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人马伯妈
国营千山红农场是1958年由湖南省第四监管劳改农场撒走后改变而来的，1961年建立省属国营千山红农场，为省管辖正县级农垦企业。
马伯妈的丈夫张同刚（1922.11一1995.7，）是一九六三年由湖南省常德地区西洞庭农场调到千山红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兼场长的，是一位参加革命早，对党忠诚，经历过各种考验的老干部。 我懂事以后就晓得我们一家和农场武装部单部长一家（福生家）以及张书记一家（马伯妈家）关系都特别的好，平常来往得也比较近，这大慨都是缘于几家都是北方人的缘故吧。听我母亲讲，我父母亲当年在西洞庭农场工作时就与马伯妈他们一家就认识了，所以到千山红农场后两家就走得更近了。 文化大革命之前，千山红农场里基本上都是南下老干部当家， 文革开始之后，在农场工作的那一批老干部基本上都被打倒了，并且都被罢了官，或多或少都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当年受到伤害最大地就是马伯妈的老头子。
马伯妈本名叫马密珠（1924.07一2019.02）和老头子都是出生在河北某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九四九年老头子随大军南下到湖南工作，马伯妈后来才从老家出来和老伴生活在一起的，俩老口一生养肓了五个崽女，为了这个家，马伯妈一生也没有走出家门去谋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是任劳任怨地守在家里相夫教子照顾老人，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因为没有一份正式的工资收入，到了晚年就靠老头子去世以后单位上发的一点点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生活。她的几个崽女都先后成了家，因为受市场改革的影响，几个孩子都先后下了岗，生活走入了低谷他们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孝敬母亲。虽然说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但好在马伯妈心怀宽阔，不被眼前的困难所困扰，而是每天都快快乐乐的，满脸笑着过好每一天。老人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我讲，比起以前的日子，现在的生活强一百倍了。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母亲因为要回河北老家奔丧，就把我留在了家里由我父亲带着我，我母亲不放心，走之前先后又找到福生的妈妈和马伯妈她们，拜托她们有空多关心我一下，我父亲当时在农场派出所任所长，平常工作比较忙，经常到下面分场去办案，马伯妈她们都叫我母亲放心回去，有什么事情她们会照顾好我的。虽说我留在家里父亲边上班边带着我，但我过得一点也不舒服，只要农场里发生了案情，不管是早是晚或半夜三更父亲都会第一时间带头赶去侦破案件，如果在附近办案，案子也顺利当天就能回来，如果案子发生在下面分场案子办得也不顺利，那就一两天甚至一个礼拜也不见父亲回来。经常留下我一个人在家里吃住，场部里的一栋大房子一到下班了人基本上都走了，晚上留下来住宿的也没有住几个人。当时我和父亲住在总场大会议室里的一间原来用做放广播用的小房子里面，旁边也没有其他人住，要是遇到刮风下雨打雷的夜里，我就吓得要命，因为经常听说有人被雷打死的事情发生，只要一遇到了打炸雷，我一个人在家里时，不管白天或者晚上我就躲进被窝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把自己蒙得一身大汗。吃饭是去场部食堂用饭菜票买多少就吃多少，父亲如果外出办案时会留下饭票和菜票给我，有时说是第二天就回来，可是经常是一等两天三天不见父亲回来，饭菜票也沒有了，我人又小，又不敢去食堂找人家借饭票吃饭，或遇到学校放学回来晩了点，食堂下班了没有饭吃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了星期六，星期天食堂里休息没有饭吃，家里也没有其它一点食品可以吃，经常饿得我头昏眼花，口里吐清水，不久身体就出现了毛病。
有一天我正坐在教室里上课，突然感到眼前一黑，晕倒在课桌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班主任彭老师亲自跑到场部里，找到马伯妈把我背到总场医院找医生看病住院治疗的。因为当时通讯十分不便，找不到我父亲在哪里办案，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输液，等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偌大一个大病房里就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里面，一盏小电灯泡吊在病房中间显得阴森森的，我醒来后吓的不行，叫医生也没人答应，我自己就把输液针头拔掉了，起来后觉得头晕全身冒得劲，一个人东倒西歪地朝家里跑去。回到家门口一看，一把铁锁还是我早上去读书锁后的摸样，我知道父亲还没有回来，食堂里早已关门下班了，家里也没有一点东西吃，肚子里一天都没有吃过一点东西饿得咕咕只叫，又冷又饿，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马伯妈要吃的，是马伯妈収留下了我叫我吃了饭，并告诉我，她一直在病房里陪着我，准备做好饭以后就给我送过去，我在马伯妈家里吃了二天后，父亲才从办案现场回来把我接回去。
一九六八年十月，马伯妈的老头子被农场“革命”造反派以千山红农场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了，我的父亲也以“保皇派”的罪名被罢了“官”，调离开了公安系统。马伯妈一家下放去了离千山红农场最偏远的一分场一队，我们一家也被下到了一分场三队。第二年八月我父亲和张书记又一起被农场革委会安排去了地区“五七”干校劳动 。 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张书记请假回来拿一些厚一点衣服的同时，又托人给我们家里带信，要我母亲也给我父亲带几件厚点的衣服给我父亲，因为张书记第二天早上就要返回干校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当天晚上，就把我父亲要的衣服送到张书记他们家里去。因为眼看天色已经晚了，母亲只好把带给我父亲的衣服包好后，叫我立刻动身把衣服送到马伯妈家里去，并嘱咐我晚上不要回来了，就睡在马伯妈家里。我们两家虽说只隔一个队，但两队之间相距有四五里路远，途中荒无人烟，没有一户人家，那条路也比较偏辟，平常也很少有人走，并且还要经过一个叫“老腰港”的地方。老腰港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牛脚眼”里淹死过一个只有十几岁的一个后生子的怪事，在当地谣传得十分吓人，当地人只要一讲起“老腰港”哪个地方，都说那里闹“鬼”，白天也很少有走那条路，晚上就不敢走哪条路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也是硬着头皮往那里走的，当年我还不满十一岁人也瘦小，虽说胆子也算大，在路上没有碰到“鬼”，但在经过那个路段时，真的是被那里的各种动物地鸣叫声吓出了一身冷汗来，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跟在身后头一样，不时地回头看看，越走天越黑，越走心里越害怕，最后一段路我是跑着才到了马伯妈家里的，进门时我已经满头大汗一身透湿了，马伯妈看到我那个样子，一边给我铺床一边心痛地问我，你怎么也不叫你弟弟陪你一起来在路上好做个伴？我告诉我马伯妈，弟弟没在家，当晚我就睡在马伯妈家，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家里。
一九七二年底张书记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不久就被调到了地区水电局当副局长（1973.6一1978.3），后调任地区气象局任党委书记局长。我的父亲也是那个时候调出了千山红农场，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地区水电局下属的一个正科级单位担任管理所所长之职。
从那以后，直到十多年前，我条件好了一些以后，我不管多忙都要每年至少去看望一次马伯妈，向老人问好，走时并多少拿一点零花钱给老人零用，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马伯妈，以感谢老人当年的救命之恩，老人也把我当亲人看待，我每次去看老人时，老人都高兴得像个孩子，把家里最好的食品拿出来招待我，使我很受感动。我清楚的记得老人病重时，我去看老人时老人一双干枯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都不愿意放开，嘴里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生怕我离开了她。老人对我关爱有佳，真的叫我刻骨铭心，对待马伯妈的这份感情也一直都坚持到现在，老人百年之后，我一直守护在老人身旁尽最后一点孝心，就是现在我还经常去墓地里祭祀一下老人，以表达我对老人的思念之心。
常言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我的生命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慈祥善良地马伯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