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一本书籍，悟些许道理

读苏霍姆林斯基《要相信孩子》有感

           在教学中如何做到相信学生

      假期阅读了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写的《要相信孩子》这本书。这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启迪，也让我感悟到很多东西。相信很多老师都和我有一样的困惑，我们刚刚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们选择给学生足以多的信任，但往往结果却和我们预期的相差甚远，我们许多次对某个孩子感到生气的时候，我们又何曾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做出过反思呢？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这是苏在《引导儿童自觉地改正错误》这篇文章里的建议。“我们做教师的应该像果园的园丁精心地照看嫁接到野生植物上的果树，爱护它的每一枝、每一叶那样，爱护和保持孩子们身上的一切好品质。任何时候也不要急于去揭穿儿童的不好的、错误的地为，不要急着把儿童的所有缺点公诸于众，而应当让儿童发挥内在的精神力量来克服自己的缺点。让集体看到的首先是每个儿童的优点，这才是育人的艺术所在。”一开始就把孩子的缺点暴露于集体之中，这会让孩子失去了做一位好孩子的积极性，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孩子的自尊心。我们在实际教学中，难免有时会当众批评犯错的学生，在集体的面前无形当中损害了孩子的自尊心，现在想来十分惭愧。

      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案例，给我带来了很多反思，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去做才会更好呢？在这本书中似乎找到了答案，也找到了我身上许许多多的毛病，就是这些不好的教学习惯和行为让我和我们一些学生们距离越来越远。

       或许我们更应该学会像作者那样，去引导他，做一个有耐心，有智慧，愿意倾听的老师。让学生慢慢接受你，从而接受来自你的引导呢，首先，还是需要孩子对你信任，那怎样才能取得学生对你的信任呢？正如程颐说的：“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教师对学生的真诚是一种教育力量，学生只有感到被信任，才愿意去接纳老师。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度和接纳度有多高，对老师所传递的教育影响的接受度就有多高。教师要相信学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并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相信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并帮助学生相信他的老师即使对他的某些行为和想法不认同，但是，他在老师的眼里仍是一个有潜力和有价值的人。只有你对孩子毫无保留的信任，才能赢得孩子对你的信任，让互信的力量生根发芽，冲破与学生之间的隔阂。

《历史上的理学》读后感

     一、阅读书目：《历史上的理学》，作者：包弼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主要内容：《历史上的理学》是一本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的书。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去研究理学，同时又兼顾了对理学哲学的阐释，既揭示了理学是如何产生并传播发展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又说明了理学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何会呈现如此的面貌，以及方案为何会被广大士人群体所接受。本书通过对理学产生及演变的历史背景的考察，揭示了从宋到清一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脉络，是一部跨领域，长时段的研究著作。

      三、学习感受：

      包弼德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宋明理学，也就是所谓的“新儒学”，它是“在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儒学”，是“一场从北宋二程的哲学观念发展出来的思想运动”。从一般读者的角度来看，儒学——无论新还是旧——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早就成为王朝专制统治的工具（当然，这只是一般的传统认识）。由于具有“学而优则仕”的强烈入世情结，儒家知识分子似乎总是活跃在体制内，或者忙碌在通向体制内的道路上与过程中。其实，儒生们并非只能当丧失了自主性的臣子，只能匍匐在皇权的脚下。比如，我们也会经常听到“民贵君轻”的思想、高洁不逊的君子气节、敢于冒犯君上而不惜一死的勇气，甚至也有归隐山林而不从俗的士人，这一切大概也都来自满腹经纶的士人那自以为掌握了“大道”的自信与有典可依的正义感。但作为封建王朝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官学”及其载体，儒学/士人所伸张的正义基本上还是发生在体制内的政治过程之中，归隐多数也只是在等待着一个“一朝选在君王侧”的机会罢了。也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很少有人想到儒家还会提供某种体制之外的选择。但包弼德先生的研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视角，给我们指出了一种不同的儒学传统，从而又再次丰富了我们对自身传统之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知。

      作者研究的特色之处就是舍弃了政治史研究的视角，而是从社会史/地方史的角度研究了理学。正是由于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颇为不同的理学的形象。这个新形象就是理学家的私人性和地方性取向。通过内在的发展，理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从而使现实政治与德性分了家。这并不是说理学家反对政治的德性，而是说，理学家突破了以往那种王朝政治必然具有德性的旧说（某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使官方的教化不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从而使道德“私人化”了。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士人不必通过科举取士参与现实政治就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这样的一个转变，使士人多了一个选择，进可以驯化君主，退可以修身立德。理学在这里的贡献就是，使士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学”而完善自我，并掌握使自然与社会和谐运转的“道”。“学”的终极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入世的“仕”。这就提供了参与主流政治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

      同时，西方的汉学研究是世界范围的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大量富有新意的成果，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译成了中文。这些成果提供了一些我们没有的视角，是一种不同且新颖的研究范式，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艰难地“蜕变”

    ——读《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有感

       利用寒假的时间，我拜读了徐中约教授的著作《中国近代史——奋斗的中国》，这是我在大学时代买的最厚最重的一本书了。如今再读，更觉历久弥新。一本好书就像一杯好酒，经得起岁月的酿造，愈久弥香。

    正如前言所提到的，作者徐中约教授作为美籍华人，长期身处欧美学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也试图超越意识形态、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局限来审视中国的近代史，客观冷静的表达“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的立场，很多历史的解读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段浓缩的、剧烈变化的历史。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内有起义、守旧、改良、革新、革命各种力量碰撞之下的社会构造的瓦解。在外力的冲击和内部的矛盾中，中国近代社会不断新陈代谢。在近代这个大舞台上，各种力量、阶级、人物粉墨登场，我方唱罢你登场。总有一幕幕的精彩等待着看官们，当然其中也有还没来得及报幕，就被淹没在历史洪流里的遗憾，也有该要谢幕了，还有不愿下场的尴尬上演。正是它的纷繁复杂、模样多变，才有了历史研究、历史阅读的趣味。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动机，展开了一种机智的、暗含幽默感的、富于独到见地的陈述甚至刻画，让人读来欲罢不能，在徐先生的笔下历史不再枯燥、刻板，尽显栩栩如生。

       本书对于近代史的时间跨度，确实引起了人们一定的兴趣。将我们熟知的100年的近代历史，向前回溯到明清之际，整整横跨了400年的历史。实际上，本书重点描述的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段近代史，即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的中国。正如徐先生所说，中国人研究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为探究民族盛衰的原因，势必要将眼光放得长远。再说，历史从来都不是割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历经五千年的风吹雨打，辉煌耀眼的古老中华文明一直是西方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但是到了近代，那曾经的引以为傲的伟大光环已然黯淡无光。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伴随着西方的铁器枪炮一落千丈，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怎样一步步一步步演变为现代社会的呢？近代的衰落除了制度的落后，还有原有封建思想的愚昧。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历史的拐角处，总有那么几个人因为顾及自己的利益得失、颜面好坏，抑或所谓的掌权者维护本该一文不值的大清尊严而枉顾国家人民的利益。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刻画，不免让人神伤。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九章《第二次条约的安排——耆英的新外交》。当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古老的东方不得不与西方展开了所谓的外交，作为外交大臣的耆英走入了历史的舞台中央。面对气势汹汹的列强，耆英只好用一种类似打太极拳的方法把两种文明冲突合在一起却又若即若离。书中写到“鸦片战争后，耆英以中国与西方第一批条约的签订人身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丰富多彩、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人”。但是他的安抚、亲善的个人外交之策，恰恰验证了在近代中国，清政府的一味妥协、自作聪明、左右逢源的形象。那时的中西碰撞，岂是一个外交大臣能够调解的了的，最终的耆英也就落得个自尽的悲壮下场。推动历史发展的，除了无能为力的周旋，更多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为生存、为自由、为强大、为明天的探索与奋斗。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这才是促使落后的儒家帝国艰难的向近代中国蜕变的真正力量。当今的中国，早已“换了人间”，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框架。当今的中国，早已挣脱过去落后、挨打的境地，变身为世界强国，几百年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就蕴含其中。

    历史是没有尽头的，对历史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阅读此书，最大的感触就是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尽信书不如无书，作为一个历史老师要有的严谨，将自己的历史视野、历史思维放得更远。

      我也思考当下的历史教育，老师们包括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教材中所谓的学科重点，在处理历史育人的价值方面也是显得刻板，太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忽视历史本身的兴趣、历史的博大、历史的多样、看历史问题的角度。蒋廷黻先生说过，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砌和史实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历史老师绝不是一个灌输历史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有自己的历史专业素养，除了对历史的博览，还要有自己的历史思维，能够为孩子们呈现客观真实的历史图景，也能带孩子们拨开历史的面纱，找寻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读《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有感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大门，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耻辱。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汗牛充栋，茅海建先生的《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一书，全面梳理总结了清政府在军事、外交领域全面落后的历史事实，深刻阐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两国交战，最基本的或者最表面的就是两国军队的较量。按理说，坐拥本土之利的清朝军队即便无法取胜，也应该能够与西方军队殊死一战，给予其重创。这样的战斗确实也曾出现过，只不过屈指可数，更多时候是一战即崩溃，甚至是望风而逃。缘何至此？

       清朝的军制是清朝军队丧失本土作战之利的关键因素。虽然清朝坐拥80万军队，但清朝的军队全部分散驻扎，最少的地方只有区区数人。如此一来，如何迅速集中部队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战争伊始，清朝政府只能大范围调兵，往往不等军士集中，战争已经结束，失利的苦果早已吞下。

      与军事上的全面落后相比，观念上的全面落后更为可怕，这突出表现在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之上。秉持着“天朝上邦”和“华夷有别”的理念，清政府将外交的主要着力点放在了如何禁止外国公使入驻北京。这种今天看起来在正常不过的外交惯例，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犹如塌天之祸。无论是咸丰还是同治，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曾国藩，皇帝与朝中大臣均认为外国人进京不合礼制，就连民间士绅也认为段不可行。

      颇具嘲讽意味的是，对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与船钞、战争赔款等核心利益，清政府全然不在乎，咸丰帝甚至想通过关税全免来换取外国公使放弃入京。很多西方国家甚至不废一兵一卒便获得英法通过战争获得的所有权益，只因清政府压根不关心所谓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即便无法阻止公使入京，清政府依然在公使能不能觐见皇帝、觐见皇帝该行何种礼的问题上纠缠不清。1873年，清政府终于同意西方公使实行西礼觐见，此时据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33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进行到第6个年头，《物种起源》已经发表了14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敷设成功已经过去7年，而清政府依然将注意力放在行不行三跪九叩之礼上，可谓荒谬至极。

       这是一个全面坠落的传统帝国，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活在极其狭隘的世界中。他们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一切变革，在一次次吞下战争失利的苦果之后，仍不知悔改。

       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例。鸦片战争之后，两广总督肩负着与西方各国公使打交道的“外交”职责，但他们仍然秉持“华夷有别”的观念，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打交道，努力拒绝西方公使提出的任何诉求。比如，英国人坚持要入广州城，而清政府官员、士绅、百姓竭力阻止。两广总督徐广缙甚至不惜捏造圣旨来回绝英国人要求进城的诉求。他的继任者叶名琛更是将消极抵抗进行到底。每当他收到英国人的入城请求，他总是第一时间给予回复，用最和缓的语气拒绝英方的任何需求，他试图用一种最消极的方法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这种不和西方外交惯例的方法又使西方使节极为恼怒。同时，为了迎合上意，叶名琛不断编造假消息骗取皇帝欢心，上行下效，他派出的情报人员也不断编造假消息来迎合他的想法。基于此，皇帝和他都做出了谬之千里的决策，最终落得自己被英国人逮捕的厄运。

       叶名琛们在拒绝西方使节的需求时，往往喜欢用民意来说事。民众对外国人进城一事民怨颇多，为了双方安全，还是暂缓入城。看似他在保护民众，实则利用民众的仇外情绪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后果。

       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那样：“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在个帝国主义百般蹂躏的大环境、大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相比，有其特殊性。……仇外情绪使得这种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有其容易走极端道路的血缘遗传性的缺陷。”如何利用民众的仇外情绪是个大问题，若有效利用，可激励大家奋发图强，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如有意扭曲，则必然会出现盲目排外的恶果。从义和团到前些年的打砸抢，再到近来日趋严重的中西对立，历史无数次证明盲目仇外，害人害己。

        作者对民众的反入城斗争是这样评价的：“若将其提到‘反帝反侵略’的高度上去褒扬，则无视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自我降低了我们的认识水准，也模糊了中国近代反帝反侵略的真正方向和意义。”如何斗争，是个包含大智慧的问题，绝对不是摆出一副老子最横、见谁怼谁的姿态就可以，也绝对不是利用仇外情绪，诱导东西对立那么简单。那一定是一个需要系统思考的问题，需要智者去厘清迷雾，找准方向。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谓落后，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观念。如果总想着把闭关锁国写成“自主限关”，那无疑就是又一次落后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