞典》相继出版。《中国楹联学》是我国第一部楹联学教材。有一天裴国昌接到江苏省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的通知，要他给中央几个常委签字送书。显然，他的著述已受到有关机构和领导人的重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支持。
那以后的十几年间是他的高产期，几部巨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在中国楹联界的威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最让裴国昌高兴的是教育界对他和楹联文学的关注。最早是无锡书法艺专不仅专门开设了楹联学，还特聘老裴担任该学科的艺术讲师。后来全国许多高校邀请他去作楹联学学术报告，并被南京艺术学院正式聘为教授。这个自学成才的布衣学者，终于有了在大学课堂上传授中国楹联学的讲台。楹联学承载着深厚悠远的中国文化传统，能把这种传承传给年轻一代，是他心中埋藏已久的愿望。
九十年代初，我曾和他一起带着《中国风俗对联辞典》和《中国艺术楹联辞典》的样书，前去拜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
我现在还记得，高占祥一边翻着书一边对我俩说话，显得很激动。他说：“这些工作本来应该是国家文化部门的工作，没想到你们把它做了，还做得这么好。”停了停又说：“你们是把散落在祖国各地的珍珠串起来的有心人啊！”
那次我们去找高部长是想邀请他出席要在第二天举办的首发式。他说只要能安排出时间，他一定到。担心有其他更要紧的事情安排不出时间，为保险起见，他当即为首发式写了贺信和贺联。第二天首发式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还是赶过来了。我们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这样的活动，我应该到。”
裴国昌还曾先后在《乡土报》做记者，在《书法艺术报》任副总编辑，并担任中国楹联丛书编委会主任等社会职务。
他对乡土文学的搜集与研究不限于楹联学。楹联学之外，他还有《中国酒文化大典》《中华茶韵》等著述。在书画艺术理论方面他也具有很高的修养，与书画界名家多有交往。他发表过大量的书画评论，并曾为多部书画作品撰写序言，部分文章收录在2008年出版的《雪泥集》中。不过，他最大的成就还是楹联学。他在楹联文学的研究、著述、教育、传播诸方面的建树格外耀眼，格外引人瞩目。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先生曾书写两幅对联赠裴国昌。第一联：“家无长物，坐拥诗书。”第二联：“文章千古存，得失寸心知。”
想想裴国昌的生平为人，我感到这两联既貼切又真实。
这些年我常住太湖西山岛，这里是我的家乡。我的家就在有名的石公山下。老裴经常来看我，我们一起玩一玩，说说话。
去年他身体还不错，我因此有个计划，今年约他再来西山。我想介绍一些新朋友给他认识。没想到他被最近这一波新冠疫情给找上了。他的症状很严重，春节前就已很危险，一直扛着、拖着。终究是年纪大了，八十八岁的人了，最终没扛住。
2023年2月1日18时23分，老裴走了！
我很怀念他！
我们来来往往几十年，有时候我觉得他这人就是个疯子，他那个楹联梦就是一个疯梦。他疯得有价值、有意义，疯得不同凡响。我常常被他这疯病感染，陪着他一起疯。
2023年2月16日 太湖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