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我于沈阳机电工业学校毕业，入职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工厂位于铁西区云峰街5号，成立于1936年，当时叫大陆株式会社，解放后隶属沈阳市i机电局，第一机械工业部阀门行业排头兵。1975年有职工2400多人，在沈阳属于中大型企业。
在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培养下，师傅们的教导下，同事们和工友们的帮助下，我从一名普通的工人逐步成长为主管工厂经营的副厂长。不论何时何地，我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离开工厂30多年了，每当想起工厂的往事，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个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后，都要到车间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根据需要调整工作。我分到四车间，是全厂最小的一个机械加工车间，主要生产一些特殊的专用阀门。车间不到100人，有车、钳、铣、刨、磨、电焊等工种。那时有句话叫“车钳铣没有比，铆电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翻砂也就是铸造，那时的工作条件差，一天工作下来，全身脏兮兮的，还容易得矽肺病。我分到车工一组，操做1.25米立车，师傅杨春联，1958年入厂，技术熟练，干活麻利，为人热情。新入厂的徒弟，每天有几件必须做的事情，送饭盒、打洗手水、擦床子上润滑油、清扫铁沫。小徒弟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送饭盒，师傅们把饭盒放在一个铁笼里，一般都是带生米，需要淘米放水，再放到大蒸笼里，吃饭前把它取回来。那时没有洗手间，要打热水回来，有一个专用的水车，推着去开水房，打好水再推回来，给师傅们洗手。开始工作前，要给车床导轨浇润滑油，停止工作后，要把导轨擦干净，再浇上油。收工时要清扫现场，把铁沫扫到一起，再放到专门的车上。
当时的车床主要有两种，卧式车床和立式车床。我操作的立车是小型的，（我厂最大的立车是3.6米，那时沈阳最大的立车是8米）比较容易掌控，在学校时，经常到工厂实习，学到一些操作技能，在师傅的指导下，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也叫下床子了。对于车工来说，玩的就是一把刀，车刀磨得好坏，主要体现在使用寿命和工作效率上。那时对工人考核的就是完成工时和刀具损耗。所以要时时琢磨怎样磨好刀，看其他师傅怎样磨刀，学习他们的长处。
车工班是两班倒，早班6点上班，下午2点半下班，晚班下午2点半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中间有半个小时吃饭。早班下班后，晚班上班前，经常有班务会，时间都不长，讲讲班里的事情或者学习一些文件。基本没有加班，主要靠提高效率，超额完成任务。班里主要是年轻人，干起活来个个生龙活虎，机器轰鸣，铁屑飞溅，一副大干快干的劳动景象。
在车间劳动了不到2年，1977年7月抽调到生产计划科，开始了新的工厂生活。
生产计划科是全厂生产指挥的中心，从年度计划的制定到具体的实施，直到统计最终成果。我的职务是计划员，负责编制年度和季度产品出厂计划（我刚到生产计划科时是计划和生产在一起，以后分成计划科和生产科，我在计科）。 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对生产资料实行统筹计划安排。就阀门来说，各个使用单位如油田、电厂、煤矿、造纸、化工等企业，先将年度需要的阀门上报到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汇总报到一机部产管局，交由各通用局安排所管辖的企业生产。我的师傅潘玉柱，1953年入厂，是一名老计划员了，他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可以盲打。言语不多，业务精通，对我极好。每年他都被借到部里，协助部里的同志，将全国需要的阀门安排到各个生产厂家。每年部里要召开两次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春、秋各一次，秋季是主要的，春季是补缺。每次订货会，潘师傅去部里帮忙，我就代表厂签合同，那时看不到直接用户，只看到几百份合同。一次订货会基本全年任务就排满了。由于潘师傅对全国的阀门厂都很熟悉，所以他分配给各厂的产品都适合各厂的生产状况，同样这些订单也能满足我厂的生产。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订单编制出年度产品大纲和季度产品大纲。除了这两个大型订货会，每年还有机电产品出口订货会，一些专项订货会。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双轨制，除了一些重大改造项目需要的阀门，由国家安排生产，其它需求都放开了，工厂自己找客户。我厂第一次自主召开的订货会是在总后驻沈的一个招待所开的，请来了东北地区大的客户。我厂主要领导全部参加，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巩固了我厂在东北的市场位置。我做为主要参与者，在会上结识了许多朋友，为开展销售工作带来了便利条件。
做销售工作经常出差，那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很难买到卧铺，坐硬座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从成都回来，只买到一张站票，只好想办法提前上车，坐到100号以后的座。火车上人多级了，有点串联时的味道，过道上全是人，愣是坐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再换乘11次回到沈阳。坐飞机就更难了，我第一次走飞机是去长沙参加机电产品出口订货会，坐火车来不及，厂长特批坐飞机，在东塔机场上飞机，机型是伊尔14，载客38人，四起四落才到长沙。飞机上噪音极大，震耳欲聋，心一直悬着，就别提了。
那个年代，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级工会经常组织文艺汇演，各种体育比赛。我厂的排球和羽毛球成绩较好。排球队在机电局和铁西区的比赛中几乎年年都是亚军，在沈阳市的比赛中成绩最好的是第五名。我是副攻，身高不是很高，但弹跳不错，能把球扣在3米线内。那时，中国女排称雄世界排坛，一次来沈阳集训，我们前去观摩，亲眼看到女排姑娘刻苦训练的场景。1984年，国内又掀起了桥牌热，我厂一位老清华毕业生教大家打桥牌，我也跟着学习，学会后一打就是四十来年。
沈阳工业学院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三为作者）
八十年代初，各级组织非常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开办干部培训班。1981年9月，经过考试，我进入沈阳工业学院管理系学习，我班共有学员99名，来自沈阳各行各业，经过两年的学习，获得大专毕业文凭。这些同学毕业后，都成为原单位的主要领导。我回厂后，先任计划科副科长。1984年春节一过，调任我为生产科第一副科长主持工作，6月转正为科长。我与全科所有同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将生产搞得有声有色，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管理方法，解决了以前生产不均衡，月底突击的状况，实现了均衡生产，保证了产品质量和按期交付。
1985年5月，学习的机会再次降临，国家经委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开办了一期干部本科班，招收30名学员，各省选派3人计90人参加考试，按1比3择优录取。沈阳市分到一个名额给了机电局，组织部任部长提议我去参加考试，厂领导大力支持，让我脱产复习。7月进京赶考，发现一门课，书的版本选错了，章节不对，考试前和监考老师反映，老师给了一句：凭老底子考吧。考完回厂，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快到9月开学的日子了，也没有消息，心想没考上吧？突然有一天，收发室值班员打来电话，有清华大学的信，我一听一路快跑，拿到信拆开一看，真的是录取通知书，20年的清华梦实现了！（后来知道，第一次发信到我家，不知何故打回去了，第二次发到厂，我才收到。）
清华大学14号楼，当年最好的一栋宿舍楼。
1987年毕业回厂后，任副总经济师。，1988年到深圳工作了2年多，1990年底再次回厂，任主管经营的副厂长。在商品经济下，产品销售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维护原有销售体系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两个大的改革意见，一是变走马观花为安营扎寨，就是在客户集中的地方，建立销售处，密切与客户的关系，随时为客户服务，在厂主要领导的支持下，迅速在全国十几个地方建立了销售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就是组织相关厂家成套承接大项目所需要的阀门，与大庆油田的一个项目谈定，承包所以的阀门，并负责一切事项，包括供货和售后服务。
1992年下半年，因特殊原因，我再次离开了培育我多年的阀门厂。
三十多年过去，沈阳高中压阀门厂也破产转让，成为一段历史。谨以此小文纪念培育我成长的工厂和我熟知的老领导，师傅们。