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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小时候，对于节日印象，除了春节，最深的就是在每年的五一、十一的晚上去看焰火。我们常去的地方是胡同口外临街的一处房子，这房子有很高并且很宽的窗台，大孩子把我们小些的放在窗台上，然后自己用手撑住窗台，尽力的跳上去，返身坐好，就成了极好的看台，既舒适又开阔。胆大的孩子会站在窗台上，我胆子小，从没敢站起来过。放焰火之前的等待很是让人心烦，一些粗大的探照灯光柱在天上晃来晃去，忽然停住不动，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扫帚形状。后来当我有机会在节日夜晚，亲身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节日焰火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这里和在别处看到的探照灯光柱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扫帚的形状，光柱从广场的四周照向广场的上空，聚焦在退款的中心，就像一把巨大的雨伞，撑开在广场的上空。
随着一阵隆隆的响声，礼花弹快速的窜起，在空中绽放出各式花朵，时而菊花、时而麦穗、时而波光闪闪、时而鸟语声声。更令人神往的是有时当一轮烟花落下之后，会有一些红色的小球漂浮在空中，犹如一串串小红灯笼，久久不息，别人说这是降落伞，会在空中飘上很久，曾被有的孩子捡到，拿回家去缝了被子！
那时的五一和十一，除了晚上放焰火，白天还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为了节约，六十年代取消了五一的游行，而十一的游行则一直延续到了七十年代。
第一次亲身参与国庆活动是1965年。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被选中参加国庆活动，任务是在广场上用花束组字。内容并不复杂，可是训练很辛苦，国庆节这天天气很热，有的同学都被晒晕了。那时都把参加组字看成是莫大的荣誉，因为这意味着可以见到毛主席，实际上离的那么远，基本是啥也看不请。实际上在整个游行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把那束纸花举在头顶上，不光是天安门，连游行的队伍基本上也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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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够看到天安门，是在游行队伍走完以后，广场上的人群有一个涌向天安门的程序，这时候就没有什么规矩了，大家都向着天安门跑，最后全都挤在一起，嘴里不停的喊着万岁，只有这时候，才真真切切的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那一排模糊的身影，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毛主席那时总是穿一身浅灰色的衣服，而周围的人一般都穿深色的衣服，因此看到那个似乎比别人都高大一些的浅灰色的身影，自然而然就知道，那就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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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了，没有人来通知我们参加国庆的活动。
1968、1969这两年我读初中，当时的中学教育基本不学知识， 我们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搬砖、和泥、砌防空洞。那时在晚上的新闻联播中经常会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每当有新指示发表，所有学生都会自觉的赶到学校，步行去天安门游行，并且在其后连续游行三天。在校期间还要在夏收和秋收时去农村劳动，每次历时一个月。这么说吧一直到到毕业，我们的数学第一册才学了23页。
这两年的国庆节我们学校依然是参加组字，庆典的程序与以往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在庆典上讲话的由彭真换成了林彪，这位付统帅当时正如日中天，但他讲话的声调却让人很不舒服，听他讲话总觉得他有点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1966年的国庆节到来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聚集到了北京，这年的国庆庆典自然就成了一次对红卫兵的大检阅！以往的国庆庆典时间都是固定的，一般中午之前就结束了。而这一年已经没有什么规矩可言，无数的红卫兵以朝圣般的热情，像潮水般从天安门前涌过，队伍没接受过什么训练，穿戴也就是平时的衣服，只是多了一些红旗。队伍的行进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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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被分配进一家工厂当工人。这一年的国庆活动，我终于得以离开花边，进了一步，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我们参加的是首都民兵师，分为许多个方队，每个方队手持不同的武器，我们这个方队的武器是火箭筒，一排人肩扛火箭筒，一排人身背弹药包，跨着正步从天安门前通过。步幅、步态都有严格的要求。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严苛的训练在军人的指挥下一丝不苟。
训练之余，开会和学习也是主要的科目。在会上，发言和表态必不可少。这天，开了一个全体的誓师会，由每个班的班长作为代表在会上发言。说实在的，所有的发言大同小异，没什么实质内容，也没什么人认真听，有一个姓张的班长，在厂里的食堂工作，还是厂里的优秀职工。这天他发完言，照例要带着大家喊几句口号，他喊一句，台下的人们跟着喊一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打倒刘少奇！”
“打倒×主席！”
突然喊出了这么一句，霎时间全场像是凝固了，好半天没有人说话。好家伙，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反动言论，这位老兄还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愣愣磕磕的看着大家，很奇怪大家怎么不跟着他喊，好一会儿，军代表才反应过来，走过去把这位老兄从台上拽了下来。谁心里都知道，这只是口误，可这口误也说的太清楚了，他就是长出十张嘴也择不清楚了，第二天，就给发到厂里的劳改队去啦（这劳改队是厂里专门给一些有历史问题，或是在运动中有各种问题的人预备的，专门从事一些又脏又累的重体力劳动。直到我们国庆活动结束后回厂上班，这位老兄还在劳改队呆着呢）！
转眼又过了一年，1971年8月份，又到了国庆游行练队的日子。这一年我所在的工厂仍然是参加首都民兵师，这回不扛火箭筒了，改为一人一挺机关枪。这可挺不错，起码比去年那个弹药包带劲，说是弹药包，里头其实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弄个行李卷背了俩多月！
还没高兴两天，事情又有了变化。我们单位属于地质系统，这次国庆游行地质系统专门有一个方阵，在方阵的中心是一辆彩车，不知哪位的主意，要在彩车周围组织一个几百人的民乐队，边行进，边演奏。这个构思倒是挺新颖的，以前见过军乐团，可这么大规模的民乐队还真是少见。当时我们工厂有个民乐队，规模还不小，所以很自然的以我们这里作为基础组建乐队，乐器主要挑选笙、管、笛子、唢呐等吹奏乐器和板胡等弦乐器组成，另外加上锣、鼓、镲等打击乐。
会吹笛子的人最多，唢呐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让一些吹笛子的现改成吹唢呐，倒也不太费事。吹笙的很少，笙这种乐器想要在短时间内学会很困难，因为笙的演奏方法和其它的乐器都不相同。我当初学会吹笙也是因为乐队里没有吹笙的，练了很长时间才能熟练掌握。
这天来了一位兄弟单位的师傅，将近五十岁年纪，自我介绍是会吹管子，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吹这东西，已经几十年了。单位领导听说以后，对他来参加国庆游行非常支持，马上派他去买管子，无论如何也要买到，第二天师傅把管子买来了，并且到苇塘采来芦苇亲手制作了哨子，从这点我们就觉得这位师傅真够专业的。我这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乐器，约莫一尺来长的一根木管，上面有孔，并箍着一些铁圈，形似唢呐，但更加粗壮，下头没有喇叭口，所用的哨子比唢呐要大上不少。师傅拿起来吹了几声，声音比唢呐要低沉一些，很有特点。
既然是参加游行，那一定要在行进中演奏，笛子，唢呐，笙等吹奏乐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板胡平时都是坐着拉，现在要在行进中演奏，首先得想办法把琴固定在身上，对立的钳工师傅用铜片做了一些托板，让拉琴的人别在腰带上托着胡琴，果然能够在行进间进行演奏了。前几年，乐坛出现了许多民乐的演奏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风格都是传统与现代结合，也是用一个托板把二胡、琵琶等乐器托在腰间，且奏且舞，很受观众欢迎。当时看了不觉暗笑，可惜我们当年的演出没能实现，否则可真就成了十二月坊们的前辈了。
民族乐器的音色本就偏重高音，厚度不足，百十来人的乐队凑在一起，那动静简直能把排练的礼堂顶子掀掉，指挥手里提着一对铙钹，要说话时先使劲敲上一通，这才能安静下来说话。练了几天，无论怎么费劲，就一个字：乱！弄得指挥一脑门子官司，干没辙。这天索性发了狠：“今天一拨一拨的来，我挨个听！看到底是谁的毛病！笛子先来！”几十根笛子的大合奏，谓为壮观，还挺整齐。当然，这种大合奏就谈不上什么音色和力度的变化。吹齐了就不错。第二拨是唢呐，比起笛子来，虽然人数没那么多，但气势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唢呐的音色极富乡土气息，十多支唢呐的齐奏更是充满了霸气与豪气。当然，在表演的过程中时不时的出来几个怪音，对这些业余演奏者来说，嘴上没有功夫，也是在所难免。“嗯，还行，还得练啊！”
下面一拨是二三十把板胡和二胡的演奏，民间会拉胡琴的人很多，大多数人的演奏功力都不弱。和刚才唢呐的强悍比较起来，悠扬的琴声竟让人感到一丝轻音乐的味道。随后是笙的演奏，笙在民乐队里是一种很特殊的乐器，它的演奏方法有别于乐队里所有其它的乐器。独特的和声效果可以把乐队里其它个性鲜明的各种乐器的声音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平时大家很少听到笙的单独演奏，更是鲜有机会听到笙的合奏，虽然只是一支普通的曲子，却让大家听的如醉如痴，以至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轮到了管子，这一吹不要紧，虽然只有四个人，可根本听不出他们吹的什么！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指挥使劲敲了几下手里的铙钹：“停！停！你们这吹的什么呀？干脆，一个一个来！”闹了半天，感情这里头真有个滥竽充数的，前三个都没问题，到最后一个，就是那位五十来岁的师傅，原来这位老师傅吹了几十年的管子，竟然不知道得按着曲调吹，只是两只手乱按一气，您说能不乱吗！指挥都给气乐了：“您这儿吹什么呢？”“我自小就喜欢这东西，我们领导特别支持。您看这东西也买来了，我回去不好交代。”老师傅语无伦次的说着，眼瞅着眼圈发红，眼泪就快下来了，指挥受不了这个，紧着说：“得，得，我没说让您回去，这样，您呐，抓紧时间练练识谱，等过两天领导审查的时候，您先别出声，行吗？”“哎，行！只要不回去，怎么都行！”指挥给那位吹管子的师傅指派了专人教他学习乐理知识，但他硬是油盐不进，每天来了就自己在那儿自得其乐，还好，每到重要场合就让他跟着比划，不许出声，倒也相安无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乐队逐渐走入正轨，几支曲子已经很熟练，开始进入行进中步伐的演练。
这天是九月十四日，一早起来，天气有些阴沉，乐队成员照例在礼堂集中准备排练，每天早早就等在现场的指挥，今天却迟迟不到，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指挥才从门外走了进来，面色凝重，一同进来的还有军代表和厂长。这回没等指挥打镲，蛤蟆吵坑似的礼堂立刻安静了下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斥在每个人的心里。指挥走到前面，面无表情的说：“上级决定，从今天开始所有人回原单位上班。”全场一下子炸了窝，这个消息太突然了，面对大家的各种疑问和不解，几位领导没做任何解释：“解散！”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几天以后，一个同事挺神秘的给我看一张当天的报纸，他指着头版头条的消息让我看，我挺奇怪：“这怎么了？”
“你念念！”
“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赛拉西一世，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
“这又怎么啦？”“你看看缺谁？” 我早就看见了，这几年但凡毛主席会见外宾，总是副统帅陪着，但我压根就不敢往那儿想：“说什么呐？怎么可能啊，谁还不能有个头疼脑热的呀？” 同事莫测高深的对我笑：“你等着瞧吧。”
还真没怎么等，很快就公布了消息。
副统帅跑了！
这次事件对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每个人的命运都因此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改变。当然，这些在当时是无法感觉到的，当时受到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从此取消了在节日举行群众游行庆典的惯例。
对于我来说，一个额外的收获是，从此我牢牢记住了三个单词，一个人名：海尔·赛拉西、一个地名：温都尔汗、还有一个复合词：折戟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